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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读本” | 对宋代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进行注说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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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推 荐

 《近思录》

  作   者:路新生(注说)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1月

  分   类: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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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学新读本》第三辑之一种。本书是对宋代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进行注说。书中共分通说和简注两部分。通说部分主要对原著的作者、成书过程、原著的基本内容、历史影响等作了简要介绍,并讲述了如何读这本原著。简注部分主要帮助读者疏通文字,对难解的文字进行注释,并兼顾校勘。以期为中等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集学术性、科学性、通俗性、可读性为一体的读本。

作者简介

路新生,1952年生,安徽萧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中国三百年学术史等。 

图书目录

书 摘

四 、关于《近思录》中的“辟二氏”

    本文节选自《近思录

文 |路新生

“辟二氏”即批判佛、老。近思录》有关“辟二氏”,驳斥所谓“异端”之论最不足取。但考虑到《近思录》非常重视“辟二氏”,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因此这里仍然不能放弃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梳理。而在“辨异端”时《近思录》又以辟佛为主,14条中驳佛家就占了11条。之所以如此,这与理学受佛的影响大于受道家的影响有关。

程、朱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是“理”,将“理”视为世界的本原。程颢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说“天理”的内涵有自己的深沉思考,这是对的。但将“天理”的发明权全归己有而否认有所承受则不符合实际。《宋元学案》称程颢“明道不废佛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程颢自己也承认,他曾“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朱熹“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遵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是程、朱于佛学不可谓“无得”而实“有得”。在构筑“理”论的过程中,他们都受到了佛氏的深刻影响。

澄观云:“会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欤。”“法界”指现象的本源、本质,与“真如”、“空性”、“无相”同义。净觉说:“高而无上,度不可及;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包天地,细入无间,故谓之道也。”《坛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既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

朱熹画像(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

试对比程、朱所论。

朱熹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程子云:“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什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这是说“理”本自在,非人力所得左右。这与“法界”之“超言思(超人力)而迥出”可谓用语殊而神气同。

朱子又说:“大则道无不包,小则道无不入,小大精粗,皆无渗漏。”朱子之论与净觉所论“道”之高、之无度、之深不可测、之无所不在,从思想到语言均无异。朱子又云:“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太极”在朱熹的学术用语中也就是“理”。太极之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与《坛经》的“虚空心量”,亦可谓灵犀相通、声气相投矣!

在二程那里,对“气”这一范畴所论不多。在“气”的问题上朱熹发展了二程。他援“气”入“理”,使理得以借气而存,有了一个“顿放”的缘所,即所谓“气之所聚,理即在焉”。从理涵于气而寓于气推展到认识论,于是又有“理一分殊”说。朱熹谓:

体用一源,体虽无迹,中已有用,显中无间者,显中便具微,天地未有,万物已具,此是具体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显中有微。

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盖体统是一太极,又一物各具一太极。

左程颢,右程颐(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

上述朱熹理涵于气及理一分殊说与佛氏的认识论、方法论亦极为相似。试对比《大正藏》卷四五:“一一事中,理皆全遍……是故一一纤尘,皆撮无边真理,无不圆足。”“初会理事者,如尘相圆小是事,尘性空无是理,以事无体,事随理而融通,由尘无体,即遍通于一切,由一切事,事不异理,全现尘中。”

以佛氏之论与朱熹之说相比勘,从佛氏的理涵于“事”到朱熹的理涵于“气”,不过是一字之变、一念之转,二者之间重叠、变通、袭用吻合的思维轨迹历历可循。

我们看《近思录》屡屡大段论及“体用”。“体用”的概念即来自于佛。钱钟书《管锥编》即举《全晋文》卷一六五释僧卫《十住经合注序》、范缜《神灭论》等所论“体用”,指出:

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辨所需。佛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

而关于“体用”概念之运用,以朱熹“月印万川”说的袭用佛释最为明显。其谓:

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图片来源:https://image.so.com)

试对比《永嘉证道歌》: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撮。

既然体中有用,显中有微,为求得那“分殊”于各物之理,便须“格物”而“致知”。朱熹指出:“万理虽具于吾心,还始教他知,始得。”“一物格则一物知至,其功有渐。”所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仍然得到了佛氏理论的滋养。

佛教主张“出世”而非“入世”;主张“无父无君”,这一切都与传统儒学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处在严重的矛盾对立中,这或许是《近思录》以及朱熹“辟二氏”——主要是辟佛——的重要原因。为了“净化”儒学门庭四子及朱熹有上述儒释之辨,他们的卫道立场是坚决的;他们全然漠视佛氏在理学形而上学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说功绩,表现出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学术门户之见。宋儒并没有站在学术本体的立场对二氏有益于学术本身、有益于训练中华民族的理论思辨能力、有益于丰富与加深儒学内涵等方面的功用作哪怕一丝一毫的肯定,这个批驳大失偏颇,有识之士不取。

(图片来源:https://image.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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