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界论及王仲荦先生（1913―1986）之学术，每言及古史分期之魏晋封建说以及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对于先生的其他著述，论之者不多，而对于现有著述之外的胸中学问更是知之甚少。王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初入于章太炎先生门下，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实现了学统与新知的融合、考史与著史的兼领，是淹通文史的一代方家。 一、学统与新知 王仲荦先生祖籍浙江余姚，1913年出生于上海，早年也一直在上海学习和生活。读大学时，便属意于文史，在任堇叔先生指导下，开始了《西昆酬唱集注》的工作。王先生自己曾不无感慨地说：之所以选择《西昆酬唱集》，主要是因为它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又较少，便于初学。笺注工作“单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我就得一部一部书翻检诗句的出处，如《毛诗》、《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麟台故事》、《初学记》、《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庄子》、《列子》、《楚辞》王逸注、《玉台新咏》、樊南诗文集》冯浩注、《文选》李善注、《全唐诗》等，一天一天地翻检，翻检得很详细，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1] 王先生的岳丈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时期的学生，且岳丈家又与章夫人汤国梨先生有姻亲之好，两家过从甚密。王先生婚后不久，就被汤国梨先生介绍到章太炎先生门下。王先生回忆道：“她知道我很喜欢古典文学，就把我的诗文介绍给太炎先生看，先生看了，认为孺子可教。汤国梨先生就推荐我做他老人家的小学生了。我本来是他学生的女婿——小门生一辈，现在成了他的学生了。”[2] 到章太炎先生门下后，王先生一方面陪侍他在苏州和无锡等地讲学，同时潜心攻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文始》等；另一方面，则在章太炎先生指导下，初步完成了《北周职官志》与《北周地理志》两部书稿。这两部书稿奠定了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学术基础。王先生曾深情回忆他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北周职官志》的有关问题时的情景：
《北周地理志》与《西昆酬唱集注》也经历了同样的磨砺。 章太炎先生去世后，汤国梨先生携几位弟子共同创办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被聘为院长室秘书兼教授，担任中国通史一课的讲授。但为时不久，因形势恶化，太炎文学院停办，王先生投奔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印泉先生，效力于抗战第一线，曾参与保山保卫战。1942年，应中央大学之聘，赴重庆执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席。1945年秋，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中央大学迁返南京后，进行院系调整，王先生任中大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夏，因同情进步学生运动，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吴组缃先生、蒋礼鸿先生以及王先生等多名教员被解聘。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先生闻讯后赶至南京，延揽诸贤。王先生遂应聘至青岛山东大学。次年，被聘为教授。此后直至1986年去世，一直任教于山东大学。 王仲荦先生在山东大学 自章太炎先生去世至解放前夕的十三年间，王先生虽颠沛流离，辗转于多处，但秉承学统，弦歌不辍，一直致力于《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与《西昆酬唱集注》的修订增补。在云南期间，庶务繁杂，又无书可读，王先生便将随身携带的《资治通鉴》反复翻阅，并摘记有关云南的史料。方国瑜先生见此，把《云南丛书》中专门汇编《资治通鉴》中有关云南史料的一部书稿借给王先生，请他遇到《资治通鉴》有而此书未收者，用毛笔写在天地头，王先生居云南二年，集腋成裘，密密麻麻地汇集了一厚册，临行前还给了方国瑜先生。王先生对于《资治通鉴》的功底也在此时造就。 十三年间，虽恩师不在，但在学问与阅历的砥砺中，王先生愈加领会到章太炎先生学问之精髓。多年后，他曾这样总结道：
这种体认，既是对自己学统的总结，又成为前往新的历史时期探求新知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先生改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万象更新，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史学领域，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在这方新的天地中，有的学者固守学统，仍旧在原有的天地中默默耕耘；有的学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风云变幻中得心应手；还有的学者在继承与求新上上下求索，实现着学统与新知的融汇。王先生属于后者。这些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加之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史学研究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对于王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结合上的贡献，吴大琨先生曾专门论及。他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一文中写道：
吴大琨先生所称道的这篇文章也是王先生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众所周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史学领域的运用，作为唯物史观基本框架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必然运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又使得中国历史之足一时难以适应五种社会形态之履。因而，古史分期以及与其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问题等，也就必然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就开启了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范文澜先生的西周封建说、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的提出，知名史学家们纷纷进行论述，各抒己见，形成了建国后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高潮。在这场大讨论中，王先生除《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一文外，还先后完成了《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连载于《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篇长文。《〈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评论道：
在积极参与古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的同时，王先生还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次发表 论述，先后发表了《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丝织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纺织业》等论文，是建国后较早进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上的《从茶叶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一文，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作。文章“从茶叶经济发展这一特殊角度来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得比较久。文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强固结合，由于这种结合，更加强了封建阶级对于茶农与制茶手工工人的残酷剥削，阻碍了手工业向工场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后来更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保持了封建统治”[7]。这篇文章被严中平先生誉为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创新之作，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王先生则谦虚地认为：“中平教授是《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我受到他的启发和帮助，于是也热情地参加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尤其茶叶经济这篇文章，基本观点受到中平教授的影响很大，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8]两位先生的学者风范足垂后世。 数十年前风起云涌的这场大论战似乎已尘埃落定，不论史学史将如何评价，我们坚信，这场大论战所蕴含的学术内核弥足珍贵，所带来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进步同样不容忽视。王学典先生曾从两个方面深刻分析这一问题。他提出：
他还认为，在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的各派学说中，“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影响最大， 最具有代表性。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各派都去挖掘各自时期的史料，客观上刺激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通过考察农村公社、流民暴动、世家豪族、农民部曲和佃客等历史事实而分析得出魏晋封建说的结论，等等。这样，本来资 料最为贫乏和寡缺的先秦、秦汉史，却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这一功劳不能不归于‘古史分期问题’论战”[10]。 我们十分同意这一见解。从第一方面看，中国的相关史学家们除了与年鉴学派不谋而合外，还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责任驱动，在新中国的召唤下，要写出“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在王先生的学术活动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在大量的讨论中蕴含着这一责任外，他还专门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11]一文，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欧古代中世纪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试图阐明中国式道路的由来与走向，这也是建国后比较史学的代表作，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从第二方面看，王先生在这场大讨论中所积累的学术贡献，可以是最好的证明，他在这一时期对村公社制度的研究、对东汉与魏晋土地经营方式与社会阶层的研究、对均田制度的研究，以及20世 纪80年代为弥补50年代之缺憾而完成的《井田制度考》、《圭田考》、《奴婢上户籍始于北魏》等论文，共同构筑起了他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基础。因而，王学典先生对20世 纪50年代这场大论战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对王先生在这场大论战中学术活动的评价。 二、作史与考史 章太炎先生曾将清代史学分为“考史”与“作史”两种类型，后人又将清之后的史学延伸为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或者是考史派与著史派，其划分大同小异，故而我们仍以考史与作史区分之。就清代史学而言，考史派占绝对优势；进入民国以后，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乾嘉范式和西方实证主义结合下形成的新考史派仍占据优势地位。王学典先生曾分析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议院士。在‘人文组’计8类28名院士中，绝大部分都具有考据学背景，如胡适、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余嘉锡、杨树达、赵元任、李方桂、萧公权、陶孟和等。唯一一名史观派史家郭沫若也列名其中，但他所以入选，也是因为其在甲骨金文考释上的考据性贡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史料考订派的势力之大。”[1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史派除钱穆等人外，多数都是以唯物史观治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就使史学流派的划分带上了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作史派自然成为主流流派，而考史派在经历了批判胡适与古史辨的学术运动后一蹶不振，考据之学似乎也难以再登大雅之堂。 在这样一种学术变迁中，王仲荦先生之治史，实现了作史与考史的兼领，进则作史，退则考史，作史中不乏考据实证，考史中仍见理性思辨，进退自如，在两大领域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王先生作史的代表作当为《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两书的前身则是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中写道：
由此看来，魏晋南北朝部分在“文革”前已全部完稿，所以在“文革”后不久，王先生便修订完毕，1979年正式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部分在“文革”前仅完成了隋与初唐部分，故而基本上是从头写起。因此，至1983年方基本完稿，1988年正式出版。这样，介绍王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史贡献，当本《魏晋南北朝史》一书。 《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的影响力自不待言，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中更是如此，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首选入门著作。该书在学术史上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在断代史的研究范式、基本架构以及史论模式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成为断代史著作的经典之作。 建国以后以作史闻名的史家多专注于通史性著作的撰写，追求《史记》以来通古今之变的成就，建国后虽也有三二种以“史纲”、“史略”名之的断代性著作，但篇幅太小，结构与内容尚无法承《汉书》之余绪。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则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全书实际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综论，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融为一体，以时代为序，分别论述；第二部分则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周边民族状况、中外关系、思想文化、科学发展等内容进行专题论述，史论结合，构建了一个全新而科学的断代史研究体系。 其次，它大面积地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提出了相当数量的“新论”，是一部创新之作。比如，这一历史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史、军事与战争史、少数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上的许多 空白被填补；在世家大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屯田制、占田制以及思想文化领域中都提出了新的见解与结论。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地位的把握，更是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曾概括道：
这种史识令人击节。尤其让我们感叹的是，始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这部著作的社会史视角，已足以回应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的年鉴派史学。 再次，这部断代史是一部史作，在这部著作中，王先生清新的文采、缜密的分析称誉学界。但它同时又是一部实证性史作，王先生继承了考史的传统，注释与考证的分量是此后许多断代史著作所不及的。这部著作所引史料都是随文而注，除此之外的专项注释部分仍占到全书总文字的20%以上。这些注释或补充史料，或考订史实，许多注释的文字已大大超出了相关正文的文字。如书中《曹魏的屯田制度》一节，正文只有3000字左右，而文后的注释却有4500多字；又如，书中讲到东晋世家大族在浙东广置庄园一事时，正文仅200多字，而文后的注释却引用了 30多种史料加以说明佐证，注释文字有2500字以上。若将这些注释单独成册，就是一部颇具分量的《魏晋南北朝史实考证》，是十足的史料考订之作。 王先生考史的代表性工作有四个方面：一是对敦煌文书的考释；二是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专题 考证；三是参与二十四史的校点；四是综合性考证之作，如《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这些工作除了第四项外，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行的。 对敦煌文书的考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谱牒残卷的考释，包括《〈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等。二是对地志残卷的考释，包括《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贞元十道录〉剑南道残卷考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 残卷校释》、《〈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沙州志〉残片三种考释》、《〈敦煌录〉残卷考释》、《〈寿昌系地镜〉考释》、《〈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释》、《〈西州图经〉残卷考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考释》、《〈西天路竟〉释》等多种。前一部分收录在《㟙华山馆丛稿》中；后一部分则汇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经夫人郑宜秀先生整理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先生的敦煌文书考释主要是还原式考释。考释以雄厚的文献与史学功底为基础，广征博引，补白祛疑，为敦煌学研究作出了艰巨而有效的基础性贡献。王先生对于自己在敦煌文书方面的有关考释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对收入《㟙华山馆丛稿》中的几则考释评价道：“有关敦煌石室发现的氏族志文章，一共写了三篇……这几篇文章，也有扎实的，如果顾步自怜的话，我是较为满意的。”[13]这是王先生唯一一次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评价。 对鲜卑与代北姓氏的考证属专题性考证，有《鲜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两文，意在条理北魏、西魏时代，在鲜卑先改单姓又转用复姓的大变动中，各姓氏及相关集团的沿革、变化状况。如王先生 所言：“自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西魏相宇文泰又改鲜卑单姓为复姓，当西魏、北周之世，庾信有诗云‘梅林可止渴，复姓可防兵’，则改复姓之影响之大，固有关鲜卑化汉化势力之消长，非独一姓一氏之单语复语之变换而已也。荦既写定《北周六典》，于西魏北周复用鲜卑复姓事，虽不得不略一提及，但言之不详，故今复为《鲜卑姓氏考》，别成一篇云。”[14]在《代北姓氏考》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考证文章合计10余万字，均作于王先生的晚年，无论是对史料的网罗式搜寻，还是考辨中抉疑探隐的功力，都属考证文字中的上乘之作。王先生本人对其也很看重，有几家杂志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说，这两篇文章要收到《㟙华山馆丛稿》的续编中，一部论文集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未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的校点为建国以来最为宏大的学术工程，王先生是主要参加者与组织者之一。他曾回忆道：
王先生第一次赴京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留影 对这一工作的学术与文化意义，学界早有定论，兹不赘述。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王先生在点校《宋书》的同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积十数年之功，完成了洋洋百余万字的《宋书校勘记长编》[16]，全书共出校9100余条，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人，成为《宋书》整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是两部重要的综合考据之作，其缘起是补《周书》无志之缺失，但经过王先生近四十年的反复考订，其意义已远过于此。《北周六典》凡六十余万言，即是一部北周“通典”，又是北周一朝制度史料的汇编与考订；《北周地理志》凡七十余万言，既是一部“北周郡县志”，又是北周地志史料的汇编与考订。两书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在作史与考史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工作。王先生晚年多次谈到，章太炎先生认为清代学术缺食货之学是一大缺陷，要求王先生在学识许可时可致力于此。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史”，实际上也是在践行着太炎先生的教诲。但王先生本人还确定了一个研究目标，就是要写出一部《中国古代物价史》，从物价的视角把握中国古代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研究方向。更让我们关注的是，王先生设定的研究中国古代物价史的第一步是先完成《中国古代物价考》。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进行着若干考史工作的同时，王 先生也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物价史料的收集与考订。至先生仙逝前，先后完成了《〈管子〉物价考》、《〈韩非子〉物价考》、《〈战国策〉物价考》、《〈越绝书·计倪内经〉物价考》、《〈史记·货殖列传〉物价考》、《汉代物价考》、《汉晋河西物价考》、《魏晋南北朝物价考》、《唐五代物价考》、《唐西陲物价考》、《于阗物价考》，宋代与辽金夏的有关物价资料也大致收集完毕。上述考证或资料已由郑宜秀先生汇编为《金泥玉屑丛考》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这一未竟工作的方法论意义，丝毫不亚于它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贡献，如天假时日，王先生能够如愿完成《中国古代物价考》与《中国古代物价史》两部著作，定是作史与考史的完美结合。 三、文史淹通与学者风范 王先生自小学入门，又偏爱诗词，建国之前一直任教于国文系，因此，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其本人也工于声律，咏唱酬答，清隽自然。但是，由于到山东大学后一直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除了反复修订于1980年出版的《西昆酬唱集注》外，再无其他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不过，王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却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学的元素，把文学史与文化史作为断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以诗证史、以史论诗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为例，全书洋洋百万余言，文化史部分占了 1/3强，其中，诗史词史又占了文化部分的2/5，达15万字左右，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诗词就有千首以上，若单独成册，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诗史。即便如此，王先生仍然意犹未尽，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在《隋唐五代史》一书中，讨论史实之时，王先生能以诗为证，引诗入史，解决了若干疑难，在讨论诗人诗作时，则以史证诗，大大加深了对诗作的认识，甚至厘正了诗人与诗作中不少传统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韦庄其诗其人的研究，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以上所述，仅是作为学生对先生的一知半解，王先生本人从未讲过什么文史兼通，也未曾讲起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造诣，只是说自己是一个爱好者。对先生的“爱好”笔者深有感触，自1982年，笔者有幸忝列先生门下，先生给笔者确定的学位论文是他所喜欢的韦庄诗词笺注。笔者每周一都去先生的书房听先生讲评，先生对所讲之诗篇篇吟诵，常常啧啧称道：“好诗！好诗！”这种境界其实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正是由于对学问的热爱，王先生真正做到了视学术为第一生命，终毕生之力贡献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王先生在《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一文中曾经写道：
自1983年8月到1986年6月，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王先生编定了《㟙华山馆丛稿》，完成了中国古代物价考的大部分工作，还撰写了《鲜卑姓氏考》与《代北姓氏考》两大考据长文，基本编写了《㟙华山馆丛稿续编》，等等。须知，此时王先生已年过七旬，且一直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身体较为虚弱。这些成果就是生命的投入。 多年来，王先生除了研究、教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爱好，终日在小小的书房孜孜研读，极少下楼，常常每日能完成三千言。而且，王先生的所有研究都不找人代劳，从翻检史料、摘录卡片，到以繁体竖排誉录文稿，全部都是亲历亲为。最让人景仰的是王先生终日乐在其中，流连忘返。其故交朱季海先生曾奇诗云： 闻道年来懒下楼，书城高筑又埋头。 古城艇子浑忘却，不及卢家有莫愁。 王先生答诗曰： 神仙自是爱楼居，惭愧捧心未著书。 风雪连天冰百丈，木兰双桨正愁予。 正是有如此高贵的学术品格，王先生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不伐名，不自矜，固守学术良知，从不以良璞示人。 王先生在生前从不申报任何奖项，也未申报过什么项目，更不彰扬自己的学术与学问；相反，在一些情况下，宁肯学术成果不能出版，也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不随波逐流。郑宜秀先生曾回忆王先生《曹操》一书修订版的过程：
王先生固守学术良知方面最为集中的体现还是不以良璞示人。前已述及，王先生的两部断代史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历时三十年才全部完成；其《西昆酬唱集注》与《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历时四十余载，反复修订，方正式出版。以这三种著作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达到了较高水平。1945年秋，王先生申请副教授之职，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叔傥在审读了王先生送审的《西昆酬唱集注》和《北周六典》后认为，只需将前者送教育部即可，而后者升教授也可以了。只是因为王先生执教国文系，不能用此书送审。当时的教育部在请专家审查后，即聘王先生为中央大学副教授。尽管如此，王先生仍将这些书稿反复修改了三十多年。 王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我是章先生的学生，以我来写太炎先生，当然有偏护的地方，所以是不适宜的。”[19]在追忆王先生的文章最后，笔者只能惭愧地说：我是王先生的学生，以我来写仲荦先生，以学养之浅薄，一定不乏难以备述之处，所以是不适宜的。”好在对王先生之等身著作，学界自有公论，笔者在这里，只是对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品格略述一二而已，先生庙堂之美，尚待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注释： [1]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㟙华山馆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0–591页。 [2]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㟙华山馆丛稿》，第590页。 [3]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㟙华山馆丛稿》，第594页。 [4]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历》，《㟙华山馆丛稿》，第592页。 [5]吴大琨：《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文史哲》1986年第5期。 [6]郭震旦编撰：《〈文史哲> 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1-72页。 [7]郭震旦编撰：《〈文史哲> 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第30页。 [8]王仲荦：《㟙华山馆丛稿·前言》，第2页。 [9]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10]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169－170页。 [11]文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2]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30页。 [13]王仲荦：《㟙华山馆丛稿·前言》，第2页。 [14]王仲荦：《鲜卑姓氏考》，《㟙华山馆丛稿续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15]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㟙华山馆丛稿》，第606页。 [16]此书2009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7]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㟙华山馆丛稿》，第607页。 [18]王仲荦：《㟙华山馆丛稿续编·前言》，第2页。 [19]王仲荦：《太炎先生二三事》，《㟙华山馆丛稿续编》，第588－589页。 （ （本文作者：齐涛教授。原文刊载于：《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180~188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