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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

 乐和行者 2019-10-28


作者简介丨韩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哲学研究》,2016年10期。

摘要

本文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儒家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自爱是仁爱展开的基本环节,仁者自爱,中和长寿。仁始于爱亲人,亲情之爱体现为孝悌之道,是为仁之本。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是践行“仁”的基本途径。泛爱众人,亲近仁德的人,博爱无私。行仁政,爱民力,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理念。爱物惜命,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敬事鬼神,使民德归厚,体现人道精神。当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把“仁”放在其核心地位,立仁之大本,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

“核心”,指事物最主要且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古代汉语词典》谓“核”为果实中坚硬并包藏果仁的部分,如桃核、杏核等,引申为核心、中心。“心”,本义为心脏。《说文解字·心部》:“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凡心之属皆从心”,引申为中心、中央、枢纽等。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论语·述而》载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纲要,集中体现了仁的核心地位。所谓“道”,是人道,即人之为人必须遵循的总原则、总目标,所以要志于道。德者得也,得道也,道体现于人就是德。“据”汉唐注为“执仗”,朱子注为“执守”,所以人立身行道即一切行为要执守“德”;“依”汉唐注为“倚赖”,朱子注为“不违”,“仁”是人立身行道、守善勿失的依据。这样看来,“道”与“德”最终都归依于“仁”,即符合于“仁”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道”、“德”、“仁”三者相通,属于同一层级的概念,说起来有先后次序,但在价值上是同样重要的;与“艺”相比,这三者为形而上、为本、为体,“艺”则为形而下、为末、为用,从工夫论而言就是内外交养,极致是内圣外王。朱熹注云:“志于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于德,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于仁,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于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也就是仁道、仁德,其中心点落实到了仁。大人之学就是成圣成贤、希贤希圣之学。后来历代儒家大致沿着这个脉胳,以仁为核心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建构完善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下面笔者试图解读这一体系的逻辑结构。

一、仁者人也,合而道也

儒家强调立大本,本立而道生,故以仁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进一步推演为人道为主。

孔子思想的重点在人,把人从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提出了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仁”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德”之一目,到了孔子手里获得了极大提升,成为诸多德目的总德,孝、悌、忠、信、知、勇、诚、敬、恕、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等,都是“仁”的推衍和发展。这样就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套人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往往都以“仁”核心,提出了人本思想。《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也说:“仁者,人也”,都强调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仁与人合起来就是人道。《孟子·尽心上》:“仁也者,人也”。朱熹《孟子集注》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也就是说,仁就是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道理,或人之为人的道理就在于人本应具有仁德。

儒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仁道原则,仁道是人之为人的正道,人都有践行仁道的能力,人不仅是被爱的客体,而且是施爱的主体。人作为道德主体践行仁道的意愿及行为就是自我主体力量的体现。“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践行仁道这方面,每个人都具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是道德选择的主体。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说:“孔子引用一个传统的德性观念,来展现一个人格实现的理想,来显示一个社会价值的目标。这个观念就是仁。仁,人也;人,仁也。他把人、仁作为一体两面,即理想与现实、本体与方法的互用和整合。他用仁整合人,用人发挥仁。仁既是一整体,也可以是一方法;人既是一方法,也是一整体本体。人、仁互为体用,互为本体与方法。所以,人与仁有互相作用、相互完成。仁,从字形看,是二人在一起,表示一个整体内涵的互通性。仁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仁既可以用来扩大人的存在范围,也可以用来解决生活秩序问题,实现人的价值目标。这就是孔子的人生哲学,也是孔子的社会哲学,还有一个潜在的本体哲学,即人的本体哲学。”这样,人与仁的互用和整合就是儒家人道的本意,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的哲学体系。

二、仁者自爱,中和长寿

人生命的核心有了“仁”,首先要生长出自我。自我要存在发展,就要自爱。“仁者自爱”是仁爱展开的基本环节。《荀子·子道篇》载: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孔子对子路、子贡、颜回提出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不同的回答,孔子对不同的回答做出不同的评价。其中对颜渊说的“仁者自爱”,孔子赞扬他是“明君子”,说明仁爱的逻辑是以自爱为起点,从自爱开始。如果一个人不知自爱,即使爱人,也可能是虚伪或者别有用心。当然,人不能停留在自爱,更不能以自爱为中心,而应该从这个出发点不断扩展和提升仁爱的境界。

怎么自爱?孔子认为,一个人具有仁德,就会身心和谐,就能够健康长寿,这就是自爱。因此,他提出了“仁者寿”的著名命题:“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为什么仁者寿?邢昺《论语注疏》云:“仁者寿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也。”(《十三经注疏》)仁者清心寡欲,心平气和,身体健康,所以会活得长寿。《大学》云:“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朱熹注曰:“富则能润屋矣,德则能润身矣,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朱熹,第7页)这里的“德润身”中的“德”是指“仁德”,一个具有“仁德”的人心中无愧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所以心灵广大宽平,因而体常舒泰。因此,所谓“德润身”与“仁者寿”实为同义。《中庸》引孔子赞扬大舜:“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在这里,孔子以舜为例子,说明“大德”不但得位、得禄、得名,还得寿。朱熹特为注曰:“舜年百有十岁”,指出舜因为“大德”而得以长寿。这不仅是对道德高尚的人的一种赞扬,而且也肯定了人的德行与寿命的关系,是有道理的。

《孔子家语》为三国魏王肃所撰,曾经被判定是伪书,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其不伪。书中有不少孔子的言论,如关于“仁者寿”:“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这段话通过孔子对“仁者寿”的解释,从反面说明人的短命是自己造成的,“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会伤害身体,减损生命;而“智士仁人”自身生活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善于调节情绪,不会伤害本性,就能够长寿。

后儒对仁者寿的观点有持续的诠释。西汉大儒董仲舒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认为仁者长寿的原因是内心清净,外无贪欲,心气平和,行为中正,能够接纳天地的真气以养生,因而多寿。这是对“仁者寿”做了养生学的诠释。

东汉儒家荀悦在《申鉴·俗嫌篇》中说:“或问:仁者寿,何谓也?曰:仁者内不伤性,外不伤物,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征不至而休嘉集之,寿之术也。”也就是说,仁者既不伤害自己的本性,也不伤害外物;既不违背天道,也不违背人伦,随处中正,身心和谐,吉祥如意,这就是长寿之术。

三、亲爱亲人,孝悌之道

在自爱的前提下,儒家认为“仁”始于亲情,是一种亲情之爱,这就是孝悌之道。郭店楚简:“爱,仁也。”“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康有为注云:“道本于身,施由亲始,故爱亲最大焉。”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亲爱亲人乃是最大的仁。《孟子·告子下》:“亲亲,仁也。”《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朱熹注云:“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其意亦犹此也。”《离娄上》又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朱熹注云:“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大学》:“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舅犯是晋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晋文公。晋文公避骊姬之难,逃出在外,故称亡人。后来又遍历曹、卫、齐、楚,至于秦国。到秦国时,他父亲献公薨逝,秦穆公劝文公兴兵复国以为晋君,舅犯教文公对秦穆公说:“我一个流亡在外之人,不以富贵为宝,只以爱亲为宝。现在我遭遇了丧亲之事,如果没有哀伤思慕之心,却借您的力量兴兵争国,便是不爱亲了,虽得国,不足为宝也。”这些都充分说明儒家的仁爱由自爱外推首先始于亲情,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具体展开的。人的亲情之爱中最重要的有二:一是对父母之爱,体现为孝;二是对兄弟之爱,体现为悌,所以《论语·学而》有子提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何晏注云:“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十三经注疏》)

郭店楚简把“孝”看作“仁”的根本特征和最高表现。《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施,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这显然是对《论语》“孝悌为仁之本”的推论。此外,《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吕氏春秋·孝行览》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仁与孝悌是统一的,仁始于爱亲人,孝悌为仁之本。

四、推己及人,忠恕之道

出了家(族)门,到社会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途径、方法与准则,如“子张向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一个人走上社会如果能够践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在践行仁道。

孔子还提出“忠恕之道”作为实行仁道、推己及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律”。《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种推己及人,成己成人的精神,是践行“仁”的基本途径。

《大学》以忠恕之道为“絜矩之道”,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郑玄注:“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十三经注疏》)朱熹注:“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絜矩”即典范、示范之意。这就从否定方面,即不应该做什么来诠释忠恕之道。《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显然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阐发,要求在处理人伦关系上合于“忠恕之道”。《孟子·尽心上》也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只要努力地按照忠恕之道去做,凡事推己及人,就离仁道不远了。

五、爱众亲仁,博爱无私

在更广泛的人群交往中,儒家提倡“泛爱众”的博爱思想。孔子教育弟子“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其中“泛爱”的“泛”,宋代邢昺注释“泛”为“宽博之语”,“泛爱众”是讲“君子尊贤而容众,或博爱众人也”。(《十三经注疏》)希望人尊贤容众,博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是儒家内圣之“仁”发于外王事业的极致,孔子认为即使古代圣王如尧舜也可能做不到圆满,如果能做到博施济众就是圣人境界了。他还把亲情之爱推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能够以亲兄弟那样的态度与情感对待的话,那当然是“泛爱众”的体现。《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后来《弟子规》把这一宝贵思想发挥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就是说,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须相亲相爱。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

孔孟的泛爱众思想被后儒进一步阐发为儒家的“博爱”,即在血缘亲情基础上把爱加以扩展。

《孝经·三才章》宣扬以博爱教化民众的理念:“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先代圣王见教化可以化民成俗,所以他先以身作则,倡导博爱,使民众效法他的博爱精神先爱其亲,所以没有遗弃自己亲人的人。《孝经·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唐玄宗注云:“博爱也。”这样把爱亲与博爱联系起来了。邢昺疏解《孝经》及唐玄宗注说:“博,大也。言君爱亲,又施德教于人,使人皆爱其亲,不敢有恶其父母者,是博爱也。”(《十三经注疏》)君主如果能爱亲,上行下效,就会使人人都能够爱亲,这就是是博爱。

汉初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有“德莫高于博爱人”,认为最高的德行就是能够博爱大众,与孔子的“泛爱众”显然一致。

董仲舒说:“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即仁且智》),他阐发《孝经》的博爱思想:“传曰: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又说:“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这些都是由仁爱推衍的泛爱(博爱)之意。

徐干《中论·智行》云:“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聪以自察,明以观色,谋以行权,智以辨物,岂可无一哉?”把仁解释为博爱,是君子修养之首。

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多次提到“博爱”,并将“仁”与“博爱”联系起来,如《礼记·表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孔疏云:“此经申明同功异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泛施博爱,其事一种是未可知也。”(《十三经注疏》)这里以“泛施博爱”释仁,是对仁的博爱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唐代韩愈《原道》中的“博爱之谓仁”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直接以“博爱”释“仁”。

宋欧阳修《乞出表》之二:“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强调通过“仁”的扩大,以实现博爱无私的境界。

孙中山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对仁的博爱精神进行了现代阐发,极为赞赏韩愈对“博爱之谓仁”的解释,认为“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有己溺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先生提倡博爱,是要唤醒人们的仁爱良知,博爱人民,乃至博爱人类。

六、仁政爱民,王道政治

王道,亦称王政、王术,即是以德礼仁义治国理民之道。《尚书·洪范》论王道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揭示了王道的基本特征。孔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天下失道、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对历史上的圣王政治进行了理论总结和道德升华,强调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理念的王道政治理想。他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如果能够有仁德,行仁政,就会像天上的北辰一样,为万民所拥戴,为天下所归往。《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讲得简洁明了,却包含着更深的道理。敬事而信则民心悦诚服,节用物力则足食,爱人使民以时则足兵,足食足兵则民信之矣。五者相互联系,互为支撑;五者足具,方能治国。

孟子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孔子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天下大乱、混战不休的残酷现实,大讲仁政。他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以尧舜之道为理想范本的,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就是儒家的王道,按照孟子的看法,尧舜之道就是以仁政平治天下的,就是以仁政平治天下的样板,是否行仁政是古代圣王与暴君的根本区别。因此,他殷切希望当时的时君世主能够行仁政:“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

董仲舒在孔孟的基础上结合汉初的社会,对仁政学说有新的论证,并与由孔子《春秋》奠定的王道政治结合起来,形成了以仁为本、王霸并用的思想。他要求君王在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出爱人民大众,代表大众的利益。“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往而义来,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阴阳和调,万物靡不得其理矣。”(《春秋繁露·十指》)他赞扬春秋时齐顷公“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这种自我约束、爱民有道的仁政给他带来了“卒终其身”而“国家安宁”的结果。(《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春秋繁露·俞序》)董仲舒说《春秋》大得之谓王道,小得之谓霸道,显然他是王霸结合的思路,而王霸结合又要以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来统摄,所以“霸王之道,皆本于仁”。

七、爱物惜命,万物一体

将仁推到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形成了爱物惜命、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孔子虽没有把“仁爱”推及物的明确论述,但他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之情。《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钓鱼用杆而不用网捕,射鸟不射巢中的鸟,充分体现了他爱物及取物有节的思想。《礼记·祭义》引孔子话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把仁爱推广到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不按规定打猎是不孝的行为。

《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这就形成了儒家的“仁爱的连锁”。从仁的角度看,“亲亲”是仁的自然基础,“仁民”是仁的核心和重点,“爱物”则是仁的最终完成。《孟子·梁惠王上》还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认为,从礼仪的需要讲,宰杀牛羊作为祭品是必须的,但是真正的君子对有生命的东西,看到它们活着,便会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悲鸣或哀叫,便更不会忍心再去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的爱心要及与动物,不亲自宰杀动物,以保持仁爱之心。

董仲舒进一步把仁爱扩展到鸟兽鱼虫,《春秋繁露·仁义法》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人的本性是仁爱人民,再往下以至于鸟兽昆虫没有不爱。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爱,怎么够得上称为仁呢?

北宋张载以仁爱之心体悟到人与人、人与万物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伟大思想。《正蒙·乾称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底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天底下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

北宋二程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二程集》)是说有仁德的人能够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有生命力的整体,把天地万物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故能爱人爱物,如同爱己。

明万历时期兵部职方主事袁了凡在《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中说:“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

八、敬事鬼神,民德归厚

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完成了价值观的根本转向,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也多处显示了重人轻神的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即是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鬼神不轻易表态,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可见一种鲜明的理性精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礼记·表记》也引孔子的话说:“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些说明孔子并没有否定鬼神,而是强调敬畏鬼神,保持距离,既不过分亲溺狎亵,又不绝对轻忽侮慢。孔子对待鬼神这种既不迷信、也不全然否定的主张,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智态度。

与此相关,孔子很重视丧葬和祭祀之礼。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祭祀之礼中灌注了孝道思想,以礼对待父母是孝道的直接表现,这也从形式上默认了祖先是有灵魂、人死就成神成鬼的。这说明孔子十分重视丧葬之礼,不否定鬼神,但以人文道德为依归。《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礼记·祭统篇》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荀子·礼论篇》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这些都是对孔子思想的阐发,强调生之孝敬,死之丧礼,死后的祭礼是对父母孝道的善始善终,是君子的修养之道,作为一种教化手段,能使“民德归厚”,人人具有仁爱之心,体现人道精神。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儒家以仁为核心、以同心圆层层扩展的方式向外推衍,形成了由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敬、诚、勇、直、廉、耻、温、良、恭、俭、让等众多价值(德目)构成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仁是该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

当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把“仁”放在核心位置。因为目前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很多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即仁。仁的缺失首先导致人不知自爱,不懂孝悌,不能亲爱亲人。孝悌为仁之本,这些人到了社会上对别人也不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能以忠恕之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人际关系恶化。仁的缺失还进一步造成一些人不能泛爱大众、善待他人;或仇视社会,或悲观厌世,极易发生极端行为。仁的缺失还造成一些人做了官不能正己正人,不是道德齐礼,而是道政齐刑,不惠而使、不教而杀,引起官民冲突。仁心丧失,仁德缺失,也造成很多人暴殄天物,或为一己口福之欲,或为赚黑心钱,残忍地屠杀动物,毁灭资源,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迅速恶化。仁的缺失还造成很多人缺乏信仰,没有敬畏,行为恣睢,无法无天。总之,仁的缺乏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破心中贼”为当务之急。不破不立,破人之不仁,立仁之大本,本立而道生,使人人走上正道,铸就道德人格。如此,一个和谐文明、天下归仁的社会才能出现,实现大同理想。

轮值主编 | 蔡 志 栋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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