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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国都市报》2011年10月19日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
中国诗人的“亲戚”
特别策划
2011年10月，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意外受到诺奖的垂青，让蒙尘许久的诗歌再度引发世人的关注。对于中国诗人而言，特朗斯特罗姆这一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已随涌入的外国诗歌潮进入中国，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他曾两度获得中国诗界给他的奖项。并由当年的南海出版公司———今天的新经典，出版了平装与精装两个版本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诗人北岛是他诗歌的第一位译者，李笠、董继平则是他的诗歌中译本的主要译者。特朗斯特罗姆与中国的渊源很深，中国的很多诗人都曾多次到过他家，诗人们甚至笑称，特朗斯特罗姆就像是中国诗人的亲戚。日前，本报记者通过对国内几位离他很近或受他诗歌影响的当代著名诗人的采访，还原了生活化的诗人、相濡以沫的爱情，以及其作品在中国诗人中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杨道 关于特朗斯特罗姆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1931年生于瑞典。1954年发表诗集《17首诗》，轰动诗坛。至今共发表163首诗。1990年患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后，仍坚持纯诗写作。他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 李少君（海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诗人）： 他是中国现场的一位诗人 记者：特朗斯特罗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诗坛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大多数人表示他获诺奖实至名归。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作为一个诗人，您此刻的感受？
李少君：我觉得他获奖确是实至名归，特朗斯特罗姆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向后现代主义诗歌过渡期间的集大成者，是最后一位大师。他的获奖，表明他们这一代人全面被文学史肯定。作为一个诗人，我的感受是，一个时代真的过去了，却是很辉煌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大师，如艾略特和布罗斯基，但这个时代如今已经是尾声了。 ■特朗斯特罗姆与中国渊源深 记者：据我所知，中国当代不少诗人都受益于特朗斯特罗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朗斯特罗姆对中国诗人的影响？
李少君：特朗斯特罗姆对中国诗人的影响持续且时间长，他仿佛就是在中国现场的一位诗人。我觉得他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也就是中国诗歌全面接受现代主义诗歌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过程的象征，随着对他的诗阅读的深入，中国诗歌完全消化了从1980年代开始的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囫囵吐枣似的模仿学习，现在一些诗人的诗歌被认为写得很神似特朗斯特罗姆他们甚至还有所超越，这是一个开始。六年前，受他启发，我也写过一首诗《麋鹿》。
记者：多年来中国诗人和诗歌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会对此有什么影响吗？诗歌和诗人的境遇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李少君：可能会有些积极的影响。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也许会使一些人更认真和公正一些看待当代诗歌，提高阅读诗歌的层次和认识诗歌的水平。至于诗歌和诗人的境遇，恐怕不会因此就有大的改变。
记者：听说他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甚至有中国诗人称他是“中国诗人亲戚”？他今年初好像领过一个中国民间诗歌奖？
李少君：他确实是中国诗人们的亲戚，北岛1980年代就翻译他的作品，并且当时就认定这是一位大师。上海诗人、翻译家李笠也是1980年代就和他联系，后来到瑞典留学更是经常和他在一起，后来成为他的主要中文翻译者，可以说情同父子。于坚、王家新、树才、蓝蓝、莱耳、黄礼孩、赵野、陈东东、严力、麦城等数以十记的中国诗人去他家做过客，他也两次来过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位西方大诗人像他与中国诗人如此密切。
他今年初获了广州设的一个“诗歌与人”诗歌奖，他在答谢词中说：“……诗歌是禅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 ■下半身、口水诗写作可增加诗歌读者 记者：他一生就写过不到两百首诗，很低产，为什么一直没有被边缘化呢？
李少君：我觉得主要是他诗歌质量非常高，语言精准、诡异、想象奇特，是一种深度意象，具有一种奇特的语言创造，被认为是“语言的炼金术”。他对语言的态度，可能与他的职业是心理犯罪专家有关，他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心理并摸准它，在诗歌中，他需要抓准一个词或一种感受，并深入它，把握它。
记者：在瑞典，诗人的生存现状如何？诗歌处于何种地位？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李少君：我去过美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比利时，和一些西方诗人有过接触，据我所知，在西方，有不少基金会，诗人可以向之申请创作经费和出版经费，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另外他们更重视朗诵，朗诵被认为是一种艺术，有表演性，很多诗人可以靠朗诵获得生活费。其他方面，和中国差不多。我觉得中国诗歌的潜力更大一些。
记者：这些年好像流行下半身、口水诗写作，目前国内“羊羔体”、“梨花体”等诗歌样式闹得沸沸扬扬，您怎么看？常有诗人提及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怎么理解？您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式的诗人吗？
李少君：这些诗歌样式被认为降低了诗歌难度，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增加了诗歌阅读面，也就可能增加诗歌读者，并引起更多人关注。另外对“羊羔体”、“梨花体”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众接触诗歌后，对诗歌的要求更高了。知识分子精神起初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专业精神，但也可能走向一种自我封闭。我觉得理想的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一种道义与操守承担，知识分子被视为批判性力量，以公正道德为追求。至于我自己，有人称我为士大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还有所不同，我视诗歌为心学，用心感受，不断修心，达到安心。
记者：目前国内的诗歌界给人一种纷乱的印象，面对它常会面临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称是现代的很多诗人都深陷于小格局的情感之中，缺乏批判精神，您怎么看？您对好的诗人、好的诗歌持何种标准？ 李少君：我觉得是秩序打乱、标准尚未出现时期的现象吧。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自由创作和相互竞争的时代，大诗人的出现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海南正在成为诗坛的高地 记者：近些年，国内越来越弥漫一种诺贝尔奖的焦虑症。您觉得中国人要获此奖，还需要等多久？中国诗人有这种机会吗？
李少君：我觉得对诺贝尔文学奖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确实，早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有一种大的视野和大的抱负，它总能发现那些创造性的因素，并推动新的建设性力量。如今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已没有这样的理想，现在更多是守成的，主要是欧洲奖。
我觉得当前中国文学是最有活力的，类似爆炸文学时期的拉美，但很可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一些作家诗人具备这个实力。至于机会，其实更要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态度。
记者：海南的诗坛这些年都很热闹繁荣，在全国也算是独树一帜了，这和您一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接下来，您会在海南对特朗斯特罗姆作些什么推介？
李少君：其实海南诗歌界对特朗斯特罗姆已很熟悉，不需要做多大推介。海南已产生很多优秀青年诗人，尤其70后，海南在全国都是比较强的，拥有江非、蒋浩、花枪、张伟栋、符力、艾子、王凡、潘乙宁、邹旭等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我正在为他们编一本诗选，并准备到北京开研讨会，海南正在成为诗歌的高地，我个人的力量有限，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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