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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的缘起，徐总引用了1956年11月25日郑振铎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谈印书》：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1957年《政协会刊》上刊发了《整理古书的提议》，1958年7月，毛泽东主席面嘱吴晗，因为标点《资治通鉴》已完成，所以要求继续标点“前四史”。范文澜在给刘大年的信中谈到了此事：“刚才吴晗同志来谈，说最近见到主席，主席指示应标点‘前四史’，每史附杨守敬的地图，以一年为期，争取明年十一出版。”当时范文澜任中科院历史所第三所所长，该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同时他还是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吴晗、范文澜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在第三所召开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参加此会议的人员有研究所的尹达、侯外庐，还有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金灿然、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他们共同商订了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相应工作，定出由中华书局来制订规划，而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则交给了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后来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1958年10月6日，吴晗先生以其本人和范文澜两人的名义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此后不久，毛主席回信说：“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此后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正式实施。然而，“二十四史”总计有3296卷，4617万字，这个工作的实际完成时间长达20年之久，这是事前未曾料到的结果。按照第一次会议商讨的结果，“前四史”的标点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完成，以此向新中国十周年献礼，而事实上，“前四史”的整理出版直到1965年才全部完成。
会议现场 徐总重点讲述了第一部正史《史记》的点校情况，他说该史是由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和聂崇岐四人接力完成的。顾颉刚在1954年8月奉调入京，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而那时他已经考虑到《史记》的整理问题，他在1958年8月10日给姚绍华、孟默闻的信中写道：“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
细看图片 其实顾颉刚先生工作十分繁忙，他在195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崇武逼予校勘《通鉴》，企虞逼予缴《辨伪丛刊》稿，尹达逼予作批判胡适文字，燕义权逼予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稿，我非三头六臂，如何支付，为此一紧张，又大失眠了。”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决定把《史记》的整理工作先交给贺次君来完成，而后自己审定。后来这件事又交给了宋云彬先生，顾颉刚在1958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到中华书局，参加《史记》标点讨论会，自二时至六时。与次君、筱珊同出。……标点《史记》，予极用心，自谓可告无罪。今日归来，接中华书局来函，谓点号应简化，小标题可取消，颇觉诧异。及往开会，乃知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事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请宋云彬来整理《史记》，亦有缘由在。1957年宋云彬被打成右派，此事对其心理影响较大，故他将全部精力用在了《史记》的集注方面，他在1958年着手《史记选译》工作，同时草拟了《史记集注》的计划，而后他将该计划用刻蜡版印出后，分送各地友人，此事由此而被金灿然得知。后在金先生的安排下，宋云彬被调入京，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当年9月底，宋云彬就完成了标点样张以及《标点“二十四史”凡例》《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的撰写。
聆听 中华书局的《史记》标点第二次会议讨论，确定顾颉刚所校原本不动，而后由宋云彬另取一部金陵书局本，就顾校本随录随改，最终由聂崇岐进行覆校。而徐俊先生在讲座时提到，他从网上查得一册聂崇岐自藏标点本《史记》初版本，书前有聂崇岐所书题记一页，其中谈到了《史记》点校的许多细节，为此徐总很想得到清晰的书影。经过联系，这本书竟然是被北京藏书家陈晓维买得，陈先生闻听徐总需要该书影，立即予以提供，而聂崇岐所写题记全文如下：此书标校原出自贺次君之手，顾颉刚先生审校后交中华书局，时一九五七年也。去年，因毛主席指示整理前四史，《史记》其中第一部也。中华书局因即以贺标顾校之本充数，恐仍有不妥处，又委余覆校，时已九月中旬，而拟年内出版，俾作一九五九年元旦献礼。余接受任务后，昕夕从事，至十月二十日校完八十卷。十一月初，中华书局召集小会，讨论改订标点体例，以作其他诸史标点时之准绳。又以此书尚有二十余卷顾先生并未看完，元旦绝难印完，因延期出版。在讨论后，顾校者多应更改之处，于是交宋云彬负责。宋氏以就顾校原本更动，殊所不便，因另取一部，就顾校本随录随改，作完后仍由余覆校。宋氏过录时既有脱误，而所改者亦间有不妥处，致余不得不又从第一卷校起。全部校完在五月初。至十月一日始行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较原定计划整晚十个月，但余收到此书已十一月四日矣。筱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签名 这真是难得的史料。宋云彬也为《史记》的整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在日记中写道：“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精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经过这样的日夜辛劳，到1959年4月16日，《史记》全书点校完毕，到当年9月国庆前夕，《史记》点校本终于面世，此书也就成为了向新中国十周年献礼的唯一一部整理本正史。
国图给中华书局颁发的捐赠证书 除《史记》之外，其他正史的整理也同样在进行之中，经过先后200余位专家的通力合作，用了20年的时间，“二十四史”和所附的《清史稿》终于整理完成。对于该整理本的价值，张岱年先生总结说：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徐总的讲座详实而生动，原定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大家津津有味地听了三个半小时，仍然觉得意犹未尽，都感动于正史点校的艰辛。而徐总此次所讲，仅是《史记》的整理过程，就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不容易，其他正史的整理工作想必也有着各种曲折。中华书局这次出版的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二十四史”中，附有一册《国史春秋》，该书概括性的讲述了每一史的整理人及整理细节，我在现场也得到了这样一本书，回来后细细翻阅，使得我对几十年前买到的绿皮本“二十四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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