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精神的高处

我总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讲点原则，讲点精神的，绝不能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或讨好世俗，而把自己里里外外那点值钱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人可以处在低处，但精神要站在高处。而在这方面，唐代刘禹锡是一个“最可爱的人”，也是值得我们仰视的人。

据史记载，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公元772年，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贞元九年（公元793年），22岁的刘禹锡登进士第，同年再登博学鸿词科。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24岁的刘禹锡在长安通过了吏部铨选，被授予九品太子校书。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任正八品上监察御史，与韩愈、柳宗元等为同事。又两年后，参与户部侍郎王叔文发起的 “永贞革新”。令刘禹锡没有想到的是，改革仅仅风光了五个月就黯然失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就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被贬为外州司马。从此，刘禹锡开始了他一生多在告别，一生在路途上，一直在行走的坎坷人生“新常态”。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也正是由于这种挫折、磨难和坎坷的沉淀，让刘禹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得到了一次蒸馏与升华，他一点点、一步步的攀上了精神的制高点。

刘禹锡身上有着那么一股子不服输、不屈服、不沉沦、不颓废的倔劲儿。愈挫愈坚，愈挫愈勇。不仅有傲气，而且有傲骨。他一生被贬二十三年，历经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所遭受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但是他都坦然置之，淡然处之。最典型的就是“永贞革新”失败后的第十年，刘禹锡被召回京城。

按道理，多年的历练与磨难，应该使刘禹锡身上的张扬个性有所收敛。没想到的是，当刘禹锡与一群好友游览玄都观后，他老先生却挥毫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没想到祸从口出，引起皇上他老儿不高兴，再度遭贬。如此惨痛教训，按理说，该引以为鉴了吧，该管住自己的嘴巴了吧。这你就想错了。

刘禹锡第二次被召回京时，他竟然执迷不悟，故地重游，又挥毫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才就是任性。我们就好像听见刘禹锡他老人家在说“我刘某人又回来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他那铮铮有声的硬气、舍我其谁的豪气、清风明月般的人品和对当权者的蔑视，我不知道你佩服不佩服，反正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因为他这种不怕惹事的倔劲儿，当时有人认为他刻薄不厚道。其实，做人就该有这么点倔劲儿，何必厚道到左脸挨了打，再把右脸伸过去呢。

刘禹锡对权贵是一个样子，但对朋友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古道热肠，有情有义。在元和十年第二次被贬谪时，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禹锡远谪播州，考虑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你看，柳宗元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可是，当朋友遇到难处，他没二话，挺身而出，不吝其身，不计后果。这种情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弥足珍贵。

“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柳宗元又是幸运的，他有了刘禹锡这样一位至交。柳在病逝前，将他未整理好的书稿交与刘禹锡，并于信中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当刘禹锡得知柳宗元病故的噩耗时，泣不成声，悲痛至极，一边立即派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好兄弟柳宗元撰写墓志铭。随后，又用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并筹资刊印，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友。柳宗元的一个儿子，也由刘禹锡收养。“一句话一辈子。”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柳宗元九泉之下也不会孤单。

刘禹锡无论是做官还是做文，从不人云亦云。就像俗语说得那样，给他一块蜡，都能给你嚼出不同的味道来。尤其是他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抗击打能力与幽默感。而这种幽默，是对凄苦的挣扎与超越。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时，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贬官，就故意刁难。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一无怨言，二不计较，还随手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那位知县知道后，又把刘禹锡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触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那位知县知道后，又再次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硬是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

愤怒出诗人。刘禹锡看这位县官，实在欺人太甚，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我这陋室虽然简陋，比不上你住的高楼广厦，但我不跟你比，我的陋室好呀，有青苔长到台阶上，草色青葱，来访的都是鸿学大儒，可以弹古琴，读佛经，跟诸葛亮的茅庐，杨雄的子云亭一样，一点都不简陋呀。每读这篇文章，我都为刘禹锡从容不迫、安之若素的精神所打动。这种从容大度，如余秋雨所说的，是“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李敖说：“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我的地盘我做主。 刘禹锡就是这样，他是秋天排云直上的鹤，他是风云独享的行者。他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我想，一个能让一个朝代不知所措的人，一个能在体制内吼着一个独特的更具价值的声音的人，在唐不多见，于今更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