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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1日 07:30:00 中国古代史上有几次规模较大的南北分裂。第一次是三国、晋吴时期，第二次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隋末短暂的萧梁、林楚与唐朝对峙，第四次是五代与南方诸小国的对峙，第五次是南宋与金、元对峙，第六次是南明与清朝的短暂对峙。
这些南北对峙中，绝大部分时期是北强南弱。唯独东晋王朝是个特例，其武力值相当高。高在什么地方呢？ 1.要打便打，从不讲和，绝逼傲娇。 2.一言不合就北伐，不怕输，而且经常赢。 3.什么人都敢北伐，从武将到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 4.以弱击强，兵力几乎从不枯竭。尤其是这个特点，最令北朝抓狂。 那么东晋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我们先看看东晋的状况。 一、王导发明的“土断”制度 东晋肇基时没有蜀地，人口不足700万，而北方人口往往在3000万左右。而东晋内部，又有荆扬之争，皇权权臣之争，士族门阀冲突，侨姓和土著士族矛盾，山越之乱等等一系列问题，很不稳定。这样的一个王朝，不仅没有覆灭于北方的兵锋，还能在缺乏骑兵的情况下屡挫强胡，多次北伐深入中原、关中甚至河北，取得可观战果。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前提是国力。相同的兵力，如果以更充足的资源来武装，就能拥有更精的装备，更好的训练，战斗力也将大大提升。虽然东晋是由士族门阀掌权的王朝，但令人惊异地是，东晋王朝在打击豪强、扩大税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比北方的胡族往往做得好得多，五胡政权则反而大多是豪强地主利益的保护者。
研究东晋的历史，就不能跳过一个词——“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以此明考课、定税收，避免世家大族隐瞒人口。 琅琊王氏的领导人王导素有“网漏吞舟”之称，被认为是一味和稀泥，纵容势豪兼并作奸。然而如果准确地描述的话，王导的政策应当是“不存小察，弘以大纲”。 《陈书》卷一《高祖纪》上说到“成帝咸和中土断”，把从北方颍川来的陈康（陈霸先的祖先），土断为吴兴长城人。这是东晋第一次土断。当时的宰辅是王导，可知王导是土断的发明者。 东晋的土断制度，“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虽然并不大规模剥夺大族的部曲为自耕农，但部曲必须全部纳入缴税的编户。而王公、官僚也都接受土断，虽然免役却要承担缴税义务，在西晋时，各级官吏是可以免税的，还可以荫庇亲属，经过王导的改革不行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土断的同时，王导又实行了度田收租制，“亩三升”（咸和五年）。田越多，交的税也越多，田越少，交的税也越少。换句话说占有大量土地的世族，要负担较多的国税，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负担的国税则相应减轻。 在小节上，王导采取调和各方矛盾的做法，但大的制度毫不含糊。 经过土断，东晋王朝人民负担平均，农民赋税较轻，能够更好地恢复和扩大生产。 二、东晋皇帝也喜欢上了“土断” 不过，当时的户籍分为黄籍和白籍，白籍就是由北方流亡而来的流民，他们是不需要纳税的。虽然东晋王朝经过一次次土断将白籍整合到黄籍当中，但也保留了很一部分白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白籍是重要的兵源，他们从北方流亡而来，历经磨难，同时仇恨北方的胡人政权，往往富于战斗力。 免除这些侨民的纳税义务，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军事训练。所以，东晋王朝的军队战斗力一直可观。 王导去世之后，咸康七年(341年)又进行了一次土断。
这次土断是由晋成帝主导的，当时晋成帝刚刚削弱了执政的颍川庾氏势力，得以振兴皇权。 王导虽然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但毕竟作为琅琊王氏的一员不可能毫无私心，加上东晋初期政局不稳定导致的宽疏，执政上终是有“网漏吞舟”之弊。咸康年间土断在咸和土断后14年，着重的是“实编户”三字。这实际是对咸和二年土断的一次核实和补正。 三、桓温与谢安的“土断” 此后，权臣桓温、谢安又相继进行土断，来继承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显然，“镇之以静”是发扬庄园经济提高产率、对抗自然灾害优势的同时，保障政府能够从庄园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中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令世家大族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人民百姓的利益得到一个平衡。 这是在北方胡族政权巨大压力下形成的特殊危机体制，也使得东晋王朝在税收体系和动员体系上往往优于北方胡族政权。 公元364到373年，桓温进行了庚戌土断。此前他管理荆州时就已经裁抑强豪，在增加桓氏对荆州影响力的同时，提升底层人民利益以博取民心。作为有强力手腕的政治家，桓温也拥有丰富的土断经验。 庚戌土断大量裁并侨置郡县，将白籍转化为黄籍。这是因为之前的侨人由于逐渐安定下来，财富积累之后，不再有作为优质兵源的旺盛斗志，反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圈占大量土地，隐藏人口，不纳赋税，对于南方人很不公平。 因此桓温大量裁撤侨置郡县，而以新渡江的侨民作为兵源，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增加了税源，且得到广大南方人的拥护。
后来谢安当政，北方崛起了强大的前秦帝国，情况极为复杂危险。谢安推出了口税法，“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这是把劳役和纳税分开来，而服兵役者也可以免税。这是因为北方军事压力增大导致侨民提供的兵源不足，南方土著中也大量征兵，因此特别强调服兵役者免税。 改以亩计税为口税，则是因为按土地收税执行时间太长，多有隐匿。突然改为依人口收税，王公士族都不得免税，豪强来不及隐藏人口，就能凭借这一改变获得较多的赋税资源。经过谢安的口税法改革，东晋王朝上下齐心，国力充足，取得了淝水之战和北伐中原的胜利，民生上也有“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良好局面。 四、宋武帝刘裕北伐靠得也是“土断” 东晋王朝最后一次土断是时任太尉的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 刘裕因桓温庚戌土断过时已久，逐渐失去作用，国内人民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给国家兵役来源及租赋收入造成混乱，因而请求再次实行土断。刘裕以严厉的手腕，进行了相对彻底的土断，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姓中的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义熙土断的成功，提高了刘裕的声望，令其收获民心，更是极大强化了国力，为刘裕北伐中原成功，代晋立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东晋一朝，虽然皇权往往不振，由门阀、权臣掌控，最后也被权臣刘裕篡夺。然而执政的权臣往往能厉行土断，打击豪强，使得国家强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而北方胡族政权为了稳固其统治，减少民族压迫带来的反抗，往往纵容豪强大族和地方乡贤兼并土地、隐匿人口，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举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王朝为例子，号称“古之遗爱”的慕容恪，也无非是保护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因此桓温仅带五万人北伐，就吓得前燕王朝差点迁都（在抵抗桓温时前燕王朝只动员出7万军队，全然不似华北霸主的国力），苻坚、王猛的大军一至，人口千万，号称拥兵40万的前燕政权土崩瓦解。 显然，东晋王朝的武力，在于厉行土断，不纵容隐附。而后来南宋的疲弱，则在于“不抑兼并，田制不立”。 军事问题往往根源还是经济问题，这值得我们去深思。 参考资料： 万绳楠《论黄白籍、土断及其有关问题》 万绳楠《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 房玄龄《晋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沈约《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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