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
——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
伍明春
引 言
1990年代之后，当代汉语诗歌已经进入一个个人化写作的时代。1980年代常见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思潮性、流派性现象已经逐渐淡出读者视野。新世纪以来这种个人化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所谓“新世纪”，原本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普通时间刻度，并无多少特殊含义，不过，以之作为一个最新近、最鲜活的短时段，同时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及其带来的世界和人心的变化，来考察福建当下诗歌的发展动态，却也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整体叙述语境中，新时期以降的福建当代诗歌往往遭遇某种被边缘化的困境，这种“外省”身份的尴尬处境或许可借用年轻诗人年微漾的几行诗来描述：“他的孤独/恰如地图上的福建省，被其他颜色团团包围”（《巨蟹座的孩子》），以致在现有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史的叙述中，涉及福建诗歌的部分大多显得十分单薄。毋庸置疑，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资讯高速公路的贯通，无疑在很多程度上缓解了地理意义上的边缘感和焦虑感，但文化心理意义上的边缘感和距离感依然萦绕在福建诗人的心头。不过，大多数福建诗人都能自觉地认同这种边缘位置，他们更愿沉下心来，闭关修炼，以各自的“绝招”打磨出一首首有分量的作品，以此呼应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正是有了诗人们的孜孜以求，作为当代汉语诗坛的重要一翼，福建诗歌近年的表现可圈可点。
当下诗坛的活跃身影
福建当下诗歌从整体上考察往往给人一种沉潜、低调的观感，但在汉语诗坛的主流话语场域中，却始终活跃着多位福建诗人的身影。这些诗人不仅确立了自身在诗坛的位置，也在不同的话语场域为福建诗歌做了具有足够说服力的“代言”。汤养宗、安琪、谢宜兴、伊路可以说是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
汤养宗是当代汉语诗坛为数不多的能葆有持久创作活力的诗人之一。他在30多年的诗歌写作历程中，不断地寻求自我突破的可能性和诗艺空间的新增长点，在不同的写作阶段都有新收获。《一生中的一秒钟》、《穿墙术》、《盐》、《一个人大办宴席》、《人有其土》等诗，都是诗人近年来的代表作。我们注意到，汤养宗近年的诗开始诉诸口语写作，并且就这一命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所谓口语写作或口语诗歌，在我看来重要的并不是它是一种形式命名，而是一种写作策略。它的出发点是针对汉语诗歌中长期不及物的书面化言辞俗丽，重新落实为融入生活化与生命质感散发的一种反叛。是中国新诗经历了近百年的白话启蒙性对接，泛普化意识霸占，朦胧式情怀霸占到书面体语词霸占后，才找到的一种能切合世界化写作的有效途径。虽然它也带着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启发性对接与适用性质，却不可辩驳地在更大范围上把汉诗书写引向了更为宽阔的叙述层面。这一点，已被眼下许多有见识的诗人引为己见，并付诸于实验开发出诗歌表现中的各种途径。”[
汤养宗：《我们相依为命的口语与我们重新说话的口语》，《福建文学》2013年第3期。]事实上，汤养宗不仅在诗歌观念上如是说，还把这种思考落实到在写作实践层面。譬如，《我命苦》一诗的叙述至少在表层语义上显得十分流畅和高度口语化：“我命苦，患有梦游症，总按捺不住/一次又一次摸进自己的迷宫/我欲罢不能，还自以为是，还一次又一次/在黑黢黢的空气中，做了下一些手脚/还认定，自己篡改了人间的某些东西/躲着所有眼睛，我水中摸月，也练习午夜飞行/像怀揣天机，更像俨然的君临，把所做的事/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事。他们说/这个人已鬼魂附体，担心我突然蒸发/抓不住自己。担心我真的要飞，永不再回来/而云在青天，水在瓶/他们会说：好啦，没事了！谁叫他/老是与看不见摸不着的什么，以命相拼”，其实，在全诗貌似完整的情节背后，隐藏着自我的迷惘挣扎和世界的支离破碎，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叙述的流畅性。换言之，口语叙述的这层薄纱，在轻轻遮掩诗歌主题（以中年危机为核心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其实也突出、强调了它。这一点正体现了汤养宗运用口语写作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充分开放口语叙述的话语弹性，让它像水一样在诗歌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又通过主题的提升、智性话语的加入、抒情长度的控制等手段，对口语叙述做出必要的限制，使其不至于陷入某种泛滥失控的状态。
作为成长于福建本土、以《干蚂蚁》、《未完成》、《节律》等长诗成名的诗人，安琪在21世纪之初毅然决然地选择“出走”北京，可以说构成了福建诗坛的一个颇具意味的文化事件。在笔者看来，对于福建当代诗歌而言，安琪的离开并非一次决绝的断裂行为，而是一种延伸和扩张。不管安琪本人认同与否，她的诗歌质地显然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福建制造”的烙印，即便她目前已身居“中心”，仍难脱福建诗歌强大气场的辐射范围。安琪近年来十分活跃的诗歌创作，以及高调宣示“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写作姿态，无不表现出一种自我超越和文本实验的强烈冲动，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让人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她将最终战胜“诗歌，这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安琪：《5月8日》）。而回到日常生活化的场景，并从中发掘出最为鲜活、最具表现力的细节，是安琪近年诗歌写作转变的重要表征之一。例如，诗人在《秋天回乡》一诗里写道：“满城短袖的男男女女/兀自呼啸的大小摩托/这个在北方的旷阔中迷失方向的人/此刻贪婪吞食着狭窄街道熙攘的气浪与凹凸口音/再一次/她迷失在故乡拆了又建的楼层间恍然已成故乡的/陌生人！/她呆若木鸡/她不知所措/事实上她已是故乡和异乡的弃儿”，经由一系列日常意象的层层叠加和相互推进，乡愁主题的尖锐感和绝望感被凸显出来。与之相呼应，诗人在这里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直抒，而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冷峻风格。
诗人谢宜兴是一位资深记者，由这个职业长期养成的敏锐眼光，使他不仅善于从纷纭的大千世界中发现新闻线索，更能从中挖掘出那些很容易被一般人忽略的诗意。受此影响，谢宜兴诗歌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去观照卑微的人事，进而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深长意味。其代表作《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些葡萄》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而谢宜兴的近作《即使活得卑微》组诗既延续了诗人一贯的艺术追求，更将对卑微的认知转向一种自我挖掘，即回到自身内部，在自我审视、自我反思中呈现卑微的诗意。在《即使活得卑微》一诗中，诗人显然无意领城市略霓虹灯的暧昧闪烁，却在恍惚间回归故乡，仿佛看到了“母亲灶膛里的火光”，于是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和压迫感油然而生：“车窗外不见归鸟，车水人流/把宽阔的街道挤得好像要渗出血来/巴士像大颗粒细胞，漂移的岛屿”。然而，诗人并未像众多现代诗人所做的那样，由此展开对城市生活的激烈批判，而是在城市飞速的节奏里找到一种慢，在喧嚷的市声中找到一种静，当内心呈现一片澄明，也就真正实现了一次自我救赎：“多少年了心在云天之外身在尘埃之间/乘着薄暮第一次这般真切地感到/有一个栖身的处所有一盏暮色中的灯/等你回家，在苍茫的大地上/即使活得卑微，幸福已够奢侈”。这里的灯光，不是农业时代的小油灯发出的，而是由庞大的城市供电系统提供的，但当它和暮色、大地和爱紧密相连，就同样展示了人类精神家园的高贵质地。换言之，每个人在城市中细心呵护自己的幸福，尽管显得那么渺小，却并非向城市屈服或投降。个体卑微的存在意义也因此得以升华。
在福建众多女性诗人中，伊路的诗总能在语调平静的叙述中给人带来某种阅读的惊喜和恍然的顿悟：“第二天它在等我——/野山野树野溪野云石桥瓦屋/一排淡淡的鸟不知要飞去哪里……/我也去抱住它/像抱着一个故乡/一腔的空/很轻//我把它们抱到回程的火车上抱到我家客厅/有时它们会一高一低地浮动进烟尘那年/上海的街头/有很多孤独的瓷瓶”（《两个瓷瓶》），诗人让弥漫于都市街头的乡愁和孤独感获得一种可以把握的形状，也让这首诗获得了一种值得反复揣摩的韵味。而在另一方面，伊路也在近年把诗歌的触角伸向底层生活，在工地、民工、水泥搅拌机、脚手架等“非诗”的意象中寻求另一种诗意：“脚手架上没有裙子
领带和皮鞋/只有几条裤衩在磕碰/其实是几片晒干的汗水”（《从窗口可以看见的工地》），“工人们的演出在继续/他们拆掉未来主义的瓦楞/拆掉荒诞派的架梁/拆掉布莱斯特的柱子/拆掉斯坦尼斯的强/多功能的导演们
化妆师们
舞台美术设计师们/你们都到哪里去了”（《老戏院被拆了》）。这样直抵底层生存真相的诗，正印证了诗人悲悯的诗歌情怀：“当我像一个移动的柜子一样走在路上，去上班、去医院、去菜市场，或在会议室、在剧场，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事物是多么的多！如，忽然的一声尖叫、一辆救火车的嘶鸣、电话亭里传出的哽咽、迎面而来的人的不同表情等等现象带着它们隐秘的根源会细细碎碎地存入到我的感知系统里，并互相串联，使我心绪难宁，这时我就想把它们组织起来，安顿在一首诗里。”[
伊路：《一个移动的柜子》，见伊路诗集《看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各代际力量齐头并进
事实上，除上述几位代表性的诗人外，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坛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上至诗坛宿将蔡其矫先生，下至年轻的“90后”诗人，各个代际都有各自的一批代言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堪称庞大的梯队，共同推动着福建当下诗歌的发展。
2006年逝世的蔡其矫先生也是新世纪以来福建诗歌的参与者，他在21世纪初的写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徐福东渡》、《郑和航海》、《海上丝路》等诗，抒写的是海洋主题，是他本人颇为看重的，但发表之后却并未引起诗坛的重视。对此，蔡其矫2005年在接受笔者的一次访谈时，曾不无遗憾地表露了他的心迹：“我现在正在进行海洋历史系列的写作，已经发表了3首：《徐福东渡》、《郑和航海》、《海上丝路》，反应很寂寞。不过我会继续写下去。写海洋史题材的诗不可能很短，每首至少100行以上。目前正在写作的是《蒲寿庚》，蒲寿庚是南宋时泉州的市舶司，阿拉伯人。后面的写作计划还包括《闽粤海商》。”[
伍明春：《诗与生命交相辉映——蔡其矫访谈录》，《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就这些作品而言，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出彩的片段，譬如：“西方海盗举起毛瑟枪/消逝了东方的和风丽日/往日的光辉骤成一帘幽梦/惟有东南亚和印度的丝织筒裙/和缅甸的绸帽，记录了/不再的过往”（《海上丝路》），但从整体上看，密集史实的牵绊显然已经阻滞了诗人那一贯轻盈跳跃的想象方式。相形之下，这位老诗人世纪初创作的《天子山》、《三星堆》、《保山》等诗，却较完整地延续了他以往的抒情风格。不过，蔡其矫对于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坛的意义，并非在于他的创作本身，而主要体现在作为一种“诗歌教父”般的精神性存在，为后辈诗歌写作者提供一个标杆，引领他们在诗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勇往直前。
作为一位“50后”的诗人，余禺的人生阅历自然比那些年轻的后来者更为丰富，这显然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写作。余禺的诗睿智、从容而不失大气。他既善于从一些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提升某种超越性的意义：“我们坐在客厅，阴雨方歇的夏日午后/一丝凉风，追逐我们的思绪和神情/书报自己打开，使傍晚有所等待/小女儿的读书声，拒绝着可怕的流行病//木沙发和藤椅，让我们获得一种形状/从悬浮的脚跟和事物表层，把自己捏拢/就像个浪子在远方车站凝神吸气/一种停顿在行进中，使百害不侵”（《一种形状》）、“假如我踩到那只狗的尾巴，它会咬我吗？/它会扑向我的一条腿或两条腿？/假如我能快速地躲开，它会停下吗？/是会对我低头、喷气或摇尾？//假如我抱狗，它舔我，我会拒绝吗？/假如我把乞丐啊歹徒啊引进家门，它会/欲扑还迎吗？或者我和狗无缘/我自己便是都市里一条浪游的狗”（《遇狗》），前者突出了一个向内收缩的抒情主体形象，后者则让狗和主人相互换位，异曲同工地表达了诗人对于这个变异世界的反思；余禺也常乐于对某个沉重的终极性命题作出一种轻逸的表达：“我在此地建我的房子/它在远方成型，那是我的房子/现在还不是，但我知道我会和它/走到一起，并且相亲相爱永不分离”（《一所房子》），这里显然写的是死亡主题，却显得十分轻松、超脱，体现了作者豁达的心境。
除上文论及的余禺、汤养宗、伊路之外，新世纪以来较为活跃的“50后”诗人，还有哈雷、赖微、蔡芳本、大荒、林登豪、李龙年、黄锦萍等人。
说到福建的“60后”诗人，用“扎堆”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他们构成了当下福建诗歌的中坚力量。我们在这里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道辉、叶玉琳、安琪、谢宜兴、刘伟雄、子梵梅、游刃、曾宏、程剑平、莱笙、杨雪帆、顾北、巴克、鲁亢、不雨、朱必圣、张文质、卓美辉、老皮、黑枣、威格、叶逢平、林茶居、马兆印、陈功、王祥康、迪夫、朴树林、林秀美……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选取其中的几位稍作论述。
游刃像是福建诗坛的一位隐者，尽管不事喧嚣，但他的诗艺探索是自觉而扎实的，他的近作《我是以流水的慢挽住你闪电的美》可以看做是其诗歌写作的夫子自道：“一块化石立在我的冰箱上/一只活鱼正在黑暗中被冷冻/一切并非静止，就像每一秒钟都有疾病在痊愈/只不过我是以流水的慢，挽住你闪电的美”。与之相对应，游刃的诗总是以一种游离、质疑的目光穿透现实的黑暗：“就在现实的残余要被睡眠淹没的时刻/我瞥见临风的白头与死神悬空照面/毕竟雷霆已经停息，在人心最为脆弱的夤夜/我也将熄灭自己的知觉，只有零星的渴念/挣扎着，试图撼动早年深埋在水面下的/冰山一样的心事，唤醒那片无穷的沉寂”（《独处备忘录》）。
与游刃优雅的质疑不同，子梵梅在《女性笔记：一部持续流血的经史》一诗里，以一种极富冲击力的反讽语言，为读者重构了女性成长的身体史和精神史：“她的身上有一部流血的古代史，同样，有一部流血的现代史/和未来史。/这花朵上空洞的性别，这金光闪闪的名称/还在接受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难题：骑墙唱歌，要记得回家做饭/要完整，就要貌似破碎/或好好收拾身体的河山/只让一个人爬上制高点称王/她一边洗澡，一边对着自己的身体进行教育/伴随微微的呻吟：/要记得收拾这破碎的河山啊！”而子梵梅新出版的诗集《一个人的草木诗经》，则在一个现代女性的心灵和古代经典之间建立起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
在“60后”诗人中，西楼的“诗龄”并不长，然而她的诗却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西楼的诗往往在展现女性特有的绵密情思的同时，以一种敏感而犀利的姿态传递着来自生命内部的锋利的疼痛感：“我看见你，在刀刃上纵情歌舞/在刀子切入苹果的白色果肉之前/在寂静的午后，是没有面孔的那一个/将耳朵贴在地上。我发现你/歇息在河流的皱纹上，在别人醒来之前/将黑暗一点点从身体里抽离”（《有些日子》）、“有钟声传来。有秘密，/折叠在敲钟喇嘛的皱纹里。//在海拔最低的情绪里，听水的疼痛”（《词语造就的午夜》）。她甚至还如此决绝、彻底地进行自我颠覆：“遥远还是咫尺？/朝着历史的反方向奔跑/持续憔悴的夜晚/持续抹去自己”。这在当代女诗人中是不多见的。
“70后”诗人在当代汉语诗坛上是颇为尴尬的一代：他们既要面对来自前辈的浓重阴影，又要迎接气势汹汹的后来者的挑战。不过这代诗人也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诗坛的应有位置。俞昌雄是福建“70后”诗人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他新近的作品似乎倾心于某种宗教情怀的抒写。《不开花的树》描述了一棵形而上的树：“在高耸入云前，这棵树/要收回那在人世间行走的影子/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不开花，或者说/它根本就不会有自己的果/我也看到了：它攀援！学着人群中受难的那一位/踮起脚尖露出自己的脸”，在这里，“树”超越了开花结果的凡俗肉身，而是让人想起菩提、耶稣等宗教意象，以及诗人所说的“隐秘的第三方”。而《在这迷幻的世界》则通过两只甲虫、两朵云、两座城市、两个人之间微妙关系的多重呈现，展开作者对生死命题的冥想:“两道生与死的光芒由此成为无限的部分/渺小者自卑，而那伟大的自然超凡脱俗”。
徐南鹏、康城、阳子、荆溪、何若渔、颜非、楼兰、朱佳发、林忠成、何如、林典铇、张幸福、冰儿、南方狐、叶来、沈鱼、海约、茗兰、伤水、李迎春等人都是较有影响的福建“70后”诗人。
同为崭露头角的“80后”诗人，巫小茶和三米深、陈让的诗都具有一种年轻、鲜活的特质。巫小茶的近作似乎有意制造某种晦涩感：“桥被断裂，直抵它诗意的抽搐。/古树茂盛于桥的两岸，燕被筑巢。海洋/被辽阔厚重给GDP了。/幸福被恩宠。男人被挺拔时/看优雅如何被女人关禁闭，又在夜晚敞开黎明/从此，书写被自由。黄昏被策划”（《被抽了》），一连串被动句彻底切断了传统抒情诗的流畅性原则。三米深则为我们谱写了一段清新浪漫的《少年游》：“我本不必闯入这个莫名的世界/钢琴和评弹交织，切入静夜的肌肤/江南的流水静静地淹没了我/清风的节奏，不只凝固了从前/宛如约定，他并不轻易唱/他要先喝上一碗碧螺春/然后缓缓地，把进退两步的情绪/说上一天一夜，还不能走近/这风水和潮声交织的夜呵/我们还没有相识，就沦为了陌生人”，二十岁人的忧伤，像江南的流水和夜色一样轻轻漫过这首诗。
在陈让的笔下，雨、水的意象显得颇为密集。这使得陈让的诗歌流露出一种忧郁而潮湿的南方气质。雨水常常滋养了想象而又模糊了时空的界线：“小雨落在白马河，/也落在北京的后海，巴黎的左岸/小雨不是同一片雨。/一片雨与另一片雨之间/隔着晴，多云；/又或雨，但不是小雨”（《仿〈雨和朋友〉》）；有时又显得那么无用和无力，反而提示着爱情的苦痛：“这样的生活，雨也是乏味的。/印象中，雨打芭蕉，雨在莲叶心。/有时候，雨就是雨，一滴/滴在另一滴上。/人们说下雨是因为到了雨季。/它并不是来取走疼痛”（《算雨天》）；而停留在大地之上的雨水成为天空与自我的镜子：“你那么喜欢记录水洼，/如今又见雨水，/它，无谓地滞留在大地，/而你，从中观照到的/是何处的天空”（《年轻病人》）。
最后要说的是，欧逸舟、潘云贵、年微漾、林宗龙、蔌弦、蓝冰丫头等更为年轻的“85后”、“90后”诗人，也都在诗坛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代表着福建诗歌的未来。
诗歌群落的新活力
在资讯相对不发达的1980年代，对于身居边缘之地的福建诗人而言，团队精神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三明诗群”、“闽东诗群”的集体出场正说明了这一点。而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地缘意义上界定的“边缘”位置已经越来越模糊。只要稍通新媒体技术，诗人们就可以通过诗歌网站、博客甚至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即时、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因而不再受到纸媒时代
无所不在的“把关人”的层层约束。即便如此，当下福建诗坛仍有几个诗歌群落坚持以某种同仁“集体亮相”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存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死亡诗派和反克诗群。
诗人道辉领衔的“新死亡诗派”成立于1992年，主要成员包括道辉、阳子、何如、海顿、林忠成、临风等人。已出版大型诗丛《诗》十多卷，2007开始评选“新死亡诗派年度诗人奖”。新世纪十几年来，新死亡诗派的表现颇为活跃，《作家》、《创世纪》、《十月》、《文艺报》、《上海文学》、《山花》等刊物都先后以专辑的方式推出该诗派主要成员的作品。他们这种集体亮相方式可以说是很“传统”的：媒体是纸媒，而且大多为“官媒”。事实上他们也在《新大陆》等民刊发表作品。这种多元化的展示团体实力的方式，其实隐约透露了新死亡诗派的话语野心。当然，新死亡诗派的话语野心更突出地体现在他们的“诗写”中，道辉在他执笔的《新死亡诗派诗写宣言37条》中写道：“自我生命涵括的幸福母语将随同诗写想象的触及而到来。它能够帮助‘千变万化’的诗意蕴藏交织成新生生命最为耀眼的光辉”，“恰恰是在没有生命之处是诗写要挖掘的——事实需要诗写给予生命蓝图。但偶尔是诗写从自我生命的空白处侵略进来。”[
道辉：《新死亡诗派诗写宣言37条》，见道辉编选《新死亡诗派诗选》，中国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4-15页。]
道辉在近作《作诗为食》一诗里宣示的诗歌理念，也可以看做新死亡诗派共同的精神追求：
天堂的村镇换新装那样。尘埃石柱互致问候
要了我再把寂寞认作知己。如果高处已胜寒
能成火炬便是最近的亲戚；天它的头地它的胸
我往往情不自禁有了诗便阔手丢弃了灯
它的灯历来是诗句加的油，照见是读诗的声息传播
更为广阔无边是栽麦得豆的手腕认诗为食。
我向终生靠拢的岸就以温饱之胃——落日原形
众山小也是鸟儿们把胆水吐出来的那样
片息召唤能被呼喊出来便是我翻书所得到的情趣
凌波为镜收水仙灵魂的光束！幸福和快乐加倍，是天的诗……
所谓“栽麦得豆的手腕认诗为食”，已然成为诗人的生活方式，而对“天的诗”这一终极性目标的渴慕与追寻，既体现了诗人的开阔眼光和执著努力，也暗示了某种重建现代汉语诗歌美学秩序的冲动。这种冲动，在道辉的《死亡，再见》、阳子的《语言教育》、何如的《生死镜》、林忠成的《动物史》、海顿的《流向》、临风的《虚无与真实的序幕》等长诗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长诗这一诗歌体例，正是对新死亡诗派话语扩张野心的有力支持。
近年兴起的反克诗群也颇值得注意。其代表诗人包括顾北、巴克、程剑平、鲁亢、不雨、朱必圣、张文质、大荒、雷米、雅虎等。“先锋”无疑是反克诗群的首要特征，正如巴克所言，“什么是‘反克’？我们也在问。正确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知道，那么就停下我们正在做的一切”，“我们是一群‘反克’，我们或许是这个年代的‘没有立场的其他人’”，“它是‘前卫一些的，好玩一些的，敏锐一些的’。完全从‘自我’出发，以批判性的审视展现‘反向思维’，有时显得目光有点‘刁钻’。让思想‘摇滚’起来。因为这里不会有背负人文生态十字架的天才。它是个人文化积累的心情扩展。”[
巴克：《代后记：关于反克》，《反克26°C》，2009年，第182-183页。]作者在这里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为我们勾勒了反克诗人独特的艺术理念和鲜明的主体形象。事实上，在结成诗群之后，他们的创作的内在精神联系越来越紧密。
增强诗歌语言的推背感和锐利度是巴客写作的重要策略。所谓语言的推背感和锐利感，意指彻底清除寄生于诗歌符码惰性的苔藓，让深邃的智性和强大的想象为其注入充足的能量，从而使诗歌语言脱离原来的惯性轨道，获得巨大的冲击力和广阔的表现空间。巴客诗中语言加速度的主要动力，来自诗人对日常经验的解构和重构：“盯。铁钉。圣奥古斯丁。命名A。/裙底。诺曼底。苏格拉底。命名B。/鞍马。河马。奥巴马。命名C。/根本。日本。以日为本。命名D。/肛门。地安门。艳照门。命名E。”（《类精神病患者：今天将想起什么词》）这一系列戏谑式的“命名”其实都是一种颠覆行为，即在表层文字的联系之下，暗藏极具破坏性的语义炸弹，将这种联系彻底否定。读者每阅读一篇，这个炸弹就被引爆一次。
程剑平近年的诗歌写作强调一种“及物性”，即试图重建词与物的关系，让语词与事物互相穿透。这种及物性，我们可以在《一个身穿报纸T恤衫的女郎》一诗中对街头美女身体的戏谑式解构中深刻地感受到：“她看来比较有文化/把头版放在正面/通栏标题从前胸/包抄后背/小腹上条条框框/装饰着花絮/两肋插满小小的手机号码/那应该是二手货转让广告”。而《听力下降》、《左心室高电压》、《前列腺稍大》等诗则展开了对中年身体的多向度的自我想象。这几首诗中医生的形象显得非常突出，他那“花白的劝告”、漫不经心的安慰和“冰凉的手”，无不尖锐地向我们提示着人到中年的身体衰败和心理危机。
一度搁笔的顾北“重返”诗坛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其1980年代纯粹的抒情不同，顾北新近的诗作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拼贴和“混搭”风格，这种风格在《奥巴马与肩周炎患者》一诗表现得尤为突出：“蝴蝶从肩周炎患者的肩膀起飞/奥巴马在纽约州慷慨激扬的演说通过凤凰卫视/击中我的心。痛哇，历史证明/黑人是可以当总统的，正如肩周炎患者脆弱的肩膀/予以停留美丽的蝴蝶。坚强勇敢的奥巴马同志/正在泪水绵延的安第斯山脉书写神的传奇/北京，我的朋友/安琪，早已与长安街的灯火融为一体/他们高举现代商业的巨型标志：向奥巴马致敬！”这些密集而又相互不搭界的意象，揭示了“地球村”时代虚假繁荣表象背后的荒诞与荒凉。
反克诗群中的其他成员的创作也都各具特色，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网络想象的开掘
笔者在十年前曾这样描述当代诗歌与网络之间的关系：“诗歌和网络的相遇如今看来更像是一场艳遇。当最初那绚丽的惊艳泡沫渐渐剥落，更持久的拥抱与更深层的契入就成为新的课题。诗歌如何在与网络的关系中既坚持本体立场而不陷入迷思，又在网络的飞速扩张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探索自身的‘未来之路’？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具有娴熟的网络技术显然是不够的，诗人在当下迫切需要培养一种全新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对数字化时代的诗歌可能性作出全方位观照。”[
伍明春：《当诗歌遭遇网络》，《诗刊》2003年9月号上半月刊。]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纵观汉语诗坛，网络与诗歌的艳遇似乎仍鲜有突出成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的一些诗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命题的意义，并以自己的创作做出不同视角的回应。
汤养宗的《用谷歌看到了自己的家乡》一诗，为乡愁主题的抒写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没错，这就是我想摸到的子宫。现在象空城计，远远看着/太阳照出了它全部的脸。如果没错，这个半岛/就是我的姓氏，周边海水还保存在血管/此刻，天神降临了/来重温一些名字和指甲里的污垢，重温我被拿掉的一切/这棵榕树现在我比它更高，喊过我小名的人/已可以装进小瓶子里/一座屋顶，美国人也在看它，一不高兴就要熏出美国人难受的炊烟/而里头的火是香的，对，它香/去一个窗口窥视吧，那里另一个少年也在看着我/老虎认出丢在家门口的鞋，而我的脚趾丫/已经得上病/瓦房下，已没有乳房可摸，没有一路爬回去的慈祥/几句本地口音，它有它的形状/抓在手心没有，却又很烫/再放大一点，是什么越来越模糊/如果没错，当中的一点，正是我过去双手捧着，用以装粥的/一块瓷碗”。故乡，这个汉语诗歌中的“熟词”，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地球村”语境之中，焕发出新的表现力。对于它的想象，也因为加入了新科技元素，而变得更为丰富。这里的乡愁抒写，既不同于唐诗中李白杜甫笔下的寄语明月，也不同于洛夫余光中们的隔海怅望，而是深深地染上互联网时代的色彩。
叶玉琳的《一个人在家上网》表现的是虚拟世界和现实时空之间的微妙纠缠关系：“小小的鼠标轻轻一握/比所有人更执着/你爱上了这个虚拟的现场//这个时代，有多少人缺席/就有多少人在这里高谈阔论
乱发脾气/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但你一直坚持你是真实的/你不可以超越底线/做一些连魔鬼都害怕的事情/而每当遇见一个对手/都保持一贯的温文尔雅和警醒//凌晨三点，影子跟着影子/从QQ到MSN/你的名字已经由大地之子改成了海蜜/像瞬间披上两件毫不相关的外衣/世界到底在体外发生了什么/面前的博客一一打开/漆黑的画面早已经过缓冲处理”。真实、自我、爱情等命题，在网络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变异。这样的变异也都在挑战着诗人的想象力。
莱笙似乎更愿意让网络空间与现实情境相互碰撞、相互生发，进而营造某种虚实相间的表达效果，譬如《网眸》一诗：“那首写思念的诗挂满风铃/帖进网页时弄响了爱情/昨日撞上你急切忧伤的目光/全诗冻僵//今夜用祈祷把诗行烘暖/帖进网页时挂着三两盏星光/可是你热烈奔放的双眼扫过/全诗着火//冰与火的销魂使网页变得清纯/只是诗行从此丢失了诱人的口吻/鼠标在宇宙间流浪穿梭/那嗒嗒的点击全是美丽的过错”，经由网页这个媒介，爱情和诗歌接受了“你的目光”的催化作用，变幻成另一种形态。这首诗的最后两行，显然是对郑愁予名诗《错误》中“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的戏仿。而戏仿，正是网络话语的一种重要修辞。
尽管上述几位诗人关于网络的想象颇具个性，但尚不够集中和深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想象数字虚拟世界，网络社会中的自我、情感、心灵发生怎样的变异，等等，都应当成为诗人思考的新命题。我们期待着今后有更多的福建诗人能自觉地对这些富有挑战性的命题作出自己的诠释。
结 语
作为福建当代诗坛的重要参与者和亲历者，诗人汤养宗曾相当细致地梳理了福建当代诗歌的写作状况，并精准地概括了福建当代诗歌的某种特质：“福建诗人似乎有一个不成约定的心理定势，那便是更相信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更相信作品的硬件，不相信名声的软件；更用力于对自己诗歌肌理的深入打造，用厚重结实的诗歌文本，来取得外界诗歌同行们的信任感。‘门’内之‘虫’吧，闷在里面心头热是自己的事，但声音还是可以传到外面的。”[
汤养宗：《“门”里头的福建诗歌》，《诗歌月刊》2003年第12期。]汤养宗的这段话说得相当自信，道出了福建诗人潜藏的创作实力。而诗人吕德安的新作《池塘逸事》中出现的“池塘”和“山谷”两个意象的关联，或许可以解读为福建当下诗歌和整个汉语诗坛关系的一个象征：
门关着。但看得清里面的黑——
啊！外边的大自然却是例外
它前脚刚走，留下满目荒夷
可没准等你睁开眼，叹口气
顺着同一条溪，在同一个山谷，
以为是末日来了，却听见
那寂寞的山洪轰隆隆，不一会儿
又让池塘恢复清纯一汪。
“池塘”自然会受到山谷里发生的“山洪”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是，“池塘”拥有一个自己的生态系统，这里涌动着形形色色相互依存的鲜活生命。就像这些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呼吸，福建诗人的诗同样具有各自的个性，正如吕德安所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而就具体的写作，我仍旧相信，一首诗的语调是一个诗人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而如何看待诗艺——一首诗的趣味问题。同样意味着个人的现实。同样的重要。”[
吕德安：《后记》，见吕德安诗集《适得其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就总体而言，福建本土诗人能够很好地适应新世纪以来“诗歌江湖”变化莫测的气候，在各种诗歌刊物、诗歌网站、评奖活动等话语秀场中展示自己的侠骨柔肠和出色才干。此外，个人诗集的出版活动也相当活跃。譬如，由孙绍振担任顾问、哈雷主编的“桂冠诗丛”迄今已推出近20部福建诗人的诗集，对福建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作者简介：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文化产业系主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