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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董卿主持的电视节目《朗读者》开播，第一集就请来了翻译界的泰斗许渊冲。
节目开始许老先生刚上台就给了董卿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这股傲气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虽然今年已经96岁，但他思维敏捷、声如洪钟，谈起翻译来滔滔不绝。在节目里，许渊冲先生表示自己现在还经常加班加点做翻译。
在节目中，他还教了我们如何文艺地表达“熬夜”——The best of all ways（一切办法中最好的办法）；To lengthen our days（延长我们的白天）；To steal some hours from the night（从夜晚偷几点钟）。 “想要延长白天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夜里偷几点钟”（从此我为自己的熬夜找到了文艺的借口）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一句话“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记住了多少日子”。 视频在此，还没看的小伙伴赶紧来膜拜一下吧~
也许很多人已经看过这个视频，但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许渊冲先生的英语学习之道，以及他对翻译“好坏”的看法，下面就让我们重新来了解这位大师吧！
初学英语嫌拗口，也曾爱听“小星星” 别看许渊冲如今是翻译界的泰斗，但在刚接触英语时，他并不“感冒”。 欲求原因，且让我们翻开许渊冲的回忆录，暂时“穿越”到1921年的4月18日，一个百花欲开、新月渐圆的时候。 那一天，在江西南昌的一户普通人家，一个哭声特别响的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许渊冲。
许渊冲的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社会地位不高。曾有人推荐他去一乡下学堂做校董，但有人却因“资历不够”而反对。 这事让许父很生气，许渊冲记得小时候父亲常说要他们好好读书，“有了资格，才好为家庭争口气！” 许渊冲首次接触英语是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英文老师教二十六个字母，讲到“wxyz”四个字母时，因为没有中文读法可以借鉴，许渊冲被难住了。
“幸亏二堂兄把这四个字母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得要死，歪嘴！’这才勉强记住。”在许渊冲的自传里，也记录了这一段趣事。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还不会国际音标，许渊冲对英语产生了畏难情绪，失去了兴趣。 倒是六年级的时候，许渊冲听见哥哥背英文儿歌“星星眨眼睛”时，觉得很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学到的两句英文诗，却是我后来翻译几千首英文诗的第一步。” 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辗转找到当初这首可以算许渊冲“英语启蒙”的儿歌时，居然是如今仍然传唱、并在亲子秀真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开头Kimi唱的那两句： Twinkle，Twinkle，little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这里有一段从Youtube上找到的视频，标题为“A Master of Interpretation: Understanding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里面有许先生讲英文的片段
西南联大师从钱锺书，奠定“创译说” 许渊冲真正对英语感兴趣是在高二时。一次考试，记忆力极好的许渊冲轻易背下了教材《英文短篇背诵选》里的30篇短文，成绩一下子跃居班级第二。再加上老师教学得法，让许渊冲对英文产生了兴趣。
此外，许渊冲又读了朱光潜的《谈兴趣》一文，“使我读书教学都重兴趣：没有兴趣的书不读，没有兴趣的课不听；有了兴趣的事可以做得尽可能好，教书教得有趣时，学生反应令人神往；译诗译得神来时，读者反应令人入迷”——许渊冲一生的翻译学术思想就此奠定。 1938年，许渊冲考入了刚成立不足一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当今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经济学家王传纶、两弹元勋朱光亚以及两院院士王希季等成为同年级的同学。 在西南联大期间，许渊冲听过不少精彩的讲课，比如闻一多讲《庄子》。他认为，1938年～1946年间的联大胜过哈佛大学，“因为联大不仅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的教授”。
因此，许渊冲不仅疯狂汲取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并在大一时师从钱锺书学习英文翻译。从许渊冲写的《钱锺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当时听钱锺书讲课还是日后与钱锺书通信谈论译诗之法，都使许渊冲获益良多。 在给许渊冲的一封回信中，钱锺书一语道破翻译的难点——“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 在评价许渊冲的译作时，钱锺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许渊冲回忆说，钱先生的信对他是一个鼓舞，也是一种鞭策。此后数十年的翻译工作，许渊冲字斟句酌，一直以“知之、好之、乐之”为评论译文的三大标准，并专门著述予以解释：“知之是低标准，看译文能不能使读者理解；好之是中标准，看译文能不能使读者喜欢；乐之是高标准，看译文能不能使读者愉快。”“知之是要达意，好之是要传情，乐之是要感动。” 因此，他认为译文要能传达原文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才有可能达到翻译的高标准。
“如何能传达原文的三美呢？那可以用三化的方法：等化，浅化，深化。”而这“三化”，“合起来说就是优化，就是再创作，或者说创译”——许渊冲坚信：翻译就是一门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 、再创作的过程。 1941年应征在美国志愿空军任英文翻译，把三民主义解释并翻译为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惊艳全场。
译中国律诗为英法韵文，异国惊艳 众所周知，译诗难，译博大精深、讲究含蓄之美和意境的中国格律诗更是难上加难，可许渊冲一心想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向世界。他认为中英互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翻译，“全世界有十多亿人在用中文，又有约十亿人在用英文，所以中文和英文是全世界用得最多的文字”。
平时关心政治的许渊冲说，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文化方面，文学翻译理论的崛起就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崛起的先声，是中国争办世界一流大学、出版世界一流文学作品的先声。 1958年，许渊冲开始把《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语韵文。而得益于他1950年赴法留学的机缘，他以自己在法国巴黎大学研习文学研究的积累，同时也着手了中译法的翻译工作。资料显示，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翻译成英、法韵文。
据许渊冲回忆，由于诗词的原文意大于言，寥寥数字即引起无限联想，比如《诗经》中的”悠哉悠哉”，意味深远，韵味无穷，仅形似的译文难以表达。所以，他在译诗的过程中，改用了“意译”的方法，采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也就是“创译法”。 其实，许渊冲并不排斥直译，他在谈到唐宋词翻译时也曾说过，如果直译就是译语的最好表达方式，那也可以采用直译。许渊冲的创译法，就是不拘一格，反复斟酌，直到找到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概括成三个字，可以说是‘信达优。”
许渊冲用创译法把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译成了英法韵文，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许译已达到了英美文学的高峰，20世纪学贯中西的文理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顾毓琇就曾指定让许渊冲翻译《顾毓琇诗词选》，西南联大时的同窗杨振宁在为许渊冲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英文版写序时，也赞赏许译“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下面这个视频是2016年7月，许渊冲教授在北京香山饭店做了关于“中西翻译理论的不同”的讲座。在讲座上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翻译的观点，比如许先生认为西方语言是精准的语言，汉语是精炼的语言。 他认为，中英语言有最多90%的部分是对等的，其他不对等的部分需要创新翻译。西方有人基于对等理论，认为诗歌是不能让中国人翻译的。许先生列举了大量实例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的诗歌不用中国人翻译是行不通的。
许先生对中国传统经典有着深刻的、独到的理解。“道可道，非常道”被他翻译为“The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truth you know.'基于此，他对诗歌的翻译，以及当今南海问题等进行了有趣而富有深意的评价。 如何才能做出好的翻译？有没有标准和相应的方法呢？我们来看看2015年6月翻译大家许渊冲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达的看法吧。
二十年前，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红与黑》译本的论战。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把译本分为“等值”和“再创造”两类。 当时有学者在香港翻译会议上说：“‘等值’类指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并较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再创造’指译者对原文的形式与结构进行了艺术变动。 译文中注进了译者的个性。读者选择的结果如下：选择‘等值’类的占78.3%，选择‘再创造’类的占21.7%。
说明喜欢‘等值’的读者占大多数。”把译文分成“等值”和“再创造”两类对吗？“等值”的译文不需要再创造吗？“再创造”的译文不等值吗？这都需要举例研究。我们先来比较《红与黑》第一章第一句的两类译文： （等值）维里埃尔（Verriere）这座小城可以算是弗朗什—孔泰那些美丽的城市中的一座。 （再创）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区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的一座小城。 第一种译文的“维里埃尔”完全是音译，但原文前半分明是玻璃的意思，所以第二种译成“玻璃市”，比起音译来，哪种译文和原文更等值呢？音译没有传达任何意义，要说等值，恐怕远远比不上再创的译文吧。 第一种译文说“美丽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是城市的建筑美丽，并不包括山水在内，但是《红与黑》第一章同一段接着就描写玻璃市的山水，而且原文分明说的是“最美丽”，这就可以包括山水在内，可见第一种译文翻译的只是一句之内的字，而不是全段之内的“意”。
至于“小巧玲珑”，1950年我三次走过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发现那里的小城真是“小巧玲珑”，所以这个再创的译文不但是译了原文的字，而且译出了原文的“意”，使读者更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这种译文比起第一种来，哪种更和原文等值呢？恐怕第一种只是形式上等值，而第二种才是内容上等值吧。 也许一个例子不够，我们再看第二例吧。两种译文分别是： （等值）我喜欢树荫。 （再创）大树底下好乘凉。 有学者认为第一种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但有没有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没有，因为原文上下文中，市长高傲地把自己比作大树，他说“喜欢树荫”，正是因为他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所以第二种译文其实更传达了作者的原意。
这场关于《红与黑》翻译的论战给翻译界留下很大影响。随后几十年间，形式上对等的翻译理论一度流行，如社会科学院有学者提出“形似而后神似”论，北京大学有学者提出“最佳近似度”，复旦大学有学者提出“紧身衣”译论等，多是西方对等译论在中国的延续，但真正等值的创译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其实，西方翻译界提出对等译论，因为西方语文如英、法、德、意、西等，据电子计算机统计，约有90%可以对等。而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不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不到50%的语汇可以对等。那不对等的一半怎么办呢？朱光潜、钱钟书二位的答案是：“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联系到翻译的艺术上来，就是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而又不违背原文的内容。西方的对等论只要求“不逾矩”：是低标准；中国译论要求“从心所欲”，是高标准。 下面举个例子说明。毛泽东的《念奴娇 昆仑》气势雄伟，“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三个“一截”，英美译本、北大出版社译本都译成piece，不能表达原词的雄伟气势。中国翻译公司却译成：
这才能表达原文世界大同的理想，传达原文的意美；译文有韵，传达了原文的音美；译文整齐，传达了原文的形美。
再举一个例子，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中的名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美国诗人恩格尔和他夫人聂华苓的译文是：
这是相当典型的西方对等译文，也符合中国“形似而后神似”的要求。但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对等，内容上是不是对等呢？原诗形式上的“武装”在内容上表示的却是英雄主义。 富有意美；“爱”，和“不爱”有重复的音美；“红装”和“武装”有对仗的形美。原文的“三美”在对等派的译文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算等值的译文呢？那么，中国学派的译文又是怎样传达原文“三美”的？我们看看中国翻译公司的译文：
敢于面对硝烟。表现了女民兵的英雄主义，这是意美；英文face当名词是“面孔”，当动词却是“面对”；powder当名词是粉或炸药，当动词却是抹粉。 “面孔”和“面对”在英文是同一个词face，“抹粉”和“炸药”也是同一个词powder，所以译文也有重复的音美；“面对硝烟”（face the powder）和“涂脂抹粉”（powder the face）的译文对称，又有对仗的形美。这样译文就传达原文的“三美”了。 这就是中国学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一个例子。到底什么是好的翻译，怎样的翻译更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读者从上述例子中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希望每个翻译人， 都能学习许老先生的匠人精神！ 也希望许先生延年益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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