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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居仁跟陈献章、娄谅是吴与弼的三大弟子。冯会明在《胡居仁与余干之学研究》中曾经这样评价：“最能谨守师业的是胡居仁，当时最不能容忍陈献章之异见新说的也是胡居仁。”即此可知，吴门中的三大弟子如同后世所言：三人就分左中右。胡居仁为什么对另两位兄弟，尤其是对陈献章有这么大的意见，是因为他觉得陈献章的学术观点近于禅悟，而这种观念会危害到儒学学术的正统，胡居仁在《居业录》卷七《老佛》一篇中称：“学老释者多诈，是他在实理上划断了，不得不诈。向日李鉴深不认他是谲，吾曰：君非要谲，是不奈谲何？陈公甫云‘静中养出端倪’，又云‘藏而后发’，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这几句话就体现了胡居仁对佛教的看法，而他认为陈献章那句著名的“静中养出端倪”也近于禅言。 
胡居仁撰《胡敬斋先生居业录》四卷，清同治八年传经堂刻本，书牌
冯会明说：“胡居仁对陈献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工夫论，也即是如何尊德性上。”冯的这句断语是得自于胡居仁《奉罗一峰》一文：“愚以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养，无非尊德性之事，又观其《德性箴》，何尝不以尊德性为重乎？但其存心穷理之功，未尝偏废，非若陆子之专本而遗末，其后陆子陷于禅学，将德性都空了，谓之能尊德性。”在传统观念中，陆子与朱子的主要区别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而朱子也就被称之为道问学的代表人物。然胡居仁却在这里说，尊德性这件事，也是朱子做得最好，但是后来陆子太过强调尊德性，令到其观念陷入了禅学。陈献章也强调这一点，所以胡居仁在此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胡居仁对陈献章提出的具体批评，是认为陈所说的“物有尽而我无尽”的观念，这就是佛教的观念：“公甫说‘物有尽而无无尽’，分明异端释氏语，即释氏见性之说。他妄想出个不生不灭底物事在间，是我之真性，谓他不能见，不能觉，我能独觉。故曰：‘我大物小，物有尽而我无尽’。殊不知物我同理，但有偏正清浊之异。以形气论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终，安得我独无尽哉！以理论之，则生生不穷，与物皆然。（《居业录》卷十一）”胡居仁认为，陈献章的这句话，就是佛家所说的不生不灭，他认为万物不可能无尽，而物我一理，因此，陈献章的说法就等于说，在万物之外，又生出了一个不生不灭的性，而这种说法正是佛家所说的超脱生死轮回的所谓真身真性，所以陈献章所说的“物有尽而我无尽”，这显然就是禅宗观念。胡居仁对陈献章提出的第二个批评，就是陈所强调的静坐，因为陈在《与贺克恭黄门》中曾说过“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我在之前述陈献章的文章中也谈到了不同学者对“端倪”二字的解读，在这里不再论述，总之，陈认为做学问要从心中求，只有心静如水才能达到内外合一。而胡居仁认为这也是佛教观念：“异端只素净打坐澄心，何尝有戒谨恐惧，主无适工夫，儒者虽存养，又穷理。异端不穷理，所以差去。”胡居仁说，禅家静坐，儒家也静坐，这两者之间形式上相同，但实质却不同，区别在于，儒家静坐时会在那里穷理，而禅家不那么做。但胡居仁对陈献章的批评究竟对不对呢，至少大多数学者认为，胡的说法是以偏全，因为陈献章在静坐之外，另有其他的工夫在。
胡居仁撰《胡敬斋先生居业录》四卷，清同治八年传经堂刻本，牌记
佛家的坐禅跟儒家的静坐从形式上太相似，胡居仁觉得，这正是禅家的危害所在：“禅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与儒家最相似。他坐禅入定工夫与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们心空与儒家虚心相似，他们静坐与儒家主静相似，他光明寂照与儒家虚灵知觉相似。儒家说从身心上做工夫，他亦专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说诚意，他便发诚心，故似是而非，莫过于禅家。所以害道尤甚。（《居业录》卷七《老佛》）”胡居仁将儒家和禅家的静坐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很多角度，这两者都太过相像，也正是这种相像，使得坐禅这种形式危害巨大，所以他要不遗余力的对此展开批判。对于胡的这个批判，冯会明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胡居仁虽然看到了儒学与禅学的相似处，但在批评陈献章时，无视儒禅的‘相似处’，而迳将其视为禅学，却忽略他与‘禅’相异而与‘儒’相同处，更由于禅学‘害道尤甚’之严厉态度，认为陈献章‘为害尤甚’，而不遗余力予以攻讦。”
那胡居仁为何要认定陈献章的静坐就是佛家的坐禅呢？胡居仁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夫公甫天资太高，清虚脱洒，所见超然，不为物累，而不屑为下学，故不觉流于黄老。反以圣贤礼法为太严，先儒传义为烦赘，而欲一切虚无以求道真，虽曰至无而动，如以手捉风，无所持获，不若日用间，且从事下学，外则整衣冠，正容体，蹈规矩，谨进退；内则主一无适，使无杂扰，庶乎内外交养，静则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胡认为陈献章天分极高，所以有着超然物外的处世姿态，不愿意在具体事物上下工夫，并觉得先儒的理法规矩太多，所以发明了这样一种简洁的修为方式。对于胡居仁的这些批评，前代学者也有人打抱不平，比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其（胡居仁）以有主言静中之涵养，尤为学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谓‘静中养出端倪，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宜其同门冥契。（《明儒学案》卷二）”同时黄宗羲也不认为陈献章所说的静坐就是禅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然而四库馆臣不同意黄的这个断语，《四库全书总目》在《居业录》提要中称：“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与弼之学，介乎朱、陆之间，二人各得其所近。献章上继金溪，下启姚江；居仁则恪守新安，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而是书亦与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谓其主言静中之涵养，与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同门冥契，特牵引附合之言，非笃论也。”
胡居仁撰《胡敬斋先生居业录》四卷，清同治八年传经堂刻本，卷首 这断话首先提及了胡、陈二人师出同门，并且说他两人的老师吴与弼的学问，是介乎朱、陆之间，而两人各得其所。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陈献章学得了陆九渊的“尊德性”，而胡居仁则是尊奉朱熹的“道问学”，这也是两人观念不同的根源所在，故而胡居仁指斥陈献章近于禅学。同时四库馆臣夸赞胡居仁人品高尚学问扎实，跟明初的薛瑄有一比，所以说，黄宗羲批评胡居仁的话，四库馆臣认为“非笃论也”。 对于这场争论，侯外庐等在《宋明理学史》中给出了这样的判断：“白沙与余干一派，虽各有特点，但都是传承和发挥吴与弼的理学思想。即便陈在发挥吴静观涵养的思想中，有‘超悟’、‘通禅’的地方，但这不过是对吴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已。”这段评语持论公允，陈献章和胡居仁各创一派，两派各自有特点，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传承了吴与弼的理学思想，而陈献章的静坐，虽然有一些跟禅学观念相似，但也只是对于吴与弼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故《宋明理学史》对这段评价的言外之意，是不认为陈献章的学问变成了禅学。胡居仁年轻时还曾拜于淮为师，跟着于淮学习《春秋》，但是学了一段之后，胡认为自己没有太大的长进，他在《上邑宰》一文中说：“虽能读书知文义，而进为之术，则未闻焉。是以功虽勤，德不进；志虽笃，道未明。”胡认为他跟着于淮学到的只是书中的表面意思，而没有得到思想深层的改观，所以他第二年就离开于先生返回家乡。
形制特别的墓碑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胡居仁二十一岁时，他才拜吴与弼为师，这次投得了明师，使得他的思想大为改观，《明儒学案》中称：“得心学之正，退益加充广，事亲体道不求人知，人亦无能知者。”至此之后，他就决意于科举，专心致志的学习程朱理学。他在吴与弼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始知圣贤之学，不在于言语文字之间，而在于身心德行之实。” 胡居仁对他的老师吴与弼特别的夸赞，他在《丽泽堂学约并序》中说：“至宋则真儒迭出，道学昌明，远绍洙泗之盛，今企仰于数百年之后，恨不生于其时也。方今海内之士，学明德尊，足为师表者，康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复从游数载，仿佛有以得其依归。”胡居仁在这里讲到了宋代理学的兴盛局面，他特别羡慕那个时代，同时他又说，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真正懂得理学、能够为人师表者，就仅有他的老师吴与弼一人而已，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跟这位明师学习，使他的心理得到了归依。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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