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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重构与乌托邦想象

 安然自得888 2019-09-03

                                   ——评李少君诗歌

 

                                            张伟栋

 

    与李少君的批评家身份比较而言,他的诗歌写作并不如前者那样显赫,但无论如何,当我们阅读李少君诗歌,那些密集的诗行所吸引我们的在于它们所呈现令人驻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当下的生存情境,恰恰给人以抚慰和安静,在他近两年的作品中,私人生活和公共视角不断地交错,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力量和由此而来的骄傲与固执,正是来自于他对当代生活细致的观察以及在观察中随时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描画。在当代诗歌众声喧哗的混乱中,李少君的诗歌以及其对诗艺的孤绝努力都展示出了一种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它要求对那些抚慰人心的力量予以认同,它在企及日常生活的根以及由此而来的澄明的诗意。正如刘复生所说:“李少君的诗,在我看来,正在有意地逼近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古典气质。”[1]

    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在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形成了一个高峰,这之后除个别诗人以外,整体都陷入某种惯性的写作当中,它带来的则是匮乏与平庸。无疑,自从诗歌被发明以来,诗歌的书写一天都没停止过,但这种匮乏与平庸与新诗史上的那些高峰相比显得更加暗淡,它也再一次证明,诗歌从来都是天才的事业。九十年代以后,在愈来愈加速的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经验的贬值以及有着贬值而产生的经验的贫乏,正如本雅明所说:“经验已贬值。经验看似仍在继续下跌,无尽有期。只消浏览一下报纸就表明经验已跌至新的低谷。”本雅明所描述一战后的精神世界的图景与我们今天的处境相参照来看,仍有着在结构上的同构性,他写到在一战后“经验从未像现在这样惨遭挫折:战略的经验为战术性的战役所取代,经济经验为通货膨胀代替,身体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操纵。”[2]在今天,虽然我们每天在互联网上被大量的真实或虚拟的经验所教导着,但这些经验更多的拥有的是符号性的表征,而非活生生的体验,个人生活表面上看来从未有过的丰富与复杂,却被郁闷和空虚的情调所把持着,经验越来越成为一种无力的话语,它带来的是微茫的可能性。因此,今天的诗歌写作,不仅仅要展示一种语言的可能,同时它还要表明某种生存的可能,也就是福柯晚年所致力于的关于自我和自身的伦理关系的探讨。而这种探讨现在看来还处于艰难的筹划与努力的方向之中。

    李少君的诗歌及其所积极作为的诗歌评论无疑也在这种努力当中,他近年所提出的“草根性写作”可见一斑,尽管这里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我们看到李少君所倡导的关于“草根性写作”的四个主张,即“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3]所呈现的雄心与抱负,也意在重构我们的精神图景和探讨我们的生存经验的可能性。李少君近两年的诗歌,在主题的设置和语言的选择上都很他的“草根性写作”有着内在的亲缘性。《恩河之夜》、《某苏南小镇》、《佛山》、《下九华山》、《雪国》等带有强烈地理特征的诗作,毋庸置疑地回应着诗人的本土性的体验,与九十年代甚为流行的“旅途中的诗歌”不同之处的是,这些诗作传达着某种地缘性效应。在语言的转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超出自传”强劲的音调。正如希尼说阐明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诗人需要超越自我以达到一种超于自传的声音。当事情如此发生时,在诗性言说的层面上,声音和意义像波浪一样从语言中涌出,在那如今比个人所能的期望的更为强劲和深邃的形式之上,传达出个人的声音。”[4]即使在李少君单纯个人抒怀的作品,地理的元素和地缘的效应,也作为一个潜在的基调暗暗地贡献出力量。

 

在大都市与大都市之间
一个由鸟鸣和溪流统一的王国
油菜花是这里主要的居民
蚱蜢和蝴蝶是这里永久的国王和王后
深沉的安静是这里古老的基调

这里的静寂静寂到能听见蟋蟀在风中的颤音
这里的汽车象马车一样稀少
但山坡和田野之间的平缓地带
也曾有过惨烈的历史时刻
那天清晨青草被斩首,树木被割头
惊愕的上午,持续多年的惯常平静因此打破
浓烈呛人的植物死亡气味经久不散

这在植物界被称为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暴戮事件”
人类却轻描淡写为“修剪行动”
             ——《某苏南小镇》

 

    苏南小镇的自然风物被裹挟在“斩首”与“割头”的“暴戮”气味当中,这气味的“经久不散”使我们可以倾听到一种刻不容缓的紧张。如果注意到诗歌中城市与小镇之间的层次分明的差异感,就会发现这里的地理特征显然被置于两种空间的对峙当中,诗人的笔调冷静而热切,它摆脱了旁观者视角的诱惑,又躲避掉了游历者的无痛关痒的啰嗦叙述,在这里它更像是对历史的书写。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视角在李少君的诗歌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使得李少君的诗歌具有很强的思辨和审视的色彩。诗人被隐藏在诗句最深的深处,从那里发出声音,尽管我们在诗歌很少看到人称的出处,但仍能明显感觉到诗人在每句诗里迫不及待地现身。李少君大学毕业之后就闯荡海南,做过编辑,也有过经商的经历,经过多年打拼,最终在海南扎根。[5]这种复杂的经历和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赋予了诗人冷峻的审视当代生活的禀赋,甚至在这种冷峻当中也时时透露某种尖锐的声调。在这里,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更突出地表现为两种形象,城市或者说以城市的大规模扩展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更多是对自然与乡村的“暴戮”,而与此对应的乡村或者乡村所赖以维持的自然则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诗人的另一首诗《下九华山》中,此种反思现代性的思考路向则更加明显。

 

绿色田野上间或点缀
    两三块金黄的油菜花地
一幅大色块的油画  一床大面积的锦毯
山区的美丽仿佛非人间

 

但汽车一驶入城郊  世俗烟火渐浓
车窗外不断闪过站立的树的队列
不断闪过错综交叉的电线杆
还闪过破败的村庄,以及
一个站在桥上检查自己突然熄火的
    拖拉机的中年农民
还有,那些运载猪和牛的货车
不断被我们抛在后面
那些难闻的气味总是要笼罩很久才会消散

 

路上的乌鸦和我们的心情都阴郁着
但淮地多水,原野上那些无处不在的镜子似的水面
倒映出水边的繁花细枝和天上美丽多变的白云
那些隐约闪现的虚妄仙境令我们心情愉悦

 

    展现在这首诗歌当中的中突出的地缘效应表现“虚妄仙境”和“世俗烟火”之间的反驳与争辩,前者“令我们心情愉悦”,而后者被“难闻的气味”笼罩,这和奥登早期以英国本土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质疑来审视英国精神相像,奥登早期的风格因而呈现出“强度和错位的地缘政治的幻境”,但考虑到李少君所提出的“本土性”主张,正是在对“全球化”所带来对地域文化的侵蚀或对自然文明的破坏提出的一个反驳,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现代化所隐含的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在《在纽约》这首诗,诗人对来到纽约的人们的描述:“世界各地的人们,象一只只飞鸟/降落在这个叫纽约的水泥平台上/他们膜拜着这些钢筋结构的庞然大物/叽叽喳喳,惊叹不已/他们啄食着资本与时尚的残羹剩饭/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里面的反讽色彩和批判的意识在于诗人对现代世界的反思,但无疑也借助了对山水自然风物的乌托邦想象,这种想象所根源的在我看来就是古代士大夫的自然观念,李少君也力图借此来帮助我们重构生存的经验和逝去的世界图景。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抒怀》

 

    抒怀一词本身就暗示了最真诚的道德想象,“云的写真集”和木瓜树下“小女的素描”所蕴含的信念也触及到了生活的根本,它要求真诚的伦理关怀。在《探亲记》、《四合院》、《春》等诗歌中所呈现的关于故土和家园的主题,以及在《自白》、《境界》、《南山吟》、《河流与村庄》、《神降临的小站》等诗歌对自然山水风物的迷恋,在反思现代化的背景下,构成诗人的乌托邦想象,而这一想象的核心,多少和荷尔德林的还乡的主题相近,因而故土家园、山水自然风物背后的理想是“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按照我的理解,李少君的诗歌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才开始“具有现代精神的古典气质”,这也是李少君在后来的写作中应该着力探讨的部分。国人通常在常识的意义上来了解“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其实在荷尔德林的《还乡》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意地栖居”就是与神的同在与互相问答,“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便会欣喜地 /用神性度测自身。”另一个方面就是还乡,“‘还乡’成为荷尔德林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与神灵亲近的近旁,享受那由于偎伴神灵而激起的无尽的欢乐。这就是诗化,就是诗意的人生。”[6]在这个意义上,李少君的所有诗歌当中《神降临的小站》一诗因而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五间小木屋
  泼溅出一两点灯火
我小如一只蚂蚁
今夜滞留在呼仑贝尔大草原中央
  的一个无名小站
独自承受凛冽孤独但内心安宁

 

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
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
再背后,是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
  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
再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
  和枯寂明净的苍茫荒野
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
  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

 

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

             ——《神降临的小站》

 

    这首诗写于稍早的时期,但诗人对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深意似乎未有明显的察觉,在近两年的写作中,诗人把这一主题向后推迟了。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无名小站在此成为了诗人驻足于世界的基点,这不仅是现实意义上,在这里更重要的表现为隐喻的迂回。“无名”,也就是无可命名,无可指认,它超脱于语言的束缚,而与语言最内在的本性深深地契合,一个无名的小站,因此也就丰饶的足以容纳最宽广的音调。诗人在这里,目光向前,却不断地看到背后的寒夜,马路,“在黑暗中它如一道白光”的额尔古纳河,白桦林和苍茫荒野,“背后”也不断地在黑夜中向更辽阔的居所延伸,直到“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温柔的夜幕和神的出现,一种更光辉的光芒也迅速地把诗歌照亮,震惊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齐泽克说震惊是“当眼睛在它期望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看见了某物”[7]神的降临,在诗人的指认当中发生了。在这个精神日益萎缩和困乏的现代世界,谁指认神的居所,谁就将获得丰盈的存在,谁也就将重新拥有全部的世界。借助荷尔德林或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思路,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在神的看护下,才能度过这个“世界的黑夜”。

    至此,我们看到李少君诗歌中的地缘效应、经验重构的努力以及由此展开的乌托邦想象,构成了诗人写作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尽管这种基础仍在扩展当中。基础在此也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有效地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在诗歌中则表现为诗歌的节奏,词汇和诗行的跳跃以强力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获得自身最卓越的品质。在李少君那里,这些诗歌的元素则以一种冷峻和明晰的音调表现出来,正是这种音调赋予他的观察以一种非常生动的方式来抵达事物本身,正如希尼所说:“找到了一个音调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情感诉诸自己的语言,而且你的语言具有你对它们的感觉;我认为它甚至也可以不是一个比喻,因为一个诗人的音调也许与诗人的自然音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自然音调即他所听到的他正在写着的诗行中的理想发言者的声音。”[8]希尼在这段表述里更关心的是情感进入文字的方式,我要强调的是,诗歌的音调始终也最终是和诗人写作中那个坚实的基础同一的,这里面所包含的关于诗歌的秘密,可以套用一下海德格尔那句话,就是是语言在说我们,而非我们在说话。

 

夏日正午,坐在小汽车凉爽空调里的男子
在等候红绿灯的同时也悠然欣赏着外面的街景
行人稀少,店铺空洞,车流也不再忙乱
那埋身于街边花坛里的花工更俨然一幅风景
鲜艳的花草在风中摇曳,美而招摇
花丛里的花工动作缓慢,有条不紊
花工的脸深藏于花丛中,人与花仿佛融在了一起

 

而花工始终将头低着

沉沉地藏在草帽里面

他要抵御当头烈日的烘烤

他还要忍受背后淋漓的大汗

一阵阵地流淌

         ——《花坛里的花工》

 

    在这首诗里,诗人巧妙地用三个隐忍的动词而勾画出一幅受难图,但在这种隐忍的声调里,我们也能够倾听到一种急切的语速,“低着”、“藏在”、“忍受”所包含的力量撕开了日常生活平庸的假面,因而在这种音调里的观看,更加意味着对世俗生活的警醒和逾越,诗人冷峻的音调里因此也始终隐含着一个审判者的角色,他如此地不动声色,似乎是为了指证场景中的谬误。这首诗在主题上与杨键的一些诗很相近,但和杨键的一首短诗《春天》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李少君诗歌音调中的独特品质“雨后的城市干净、潮湿,/像一架冷漠的棺材停在院中。/我身边的女孩说,‘昨天一个人被砍了三刀,/扔进了雨山湖,就为一个女人……’。/她头上好看的发夹,令周围的气氛不安,/像鱼群游向的钓饵。”杨键的诗歌中有着很强烈的道德意味,这也是他的诗歌很显著的特点,而在李少君的诗歌中关于黑暗的句子更多的指向了一种类政治的关怀,它负责测量日常生活中正义与非正义、虚假与真实之间的裂隙与深渊,这里的正义与真实一词的用法更接近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之间的争执,这也是地缘效应自身所具有的一个含义。如《并不是所有的海……》一诗中,想象的海通过浑浊的海水、污秽的烂泥、和破旧的景象、废弃的垃圾被现实中的海所置换,也迂回地指向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辩驳。

 

    自5·12之后,据我所知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的色彩是黑色的
  天空阴郁着脸,间以冰冷细雨
  绵绵不绝的是水,到处滴落
  从树上,从发梢,从眼角
  有时侯分不清雨水与泪水
  是混合在了一起
  还是原本就是一样的
    
  抑郁症的症状是沉默
  从此郁郁寡欢,从此心事重重
  最喜欢热闹的中国人也闭紧嘴巴
  不再喜欢说话吵架,唧唧喳喳
  有礼貌地点头,更多的时候
  象是木偶,机械地问答应酬
  茫然地穿过街头
    
  抑郁症的原因是痛苦
  心被挖了一块,痛楚就会遍及全身
  一个小小裂缝,就会撕裂整个全部
  我原本以为自己了解何谓痛苦
  现在我才终于知道
  最强烈的痛苦是凹陷型的
  它将一切吸入进去,狠狠噬咬
  撕成碎片,化为虚无
    
  悲伤象浓厚的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国度
  全体中国人都进入了一个心理低潮期
  昔日的欢声笑语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电视不能看,也不敢看
  一看就会默默啜泣或者嚎啕大哭
  我就是其中被感染最深的一个
  我已多日不知肉味,不识花香
  只有心痛,只有哀吟

 

           ——《大部分中国人都患上抑郁症》

 

    在很长时间里,痛苦与抑郁的基调都是作为当代诗歌的主题而反复被书写,它已经成为我们所经常谈论的当代性的一个特性,无论是以反讽或戏剧化的方式所书写的诗歌还是感官欲望的口语化书写都无法逃避这一基调的缠绕,同时在现代世界它也构成了追问和寻求的张力。李少君这首写于汶川地震期间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患上抑郁症》,把这种基调和灾难的发生、生活的变异联系起来,无疑是对当代诗歌中这种书写的一个推进。诗行闪烁着坚实和厚重的光泽,呼应着心灵和肉体的战栗,它指引着诗歌的音调在黑暗中前行,在这里痛苦本身所抑郁的事物,心的残缺、“欢声笑语”、“肉味花香”,便都被哀吟所取代。在这首诗里,诗人没有把对痛苦的书写最后引领到对变异本身的书写,而是在哀吟的痛苦宛转中结束,但与此哀吟相对应的恰恰是对非正义的指责,这也是对心灵的力量最有效的捕捉。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少君的近年的诗歌写作中从主题基调的书写到诗歌语言音调的扩展都开始获得了某种自足的完整性,因而这种完整性所带来的书写的风貌和洞察力,也格外值得我们关注。相信诗人今后的写作也必然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和最完美的收获,这种期待也包含在诗人自己的预言当中,“直到,一轮明月象平时一样升起/一样大,一样圆/ 一样光芒四射/照亮着这亘古如斯的安静的人间”。

 



[1] 刘复生《心灵向上,目光向下——李少君诗歌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第95—96页,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3] 李少君主编:《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 草根诗歌特辑》序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4] 《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第396页,作家出版社,2001.

[5] 见林森《一个人的二十年》,刊于《文学界》2007年第10期。

[6] 刘小枫《悲壮的还乡——读荷尔德林》,

[7] 齐泽克《快感大转移》,第1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8]《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第255页,作家出版社,2001.

 

 

刊《文艺争鸣》200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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