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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重器太多，我只挑几件我觉得一定要说的重器中的重器(对我这种理科生的理解也就是重器的二次方)来介绍一下。 一件夏商周的青铜器，最贵重的地方在哪里？器型大，用料足，纹饰精美，还是年代悠久？其实都不是，而是在其身上的铭文有多少个字。当然，如果器型足够大，纹饰足够华美，那也牛掰，比如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你总不能拿800多公斤重、只有3字铭文的后母戊鼎和一个有4字铭文的青铜酒爵比，然后说酒爵更好，毕竟不是同一个体量上的东西。 因为在那个没有简牍和纸记录历史的年代，这是一个能用文字展现当时真实历史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一件优美的金文作品，有很高的书法价值。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金文的字型，也就是书法家们书写的大篆。那些字多的铭文，不知道被练书法的人临摹了多少遍了。 大家有听过“海内三宝-中国三大鼎”吗？海内三宝指清朝末年所发掘的三尊青铜大鼎，分别为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 从重量上来看，排第一和第二的加起来，都没有第三的大克鼎重。大克鼎就比大盂鼎少1个字，也是排到了第三。就算当时后母戊鼎被刨出来，也无法和这3个鼎进行比较。大有什么用？大克鼎还是毛公鼎的6倍重呢。人家会说：我们更关注你有没有文化。难怪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上篇夏商篇结尾处也讲到过，商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渐渐多了起来。因为青铜的珍贵，而且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也不是随便一个土豪就能使用的。光有钱没用，你还得有官职爵位。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的事绝对不会是家长里短的小事，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大事，甚至是记录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1976年3月，陕西临潼零口公社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一个西周窖藏，出土了151件青铜器，其中就有著名的利簋。 利簋仅仅高28厘米，近8公斤，被国博安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落（陕历博说：我先去哭会，你懂的）。虽然器型较小，而且纹路也不像大禾方鼎那么有特色，但是它却是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镇国之宝，其重要性远在后母戊鼎之上。 这其中最关键的地方是在它的内腹底部有32字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百度百科上说有33个字，第一个铭文是“武王”二字，不赞同这个说法，其实第一个铭文就是王字旁加一个武，就是一个字“珷”，特指武王，在大盂鼎铭文上也出现了“珷”同样的写法） 这篇铭文的意思是：武王去征伐商朝，在甲子日早晨，岁星(木星)出现在头顶，一天就打败了商，在攻下商都城后的第七天，王(这个王不是武王，应该是成王)在“阑”这个地方论功行赏，赏赐右吏(官职)利(人名)青铜，做成祭器来纪念先祖檀公。 百度百科把这里的“王”解释成武王。只有对当今的王才称王，已经去世的王称谥号(死后由其子和大臣共同盖棺定论定的号)。如果这里的王是武王姬发的话，那说明做器时姬发是当时的王，既然还没死，那是怎么知道死后谥号是武王呢？所以只能讲这里的王理解成武王的儿子成王。就是利这个人做器的时候，武王已经去世了，有了武王这个谥号，而历史也记载武王在伐纣后不久就去世了。 一想到武王伐纣，这估计大家脑海中浮现了封神榜，各路神仙妖怪开始打架。那些电视剧都是根据清人为了扬道抑佛而瞎掰的《封神演义》拍的，千万别信。（以后有空谈谈佛教道教，我是不是给自己挖太多坑了？）看看上面铭文，一天就打败了商，哪来的封神榜的那么多回合交战。 可是问题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到底是在哪一年？首先，专家采取了碳14测年法，将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进行检测，框定出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文中所记甲子日岁星(木星)在头顶正上方的天象，参照《国语》记载的天象记录，精确计算出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这一历史学的著名悬案终于告破，利簋居功至伟。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解读，只能说上面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解读，目前我们只是暂时得到了一个大体上还算认同的说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断的那么多年代中，这也是我唯一一个觉得有点道理的结果。 如果该簋是铸造于成王时期，那又一个疑问出现了，显然，成王也参加了武王伐纣，还给利发了奖金。可是史书上记载，当武王去世时，成王还处于襁褓之中，再由儒家大为歌颂的周公(姬旦，鸡蛋，名字特别好记，周武王弟弟)辅政，等到成王成年后，再把政权还给成王。可见当年成王和周公应该为抢夺政权产生过纠纷，但最终周公做了退让，和平交接。是否是为了歌颂制周礼(周礼是儒家的基础)的周公，而要美化这段历史？难怪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当大家再到国博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工作人员利簋在哪里，走到那个阴暗的小角落看看这个很不起眼的货。还不要忘记再踮起脚尖看看腹底的那几行铭文，这样才能彰显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 顺便再提一下，藏于国博的“天亡簋”也是铸刻着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 商朝的酒器地位最高，而酒器中以爵为尊。武王伐纣伐的那么简单，本来以为要经过三大战役，没想一天就怼到位了。这引起了周王室的思考，敬神事鬼有毛用，喝酒会喝傻B，生活太奢侈只会让自己更堕落。用孟子的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周王室就贬低酒器的地位，抬高食器地位，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在食器中，鼎的地位最高。鼎是用来煮肉的，簋是用来盛饭的(那时的饭是粟，即小米)。从此时开始，鼎才成为青铜器的王者，成为最高权力的代表。 但是这话由周王室自己说，总是感觉不太好，所以最好要找个古代先贤，由他把鼎的地位确立。夏禹，这个传说中治水的君王，由他制九鼎的故事就可以有。至于如何执行就简单了，先把九个大鼎铸好，以夏禹的口吻在上面铸刻上禹治水完成后，让九州牧献上吉金，铸造九鼎，分别刻着各州山川风物，每个鼎代表一个州。然后偷偷把鼎埋在某处，突然有一天，一群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刨啊刨，把这九个大鼎刨了出来，将其做为祥瑞进献给周王。周王大为高兴，说寡人没文化，快找个专家来认认这上面啥字啊，然后专家查阅了很多文献做了很多科研最终发了一篇paper。说这个就是当年大禹制的九鼎啊，我们的武王伐纣，是以有道伐无道，现在天降祥瑞，说明上天都支持我们周室的正统地位。 上面周制九鼎的猜测都是我个人的想象，我也没啥证据来佐证。毕竟秦始皇把九鼎弄丢了，古文记录的又不完备，只能凭我们去发挥想象了。你们就当个故事，姑且听听。所以，对于九鼎的故事，我把放到了西周篇，而不是夏商篇。 在接下来每个篡权的君主，都想着把九鼎的故事再拿出来说说。我曾在西安博物院看到了莽新时期的九鼎。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王莽想对西汉政权做手脚时秘密派人去铸造的。 周礼规定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高级士三鼎二簋，低级士一鼎一簋。 汉武帝时期，提出推恩令(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分封诸侯过了几代之后独霸一方的威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主父偃曾说出一句著名的话：“生当五鼎食，死即五鼎烹。”意思就是我活着就要当用五个鼎来吃饭的大官，如果不行，我也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被五个鼎给煮了。为什么强调是五个鼎？因为九鼎那是汉武帝用的，刘邦曾在白马之盟说过非刘姓不王。主父偃不是刘姓宗亲，自然不会封王，也达不到诸侯的级别，他能干到最高的级别也就是大夫，五鼎四簋的规格。 先普及一下背景知识，西周12个王，武成康昭穆龚懿孝夷厉宣幽。比较出名的事件有：武王伐纣；成王初期，周公辅政；成康之治(一旦有“之治”都是好的，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穆天子西游；龚懿孝夷时期，国势逐渐衰微，诸侯不朝；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人暴动，厉王出逃，周召共和；宣王中兴；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 西周都城在丰镐二京，隔着沣水对峙相望。在灭商前，周只是殷商的一个小诸侯国，长居于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目前都属于宝鸡市。而宝鸡也是出土了大量西周青铜器，故宝鸡也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宝鸡在周代称雍城，后来改称陈仓，是不是很耳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了，就是这个陈仓。在唐至德二年，陈仓山听闻神鸡啼鸣，声传十余里。当时正是安史之乱紧要关头，玄宗避乱四川，太子李亨在凤翔府提前登基，史称肃宗，挂帅平叛。闻神鸡鸣叫，唐军节节胜利，叛军一蹶不振。肃宗认为神鸡为国宝，鸡鸣乃是吉祥之兆，随改陈仓为宝鸡，沿用至今。这个陈仓山上也同时发现了镇国之宝秦石鼓10枚，这石鼓又被称为陈仓石鼓。目前中国青铜器博物院就建在陈仓山的半山腰上，非常的大气，强烈推荐一去。 周原一带自古就开始出土青铜器。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周原出土了“尸臣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在秦国境内设立郡县，于是在周原设有美阳县。《汉书·郊祀志》中记载“美阳得鼎，献之”，太中大夫张敞还释义铭文，断其年代，证实了文献中记载的周人活动区域，“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这件尸臣鼎是周原遗址上出土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当然，这个鼎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了，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能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63年8月的一个雨后的上午，陕西宝鸡贾村镇居民陈堆在后院发现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然后刨出了个铜器。次年，陈堆夫妇离开宝鸡，临走时将铜器交给陈湖保管。1965年，陈湖将其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宝鸡市博物馆常驻收购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件高40厘米的铜器，感觉是一件珍贵文物，马上上报领导并以30元的价格购入。经专家确认，这是一尊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尊。该尊成了宝鸡市博物馆1958年成立后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 1975年，这个铜尊因其造型图案精美被选送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上博前馆长马承源在尊内底部发现有12行122字铭文，解读后并命名为“何尊”。这就是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何尊，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亲政五年时，在新营建的东都成周(洛阳)对其下属宗小子“何”的训诰，夸奖了何的先父的功绩，并赏赐了何，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洛邑(洛阳)，即“宅兹中国”。表明了洛阳是古中国的所在地，即天下之中。何尊铭文是“中国”一词出土最早的见证，“中国”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意义非常重大。 现在理解中国邮政的Logo为啥这么画了吧？ 海内三宝排第二的“大盂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郿县礼村，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现藏于国博。（上博说：我先去哭会。苏博说：你上博一边凉快去，应该我来哭！）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小盂鼎”，该鼎是当时最著名的青铜器，因为有铭文400字左右，是西周早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只可惜现已遗失。如果它还在的话，一定是排在大盂鼎之上、第二的位置。 大家看看这件周康王(三代)时期的大鼎，很质朴，外腹部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纹饰，但却给人大气庄重的感觉。这就是典型的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完全一洗商晚期的繁复华美的风格。在上博里有一件周成王(二代)时期的德鼎，也是这个风格。 大盂鼎出土后，成了各路豪强明争暗夺的对象。经过一番转手，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以700两白银购入，并将其献给左宗棠以表孝心。咸丰九年，左宗棠被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经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宗棠才获免脱罪。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左宗棠得大盂鼎后以之相赠，来谢当年搭救之恩。在得到大盂鼎16年后，潘祖荫又得到了另一件重宝大克鼎(海内三宝之三)。然而，就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便撒手人寰。 潘祖荫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如此多的藏品都落到弟弟潘祖年的肩上，潘祖年将其从水路秘密运至苏州老家，密不示人。再等到潘祖年去世后，这份重担又落到其孙媳潘达于女士身上。这祖孙二人藏着这批珍宝，躲过了清末权贵、国民政府、日本人的各种巧取豪夺，一直等到解放后1951年，将所有藏品分批全部捐献给国家。 潘家珍宝之多，仅“攀古楼”的青铜器就有600余件，可以这么说，潘达于女士捐了一所省级博物馆。上博前馆长、青铜大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近现代中，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和她比都还有差距。对这两位的高风亮节，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名字。）由于当时苏州博物馆条件不完善，所以这些藏品(大量青铜器、字画等)都被上博收入囊中。（知道为什么我在上一篇中那么推荐上博了吧？）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被收进了国博。 大盂鼎里面有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了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说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赏赐盂财物和奴隶。铭文中有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致于亡国。这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我们能看出周初期对商灭亡的教训做了深刻的总结。 海内三宝排第三的“大克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扶风县法门寺窖藏，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现藏于上博，上博镇馆之宝之一。（1987年，法门寺塔地宫被发现，出土了被唐代几代皇帝迎接的佛祖舍利和唐代秘色瓷，当时韩愈还特意写了篇檄文《谏迎佛骨表》，然后马上被唐宪宗贬到老少边穷地区。如对佛教感兴趣，一定要去看看）同时出土的还有小克鼎七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
这是件西周中期的大鼎，浑身复杂的兽面纹和曲波纹，显得特别雍容华贵，和西周初期的质朴无华大相径庭，而同时期的酒器也大量涌现，可见经过几代王的传承，王室已经忘却了周初对商灭亡教训的思考，开始了享受奢侈的生活。 大克鼎铭文290字，记载着膳夫(官职)克(人名)歌颂祖先的德行和颂扬周天子的美德。
铭文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克用华美的词语颂扬其祖父师毕父的功绩，赞美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够辅佐王室，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非常明睿，遂提拔师毕父的孙子克提任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王的命令。后半部分是周天子重申对克职务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以颂扬周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师毕父在天之灵。 我经常逛上博，也经常听到讲解员或导游介绍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故事，说当年国博要拿走其中一个，作为上博来说，把轻的大盂鼎送给了北京，把更加贵重的大克鼎留了下来。每次听到这里，我都笑而不语，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 1976年12月，陕西宝鸡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白家生产队队员在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3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中便有墙盘。墙盘铸于周龚王时期，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做，墙的官职是史官，又称史墙盘，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现藏于宝鸡周原博物院。
网上说该盘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我却没在里面找到，后听说被挪到宝鸡周原博物院去了，我便火速赶到那里，很偏僻的地方，虽然我是租车开过去的，还是会感叹交通不便(路不好，希望以后会修好)。虽然我早就在网上看过墙盘的图片，当我看到实物的时候，我真没想到竟然这么漂亮，禁不住发出了到目前为止仅此一次的感叹：“太漂亮了！”然后马上感觉不对，回头问身边的讲解员：“咋这么新？这是不是复制品？”（我去博物馆都有雇个讲解员的习惯，虽然大多数讲解完之后觉得钱白花了）讲解员回答说：“这是真品，因为当时发现时，这一批窖藏都用草木灰厚厚的包裹着。这两个展柜里面的青铜器都是出于一个窖藏，你没发现它们都非常新吗？”
墙盘内底部铸刻有18行铭文，共计284字。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然后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从这件出土文物上铸刻的6代先王的谥号和《史记》中记载的完全一致，说明司马迁写对于他1000年前的事情是完全真实的。 该盘铭文字体为西周时期的标准字体，其字形整齐划一，笔式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作。 该窖藏中还出土了一件非常大、非常漂亮的“折觥”，同藏在宝鸡周原博物院。出土的觥本来就少，这件觥，完全可以称得上觥王。
如果你去西安旅游，不妨租辆车开到周原博物院，去看看当年周的发源地，感受一下周初的建筑，再去看下墙盘、折觥，体会一下“太漂亮了！”的感觉。 2003年1月陕西宝鸡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了一青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鼎12件，鬲9件，壶2件，盘、匜、盂、盉各1件，器物主人叫逨。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为这批杨家村窖藏单独设立了一个名为“盛世再现”的展馆。 而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这件“逨盘”，第三批国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盘内底铸铭文21行372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历代周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
逨盘上实际共提到十二位周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龚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仅未及西周的末代周王幽王。逨盘铭文上的西周王世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与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的商王世系有着同样重大的学术意义。逨盘铭文所载的西周各王世的重要史事，与文献、从前发现的金文的记述基本吻合，如文王、武王的克殷，成王、康王巩固开拓疆土，昭王征楚，穆王四面征战等等。 因为该盘是铭文最多的盘，被称为中国第一盘。在出土前第一盘的位置一直被散氏盘(357字，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占有。那么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墙盘只有290字，为什么能进入第一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而逨盘是字最多的，把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都给征服了，却是第三批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评第一批禁出文物是2002年，而逨盘是2003年才被刨出来的。 不知不觉又写了这么多，我发现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散氏盘、胡簋、晋侯稣钟、多友鼎、虢季子白盘都还没写呢，于是我赶紧踩了脚刹车。本来取名(周)篇，没写一点觉得量有点多，果断改成(西周)篇，继续写着写着却发现西周的还是太多，最后改成了(西周)上篇，可见西周的重器二次方实在是太多、太值得详细写了。还是请大家静候下篇吧。 如果大家觉得我写的还行，不妨转发一下。您的鼓励是我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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