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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每个民族的文化缩影。中国的汉字更具独特魅力。它记录和传承着中华文明，影响着整个亚洲的文化。中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汉字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可能单线发展，也注定造成汉字的诸多问题，比如文字学常提到的古今字问题、繁简字的问题、正俗字的问题、异体字的问题等，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让你费尽脑筋，更何况有这么多的问题同时交织在一起。汉字难读、难写、难辨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汉字的这些问题，大多有方家论述。这里笔者不敢对汉字的重大问题，枉驾谈论，仅对汉字形体及汉字书写的特殊地方，简要释例，略作浅析。 汉字在演变过程极其复杂，有些字起初很复杂后来不断简化变得简单了，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都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本来写法比较简单，后来反倒变得复杂了。比如文字学中所说的形声化的字，像祐本字原是右，狮字原本很多古书中只写作师，还有神、擒、镞等都是为了更加表义加了义符发展来的。 但无论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还是从复杂到简单的演变，形体的变化大多比较明显。本文就对汉字字形和书写中一些共性现象略加归纳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归纳，能使人们减少对汉字的迷惑，更好的了解和认识汉字，正确的对待汉字特殊现象。 一、增笔、减笔、偏旁混同现象与举例 在翻阅古代留下的碑帖手稿中，经常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先举几个例子，比如米芾写的“仗”如下，这种字形《玉篇》也有收录。 1.米芾写的“仗” 《玉篇》中的“仗” 再如魏碑中常见“在”写作下面这类字形 魏碑中的“在” 魏碑中的“在” 北魏《侯掌墓志铭》中“宅”写作 看完这几个例子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字比我们通常的写法多一点。我想经常翻阅古籍的人，对这个问题不会陌生。因为多了或少了这一笔不会影响文字识别，所以大家多不去深究原因。起初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进入我的视线。而且我发现，这一现象在古代书写中极其普遍，甚至到了现代仍有这种残留，引起我关注。实际上仅此一笔之差，背后隐藏着很多信息。在查找过程中，我发现这种情况在各个时代都有，就是字体稳定后，在不同的字体中也有，甚至印刷的书籍中仍然存在。而且增多或减少的一笔除了点画外，还有在原字上增减一撇、一横等形式。例如'京'欧阳询的 《九成宫醴泉铭》中字形如下，中间多一横 再比如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中“肥”如下，右边少写一竖画 像这种情况在碑刻墓志非常普遍，在敦煌的手抄卷中尤为突出，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经过手抄的文献中。印刷术出现后这种情况变少了，但仍然存在。那么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这种情况肯定有笔误的原因。特别是刻工粗糙的墓志，多笔、少笔肯定难免。但是，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其中肯定还有他因。 二、造成文字增减笔画的其他原因 首先是，如何定义这些字。对于这种情况我想不应该属于字体演变中繁化或者简化的问题。那么这些字是异体字吗？如果按照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中对异体字的概念：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来定义，这些字确实符合异体字的概念。不过，查找《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几乎未收这些字。翻查一些异体字手册、工具书（如《汉语大字典》后付的异体字表）也不多见。或者把这些定义为俗字。在《敦煌俗字典》也较少涉及此类字。汉字在每个阶段都有正俗或正异之分，但正俗、正异必须先立定一角度，否则正俗或正异难辨。所以历代都有一些统一规范的措施，比如秦以小篆为正体，其它的就是俗字或异体字了。我们说的这些字相对于不缺笔、不少笔的字来说，也是俗字。如果从民间百姓和高雅儒士两个角度来区分，大概前者常被称为俗字。但这不可能绝对，因为某朝代是正字到了后代不一定还是正字，反之亦如是，并且在官府奏折、科举考卷中这种多笔、少笔的情况也未必没有。所以这类似乎可以忽略的一笔似乎不太好界定。不过为了弄清楚这些字的产生原因，我先后向北京大学的高明教授、以及北师大、厦门大学等高校的教授请教此问题。各位先生虽说法不同，但对我们很有启发。现参考各位先生的指教，掺之个人想法总结大致如下： 原因一，标示区别。汉字中有很多极为形似的字，如果不留意的话很容易被误读，比如未与末、家与冢、凡与几等等，这类字我们在小学习字时就做过区别辨认。正因为容易读错，所以古人在书写时为了加以区分，就在其中的一个字上多一笔，与另一字相别。比如古籍中最常见的“土”字经常写作“圡”，就是为了与士相区别。在很多的古代碑刻墓志中可以看到，一些从“土”的字仍加一点，就是与“士”相别。比如《史晨碑》中的社写作
魏碑中的“塗”写作
魏碑中的“墓”写作
还有王与玉，在小篆中“玉”字并没有点画，这两个字的区别也仅以中间的横画的位置来定是玉是王，
中间横在上下两横正中的是“玉”，中间横靠上横的才是“王”。汉字隶变后，就以“点”作区分。其实这种办法在甲骨文中也有，比如甲骨文中的“身”加一点成“信”字、“又”字加一笔成“尤”字等。（参看张桂光《汉字学简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77页） 原因二，避讳。所谓避讳，是指古代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直接写出的现象。避讳的办法可以更换所避之字，如为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就把恒山改为常山。今本的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常”字，也是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因为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写作“恒”，说明我们现在用“常”的通行本是在汉文帝以后了。还有常用的避讳方法，就是本文所说的增笔、减笔了。比如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在书写时就将原字多、少一笔，而且带“民”之字亦如此。如《荐季直表》中民写作
这个字形明显少一斜钩。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多、少一笔的民字都是为避李世民的讳，因为在唐以前就有这类增减点画的写法了，如北魏《吊比干墓文》中泯字就多写了一笔。避讳现象给我们现代人读古文献造成一定的困难，特别是改子换字后，失去文献本来面貌，因此阅读古文献，还必须对文字演变中的一些特殊之处加以关注。 原因三，书法因素。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很多文化现象都与书法文化密不可分。我们中国的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书写因素对文字的演变有很大的影响。有些字起初是因为好看增减了笔画，但因为没有影响识别，也没有改变文字的表义，于是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约定俗成的写法。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京”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所以这类字即不能完全算是错字，也要将其与正字区别看待。 当然以上只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字现象的一部分因素，文字的演变本身就是很多复杂交织的因素，我们所说的文字的现象绝不会只是简单因素造成的。
本文初稿《浅谈汉字的特殊性》，作者李少愚，转引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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