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末年, 一批代表庶族地主和平民利益的官 吏, 对社会腐败政治猛烈批判, 与古文经学对做纬 儒学的批判相互唱和, 尉然而成“ 清流” 。这股 “ 清流” 与“ 天人感应” 今文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 及昏暗、肮脏的政治行为相抗衡。被赶出朝廷、成 为纯粹学术的古文经学与士族知识阶层及太学生集 团的“ 清议” 运动相结合, 酿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批 判、怀疑的思潮, 其中在学术上的典型代表就是王 符著成的《潜夫论》。 王符对时政大胆地批判并予以道德评判, 对 “ 清议” 思潮的发展方向以及汉末魏初的思想大势 影响很大。他强调了衰世时个人人格及道德修养的 力量, 主张个人应承受得住外界的压力, 以保持自 身的道德。尤其是道德对人内心的约束, 决不能因 荣华富贵的诱惑而稍有怠懈。君子不能以“ 高位荣 禄” 等外在成就来判定人生的价值, 人的成就与人 格无必然的联系, 成就取决于王充所讲的“ 遭 命” , 但人格则取决于自身的修养。“ 在那种邪恶 的状况下, 能致力于成为君子的艰苦修养的人是很 少的因此君子是孤寂的他处境危险, 因为大多 数人对他有误解, 而许多邪恶的人将低毁和伤害 他因此这样的君子最好是从世上退隐后汉儒家 道德生活自主的理想因而加强了道家隐士式的倾向” 中国古代的“士”多以“道”自任，以批评政治社会为 己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 “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议”即批评，士大夫群体也应是在 庶人之列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直接承继礼乐传统的。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孔子眼中就是“天 下无道”，以此推之，“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 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样看来，东 汉末年亦是“天下无道”的时代。统治阶级既然不能承担 “道”，那么“道”的担子就落在“士”的身上，“士”成了“道” 的承担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是人间性格，他 们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但个人在“道”的 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异常沉重的， 所以曾子说：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 ”为了确保士的个体地位足以承担如 此重任，走此远路，精神修养于是就成为关键的活动，而 这种活动围绕的中心应是“道”。《中庸》：“知所以修身，则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儒家 坚信，“士” 是文化的先觉， 应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 “自任以天下为重”。汉末，以陈蕃为代表的党人就承担起 拯救苍生，兴复大道的重任。 这些隐逸山野，随时抑扬的明哲之士，他们以一 种隐居远祸害的自全的方式冷眼旁观政权的更迭衰微， 在士人与政权之间，儒家正统思想之间形成了一条间隔， 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 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精神 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正日渐削弱，士人自觉的群体 也随之支离破碎，他们又重新走向了动荡。 魏晋名士, 作为魏晋风度的载体, 更多地从世俗的日常 生活中体现他们特有的风度。魏晋时期是人的大觉醒、大解 放的时期。由于儒学对人们束缚力的大大削弱, 被儒家的礼 法规范窒息了几百年的人们突然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这时, 老庄哲学的复兴又为人们摒弃礼法, 张扬个性提供了理论上 的指导。于是, 名士们都追求一种任情自适的生活方式, 使 得该时期的世俗行为蒙上了一层名士风度的美丽光环。 魏晋风度是一种十分高雅的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 形成得力于名士们深厚的文化素养。由于世家大族的特殊性, 即使在连年混战的时期, 传统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承传。 再加上这是一个重才情的时代, 该时期的士人都注重自身能 力的培养, 以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因而魏晋风度具有浓厚 的文化底蕴。 名士们思想的深刻性决定了魏晋风度内涵的深刻性。风 行于魏晋时期的清谈和隐逸之思全面体现了魏晋风度的思想 层面。名士生活在“ 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 代。’, 一系列的政治流血事件使得处于社会浪潮尖端的名士 们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生命竟如风中残烛。于是, 他们想方 设法去完美地度过有限的一生。名士们惊喜地在老庄哲学中 找到了精神依归。沉寂了儿百年的老庄哲学在这时大振起来, 强烈地影响了名士们的人生观。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 社会环境, 名士们不敢象老庄那样愤世嫉俗, 大骂“ 六亲不 和, 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 、“ 窃钩者诛, 窃国者候” , 他们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礼法。于是, 名士们聪明地融合了 儒释道三家的教义, 把它们演变成适合自己生存环境和社会 条件的玄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