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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像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东汉王朝在经历了两次大动荡即“黄巾军起义”、“董卓之乱”后，持续四百多年的汉帝国崩溃了，举国统一的格局不复存在，大小军阀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天下三分”的三国时代掀起了历史的新篇，魏晋南北朝开始了。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朝代更替频繁，共有三十多个大小王朝兴衰交替，社会秩序混乱，长期的封建割据、连绵的战争，无不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掀起了巨大的变革浪潮。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等诸多新的元素也无不对当时的文化形成极大的冲击。由此，各种社会因素交相混杂，使得文艺的发展奏响了自觉的号角。
王羲之生活时代战乱纷争 在这动荡的年代，士大夫们往往只得朝秦暮楚，生命朝不保夕，有的逃离现实，走向山林；有的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因此，魏晋时期的士大夫是生活在痛苦和无奈之中的，他们对人生表示出了高度的敏感和睿智，无论是贵为君王的“三曹”，还是嵇康、阮籍等七贤，在他们的吟叹中，表现出了对生命苦短的无奈、人生易老的感慨，对生离死别的苦楚，对欢乐稍纵即逝的哀息，显现出了一种对及时行乐的无奈追求。不仅如此，玄学所强调的“放达”又使得人们更加变得放纵而自由。 在这种社会现实里，即便是生活在偏安一隅的东晋王羲之也无不表现出对生命短暂的悲歌，《兰亭序》一文中处处可见其对“世殊事异，所以兴怀”的感慨。所以，魏晋时期，士大夫们在吃药、饮酒、纵欲追求刺激的同时，在精神上也追求着一种人生的超脱、解怀、自由，一种对生命、宇宙本质的思考成了自然。一个既对老庄思想的崇尚，又对“儒家经义”进行自修自律的“儒玄兼综，礼玄双修”的玄学时代使人们在文艺上的追求趋于自觉。
洗砚池 如嵇康提出自《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提出的是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它除了针对具体现实中的音乐问题之外，更主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之后是艺术的自主性问题，艺术的自主性后面又含着人对社会和艺术的超越性的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后面也是士人的独立精神的问题。因此，声无哀乐是魏晋士人对个性精神与社会功能寻求的开端。所以，他们通过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性思考，使得文学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文艺完全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同时，玄学的兴盛，使得人们的思想达到进一步解放，玄学所主张的放达不时地对封建政权及礼法构成了破坏和瓦解作用。因此，魏晋时期，人们崇尚新风，不慕古质，这种风尚对文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这一时期，作为文字书写技艺的“书法”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士族力量的推动，书法的发展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人们好“新体”，尚“新风”（洛阳新风）,“新书体中的草、行、楷渐渐为士族阶层所接受，成为士流私人之间书写交流的时调，这是魏晋新书风形成的重要标志。
王羲之故居 西晋时，精通字学、传古法的卫氏也将草书列为书法的‘四体’之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不仅如此，楷书也在当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隶书、篆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在书写中不断的改进着书写的法则，新体的笔法要素、章法特点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定式并渐渐被士大夫们所欣赏和接受。而且，在书法上，魏晋时期已经是正、草、隶、篆、行诸体皆备，欣赏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游目骋怀”、人物品鉴成了一种时尚。 为此，人们从对山林、人物的品藻转而对文艺的评品也成了自然，崇尚意蕴，强调气韵生动，以反映个人的情感、才气。而且，纸张的盛行，对书写的习惯也大大的改变了。人们的书写习惯从简牍的感觉转向了对书写更为简便的纸张上，而这种纸张则更能适合才情的发挥、个性的流露。于是，魏晋的气韵与风流蔚然成风。《十七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自然产物，一个“今草”的范式从此影响至今，学书者无不泽被。
王羲之草书《游目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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