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接着上文来欣赏哈佛大学所藏清乾隆17年黄氏亦政堂校刊本《考古图》第二卷。
虽说汉代以后，上古青铜器便时有出土，但时人多半将之视为上天降下的祥瑞，赋予神异色彩，以致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然而，这样的情况到了北宋大有改观。北宋时期，算得上是中国金石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
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理学探索上，到了后期才开始从事对古器物的收集与研究，但却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理论基础。
元祐七年（1092），《考古图》刊行于世，之后重梓颇多，流传甚广。在该书十卷的内容当中，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收藏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贵重、造型精美之器。基本上是按器物类型编排，同时也顾及时代先后。
书中每器皆定其名称，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大小、容积、重量，并附铭文考释，对出土地点及收藏家之可考者亦加说明。并且征考文献，以按语形式，讨论作器时代、器物名义、形制、用途、相关史实和礼制，以及铭文释读的难点和疑点等。有时还间引他家释读及论说，附入他书所载与本书有异的款识摹印件。
《考古图》著录古器物之多、之详，是同类著录书无法相比的，其学术价值不容怀疑。此书在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上也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宋人所作古器物图录的成熟、系统和完善，当以此为代表作，后世同类之书概莫能出其规范”。特别是将古器物摹绘记之的这一作法，相当具前瞻性，可以算是今日文物图录的先驱。
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始终认为研究古物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可以说，他所从事的对古器物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理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北宋所处的大环境是不谋而合的。
“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授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他研究古器物，并不是为了收藏把玩，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补救经传之缺失，改正诸儒之谬误，并供后学者作参考。这既是吕大临编写《考古图》的知识基础，也是他考订古礼于古器物中的源动力。
纵观北宋一朝，不独吕大临如此，从皇帝岛士大夫皆热衷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前文中曾说，发端于宋朝、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宋朝复古思潮和经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与任何学术门类一样，金石学自有其产生、发展、变化过程。金石学的源头，一般可以追溯到汉代，但其真正的开端，学界公认是在北宋时期。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进而认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
金石学从最初的发端到形成一门新学问，经历不足百年，也就是说，金石学发端并完成于北宋时期。按王国维的说法，近代金石学虽称发达，实际上沿袭的是宋代成法，在不少方面并不如宋代，即意味着宋代金石学最鼎盛。及至当代，不同学界对此也达成共识。如考古学界人士认为：“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
金石学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是宋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诞生绝非偶然，与宋政府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经历了自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宋代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要长治久安，必须重建以礼乐文明主导的统治秩序。
于是，一方面大量选拔儒士充实到官僚队伍中，取代地方和行政岗位上的武将，改变统治集团的结构和素质。“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一方面大力倡导儒学，尊崇经典，恢复礼制，诸如完善科举制度、兴建学校、征集古籍、编纂大型类书等就是典型表现。具体如对钟鼎、碑刻等古物、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则是汲取远古的元典基因，以便正确理解儒学真髓，弘扬传统文明。
作为北宋首都，开封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际大都会，代表着宋朝文化发展的繁荣及高度。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性质决定了其品质，汴梁文明昌盛、人才密集、生活优裕、思想开放，学术发展因而到了一个黄金时期，滋生分支如雨后春笋。
吕大临则在二三十岁间，出入关中、洛阳、汴梁一带，与各地文土交游。尤其在汴梁一带，与苏轼、苏颂、宋敏求等人多有来往，得见各家收藏。又在太常院见得朝中收藏。这些见闻则成为他编写《考古图》的材料基础。元祐七年，《考古图》刊行于世，之后重梓颇多，流传甚广 。该书著录了太常、秘阁、内藏及另外 37家所藏古器物 237 件，这些人多数常驻汴梁或曾在京师为官。
今本《考占图》卷首列出“考古图所藏姓氏”，所列藏家皆注明郡望和姓氏。在正文之中，每一器物名称之后，即表明所藏之出，以及少量此前著录的信息。但考诸正文，这列名的藏家中，有颖川韩氏、东平王氏、庐江高氏未有器物著录；另有京光苏氏、河东干氏、苏台蒋氏河南刘氏四家各有一器被著录；还有京兆孙氏有孙求、孙默两家，从正文中无法判断所录器物归于谁家。
而这其中，23件明确标记“得于京师”，1件标记原收藏人为“开封刘氏”。该书完成于元祐七年，吕大临此前一直在汴梁任职，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之所以能见到如此多的金石古器，得益于京师这一文化中心，不仅朝廷收藏丰富，在汴梁居住的士大夫也多有藏品，此即他所说的“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否则是难以见识如此多的器物并完成这部书的。《考古图》也是在汴梁的产物，为古代青铜器、玉器的著录体例、分类与考证开了先例。 前文链接： 赏罕见乾隆本《考古图》，看北宋金石鼻祖吕大临的收藏之路（一） |
|
|
来自： RK588 > 《古玩收藏、鉴宝和文物考古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