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贵族统治权力的象征，在商人的基础上，西周时代贵族对其重视的程度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与不断严格礼乐制度是密切相关的。
贵族常将他们的一些思想或大事铭刻在铜器上，内容的丰富，是商人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古籍记载的贵族将重要事“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
所谓镂、琢即是在钟、鼎、盘、盂上镂刻文字。
贵族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目的，正如《礼记 祭统》云：“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墨子 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由此可以明确，贵族铸刻铭文的目的主要是称扬先祖之美，以及记载贵族的“功绩”。
铜器铭文内容保存了古代的大量史料，是古人的真实手迹，它与古籍相较，有着很多优点，其真实性、可靠性则更强。古籍中如《古文 尚书》是后人编纂伪造的，《今文 尚书》中的《尧典》等是战国人作的。况且古籍历经传写刊刻，在刊刻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错误。
铜器铭文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可以补充和印证古史，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同时还可以起到校正古书的作用。铜器铭文书体称大篆或籀文，是汉字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因此也是研究汉字字体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一改商代铭文简略的规律，
商代铭文一般是一字至十几字不等，二三十字已很少见，最多者四五十字，也仅是个别者。可见当时是以器物为主，文字为次。
西周铜器有很多都带有长铭，应该说，这时是以文字为主，器物为辅。
具铭铜器常常是数十字或上百字，铭文最长者是现存台湾省的毛公鼎，达497字，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近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发现了许多具铭西周青铜器，以陕西地区出土数量最多。
现列举出土
或传世的西周长铭铜器如下：利毀32字（武王），大丰毀76字(武王h钶尊122字（成王），宜侯矢毀126字（康王），大盂鼎291字（康王），令方彝187字（昭王），或毀133字（穆王），班毁197字（穆王），史墙盘284字（共王），永盂123字（共王），訇毀133字（共王），大毁164字（懿王），卫番132字（懿王），智鼎434字（孝王），师裁鼎197字（孝王），不嬰毀152字（夷王），禹鼎206字（厉王），宗周钟122字（厉王），麸毁124字(厉王），矢人盘375字（厉王），大克鼎290字（厉王），毛公鼎497字（宣王），兮甲盘133字（宣王），师兑毀128字（幽王），鄭毀106字（幽王）等等。虽然西周一代不乏长铭铜器，但应指出的是，无铭器和短铭器还是要比长铭器多得多。
正因西周时代在铜器上注重铭文，且常有宏篇巨作，这就要求对于铭刻长铭铜器的器种要有一定的要求，要在铜器的某一位置上有着充分的铸字的面积，并且字铸好后还容易看到，故长铭多集中在鼎、毁、盘、盂的内底上。显而易见，这些器种内底宽大，字铸出后也便于阅读。簠、盪、尊等器种也常见有长铭，钟的钲部、铣部、隧部也常铸字。
西周青铜器铭文读法，一般是从右向左读，但也有从左向右读的。在鬲口沿上的铭文，一般是顺时针读。这时铭文内容涉及到多方面，是青铜器铭文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下面我们将西周铜器铭文的内容分成主要几类，并按类举例说明，从而不但可窥见铭文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可以明确铭文在西周史研究上的价值。
第一、祭祀：
《左传 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奴隶制国家的重要事情，西周铜器铭文在这些方面有强烈的反映，不少铜器铭文都记载着为死人而作祭器。传世的铜器追毀:“……用作朕皇祖考陴毀，用享孝于前文人，用祈眉寿永命，
1978年陕西省扶风县齐村出土的鍅毁，形体宏硕，铸造精良，铭文有：“數作篇彝宝毁，用康惠朕皇文剌祖考，其各前文人”句，这是周厉王歉为纪念祖先和父、祖而作的器。或毀,对扬文母福剌，用作文母日庚宝噂毀。”这是或为死去的母亲日庚作的祭器。贵族对祖先祭祀的目的，铭文表面内容是作器者“用祈
眉寿”、“卑乃子或万年”（或毀）、“眉寿剛冬”（疾钟）、“用妥多福”（瘐毁），实质上，在奴隶制国家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追孝”、“享孝”先祖的目的就是继承和维系血缘宗族的关系，以巩
固和确保奴隶制国家的统治。戲钟铭：“戲作宝钟，用追孝于己白(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宗。”直言不讳地提到宗族。
这里需要注意和补充的是，具铭西周铜器一般多表明为宗庙祭祀器，铭文标明为活人而铸器的较少见，故宫博物院藏轟毀铭：作王母媿氏饋 毀，媿氏其眉寿万年用。”铭意表明该器是；为媿氏作的一件盛食器:毀。也有的铭文标明为自己所作的实用器，如：“E侯作饋盂”。
第二、思想意识上的天命和德治：
周人在思想意识上许多都承袭了商人的观念，其中“天命观”、“德治”就是西周奴隶制国家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注意，周人的这些思想意识，比之商人则更加发展和完善。无论是“天命”抑或“德治”在古籍和铜器铭文内都有明显的反映。大盂鼎铭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克盪铭丕显文武，膺受大（天）命，匍有四方。”铭文内容是说伟大的周文王、周武王、得到了天命，领有四方的土地和人民。强调了周人得以统治天下，是上天的意志，从而起到麻醉人民的作用，将其统治合法化。
金文中“德治”内容也屡见不鲜，正如《礼记 祭统》所云:“铭者论饌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师飩鼎铭可谓西周铜器提到“德”的最典型的一件，铭曰王曰：师鈕，汝克赆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保纯，乃用悤弘正乃辟安德。曳唯余小子肇淑先王德，……。屑嗣鈍臣皇辟，天子亦弗忘公上父胡德，……。
丕自作小子，舛夕敷迪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亦克魷通由迪先祖蠱孙子一嗣皇辟懿德。……用厥烈祖介德。”全篇铭文197字，有七处提到德，对德的提法有“孔德”、“安德”、“胡德”、“烈德”、“懿德”、“介德”。“孔德”是特别通达的德，“安德”是妥善的德，“胡德”是大德，“烈德”和“懿德”5卩“美德”，“介德”是能够传留后世的德。除这些德外，在一些铜器铭文中还有“敬德”、“正德”、“難德”、“秉德”、“明德”、“首德”、“哲德”等等;.
西周社会“德”这一伦理观念看来是相当成熟，这并不难理解.
“德治”是属于“礼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因此它也是来维护尊卑贵贱，巩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
第三、策命与赏赐：
金文中的策命，大多是记载天子对臣下的策封、任命，也有部分是侯伯一类人对下属的命赐。需要明确，策命在西周早期有些则是王亲命，中后期则多史官代王对下属的册命。策命地点常常在宗庙、王宫或太室内进行，可见重视程度。策命后常常要赏赐物品，土地山川，以至奴隶，或者还有些其它礼仪，如颂鼎铭，颂受命后，“返纳瑾璋”于王。因此对西周策命制度的研究，对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有着很大的意义，并且可以和文献中的有关内容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毀，腹内壁铭文12f字，其铭有王命虞侯矢曰：□侯于窒?易璧鬯一適，……易氏川晉口，......?易才室王人十又七生。......易室庶人六百
又□六夫。”这是周康王改封虞侯矢为宜侯，并赏给器物、土地、山川和奴隶的记录。传世的豆闭毁铭是周“王各（格）于师戏大室”，让“邢白（伯）入右豆闭”，王让内史策命豆闭，让其继承:祖考事”，继承管理衮餘地方的邦君司马和弓矢事，还赐给豆闭命服和康旗。由策命内容也可以看到西周官职的继承制度。
第四、阶级压迫与反抗：
西周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广大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从一些铜器铭文内容考察，说明了奴隶制的残暴性。奴隶制度下奴隶可以被任意赏赐和买卖，《周礼 地官》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读者，质剂焉。”闻名于世的大盂鼎铭和大克鼎铭记载着周王对贵族盂和贵族克赏赐奴隶，如对盂的赏赐是“易女邦:嗣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所赐奴隶有农业生产奴隶和
养马赶车的奴隶，也有管家的奴隶。总算一下，共赐奴隶1709人，奴隶头17人。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复尊铭，记匱侯赏复“臣妾”奐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几父壶铭记赐“仆四家”，传世的矢令毀铭记令得到王姜“臣十家，鬲百人”的赏赐。铭中的“臣”、“妾”、“仆”，都是奴隶的名称，在赏赐时有的按人计算，有的则按家计算。
金文中有关奴隶的买卖和交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智鼎铭，铭文记曽用“匹马束丝”换取限的5名奴隶。
奴隶社会中的广大奴隶并不甘心于统治和压迫，他们也常常对奴隶制国家进行反抗，西周铜器铭文也遇见这方面记载，师旅
鼎铭文记“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反映了奴隶士兵的反战情况，师旅上级白懋父因此事对师旅罚了“三百畀”钱，并说，如不从征，还要继续罚，且要宣布不从征者的名单。周宣王时代的冕盪铭文，记载了公元前841年反对周厉王的国人暴动情况，
“……又（有）进退，粤邦人、正人、师氏人又（有）罪有故(辜>，廼耨倔即女（汝），廼縣宕，俾复虐逐厥君厥师，乃作余一人咎。”反映了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把国王和军队赶跑了。从西周史事看，由于这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王朝从此衰微下去。
第五、对外战争与征伐：
奴隶制国家对外战争与征伐，目的是掠取奴隶与财富，金文中不少名篇都反映这一内容，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述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的强族俨狁。铭文一开首就表现出了子白自负的英勇气概：“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厨雜（俨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吕先行。”斩首了五百敌人、捉到了五十个俘虏。因子白有功，而受到周王的赏赐，有马、弓矢、戊。周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铭，记述盂受王命征伐鬼方事，盂两次与鬼方进行战争，其中第一次就“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十辆，孚
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并俘了敌人的首领三人。1980年陕西长安县下泉村发现的多友鼎，鼎铭记周厉王时俨狁侵犯“京师”，以及筍等地，厉王委派武公部下多友与俨狁交战，在各地的战斗中，多友的部队杀死和俘虏了许多敌人，并缴获了敌人的大量兵车和物品，在:鄹地就“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
这时金文也不乏伐楚的内容，封驻毁铭：“献验从王南征，伐楚荆”，过伯
“过伯从王伐反荆”、
多友鼎铭文（局部） 毀铭：从王伐荆”陕西扶风庄白
号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史墙盘，铭文前半段在歌颂几位先王时其
中有“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狩南行
大意说有气魄的昭王，努
力征伐荆楚，强调了在昭王时代的大规模伐楚。这与史书所记的
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两次大规模伐楚相吻合。也可与上面几器铭文记“伐楚荆”内容相互印证补充。昭王十九年时，因伐楚，昭王死于汉水之中。这些具有战争内容的金文，是我们研究西周王
朝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
第六、赏赐土地与土地制度的变革：
西周土地属国王一人所有，《诗经 小雅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王可以把土地以及耕种土地的奴隶赏赐给臣下和诸侯，让其世代享用，臣下与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且要定期向周王交纳贡赋。周王也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西周金文有关赏赐土地的内容不胜枚举，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旖鼎铭“王姜易旄田三于待劏”。“田三”即“三田”，一田等于一百亩，三田即三百亩。周夷王时代的不嬰毁铭记周天子赐不娶“臣五家，田十田”。但应注意的是，西周中期以后的一些铜器铭文也有贵族之间一方以物换取另一方田地的记载，传世的共王时代的格伯毀铭格伯受（付）良马棄于側生，毕贮卅田，鼎!J析。”即格伯用了4匹良马换取了棚生的30田，双方订下了契约。铭文还记载，双方勘定田界，进行交换。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共王时代的卫盎、五祀卫鼎、九年卫鼎铭文对研究西周中期以来土地制度的变化是绝好的资料。卫番铭：“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串贮，其舍田十田。”矩伯又从裘卫处索要了两件赤琥、两件麂韨、一件贲 耠，对价值*80朋贝的这几种物品，又给裘卫三田。五祀卫鼎铭记裘卫租取邦君厉田地事。九年卫鼎铭记矩从卫那里得到一辆车，多种车马器具，以及帛等，卫得到矩的一片林地，即铭中的“廼舍卫林g里”等等。从卫器铭可看出，西周中期以后私人占有土地的出现，国有土地制度的解体。但这种贵族之间的交换，在形式上还要尊重王廷，卫番铭表现的最清楚不过了，裘卫把换田事还向当朝大臣伯邑父、荣伯、定伯、琼伯、单伯进行了报告。我们认为，私人占田情况的出现，是与西周中期以后奴隶制逐渐走向衰落紧密联系的，用金文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从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到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这一历史性变革孕育着发展演变的轨迹。
第七、职官名：
铭文中有许多职官名，如作册内史、内史、尹氏、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宰、小子、小臣等等，是研究奴隶制国家官制设置和分掌的重要资料。
第八、礼仪制度：
西周金文对研究当时的礼仪制度也很有帮助，1954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发现的穆王时代的长甶盍铭……穆王在下減皮，穆王飨醴，即井白大祝射。……”记载周穆王在行屋行飨射
之礼。静毁铭王命静轶学宫，……王目吴币……射于大池。”这是作器者静记教射于辟雍内的学宫和王射于大池之事。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蓋驹尊铭则记载了幼驹长大脱离马，正式作为畜力使用时所进行的执驹典礼。它与《周礼 夏官 校人》等有关记载可相互印证。
第九、训诰:
三年对贵族盂昭告周朝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周人所以立国“在于御事(酒无敢鬅”，因此上天“癘保先王，口有四方，”而殷人国亡在于“隹殷边灰甸竽（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纯祀。”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内容是周成王五年在京室对其宗小子何的一次训诰，说何的父亲曾有功于文王，命何对其父要“敬享哉”。
西周金文对了解和研究西周时代的计时法有着很大价值。记时一般都在铭文开首，格式通常是“唯王某年某月某曰”，但也有省略某一项的。为了更详细的记时，还常在月与日之间加上月之四分法的记时，是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是古者盖分一月之曰初吉，谓自一日为四分，日至七八日也，
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