杜康打败仪狄成为酿酒始祖，曹操是最佳助攻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杜康是我国酒业公认的酿酒始祖。但是随着我国考古资料的愈加丰富，特别是于1979年在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群中发掘出了一组成套的酿酒用具。这组用具通过实物向世人展示了，早在4800多年前我国古代东夷部族就已经发明出谷物酿酒了。

也就是说，我国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前2800-前2500年间），远早于杜康生活的夏朝（约前2070-前1600年间 ）。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器具：灰陶大酒尊。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杜康是我国真正的酿酒始祖还是有些勉强的。有意思的是，即使人们知道杜康并非酿酒的始源，却仍然将其推重为酒祖，是何道理呢？那么在酿酒的历史中，杜康又是如何一步步进阶为酿酒始祖的呢？

惯性思维的存在

在我国古代，古人在看待事物时有一个惯性思维，就是习惯于把每一项重大发明都附着在一位著名人物身上，借以强调这项发明的权威性和神圣意义。

例如，发明缫丝的嫘祖相传为黄帝的妻子；制字的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左史官；造纸的蔡伦也是东汉时期位列九卿又兼任尚方令的大人物；杜康则相传是比夏禹晚五代的夏朝国君；而另外一个传说中的酿酒始祖仪狄，也有着“帝女”的身份。

仪狄像

所以，古文献在涉及酿酒始源问题时，大多都使用了同一种观点，即把酒的发明与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也不自觉地把与酒有关的活动都联系在仪狄和杜康的身上，进而通过这种远古的定位以确认酒的由来。

《世本·卷一》有言：“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在这一记载中，最先发明酿酒的并非杜康，而是仪狄。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也曾记载“古者仪狄做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做秫酒。”杜康完成的任务是在仪狄的基础上将酒进一步优化，酿出了“秫酒”，即用黏高粱酿成的酒。

文人墨客对“杜康”的偏爱

纵观我国的酒文化历史就会发现，后人对杜康的偏爱，似乎远远超过了仪狄。

汉唐以来，“杜康”作为酒的代名词，经常闪烁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端。曹孟德一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更是将杜康推崇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自此曹操也为“杜康”定下了一个“消愁解忧”的基调。

后人以诗咏酒，提到杜康时，大多都免不了受到曹操的影响。就连江州司马白居易也不能免俗：“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便开眉。”

白居易画像

这种推重杜康的声音逐渐成为主流，杜康为酿酒之始也逐渐为世人接受，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常识”。

即使也有晋陶渊明说，“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元赵更文曾发自肺腑地倾诉，“前有一尊酒，有酒即无愁。吾评仪狄功，端与神禹侔。微禹吾其鱼，微狄吾其囚。人生十九不如意，一醉之外安所求”；但是这种声音被淹没在主流的声音中，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以至于到明朝时女诗人周淑禧就有些愤愤不平，“酺有新糟醊有醨，杜康桥上客题诗。最怜苦相身为女，千载曾无仪狄祠。”这首诗中可能杂糅了周淑禧的个人情感，但是也切实反映出了在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杜康作为酿酒和仪狄相比更符合当时人们的观念，也更加容易让大多数人接受。

所以人们有选择得忽略了仪狄，而将杜康供奉在了酒祖的位置上。

祭祀式的行业崇拜

经过漫长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在流传过程中，杜康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人”，而是已经被符号化，甚至于神化。

现代酒厂（洛阳杜康）祭祀杜康活动

元熊梦祥《析津志·祠庙仪祭》中记载：“杜康庙，在（京城）北城光禄寺内。居西偏，内有天师宫。奉礼部摽拨道士一人，在内提点看经，专一焚修香火。盖为酿造御酒，每日于上位玉押槽内支酒一瓶，以供杜康。”

直到现在，凡是生产酒、销售酒的场所，杜康均被奉为行业神。用祭祀杜康的方式，以寄托“事业兴隆，诸事顺遂”的愿望。这种行业性质的崇拜，始终把杜康推到酒业的最高地位。

再加上，在我国白酒酿造行业中，一些名优酒品都是高粱酿制，而史载第一位酿出高粱酒的就是杜康。所以千百年来，酿酒者和贩酒者与杜康有所亲近也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王赛时，《中国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