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的这一栏目首先提供一份强调某一常见临床问题的病例摘要，然后提出支持各种策略的证据。如果有正式指南，作者接下来会对其进行综述。文章以作者的临床建议结尾。 一名45岁女性患甲状腺功能减退，并因此接受稳定剂量的左甲状腺素治疗，患者因以下症状到其初级保健医师处就诊：心境抑郁，对自己的感觉负面，睡眠不佳，食欲低下，注意力不集中，精力不足。这些症状在几个月前与其伴侣发生冲突时开始出现。虽然患者能够继续承担工作和生活的责任，但她在大多数日子里感到悲伤，偶尔觉得不如死掉。您将如何评估和治疗这名患者？ 临床问题 抑郁症是一个临床意义重大且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2015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抑郁障碍估计是引起失能的第三大原因1。在美国，重性抑郁发作的估计终生风险现在接近30% 2。自杀的发生率不断增加（超过50%的情况下有抑郁症诊断）3，自杀是美国第10大死亡原因4。 重性抑郁障碍是一种异质性疾病，有多种表现和广泛的相关症状。表1列出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5版5中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和严重程度评估标准。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仍未完全了解。传统上认为抑郁症患者脑中单胺能神经递质（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或所有这些神经递质）的功能降低，并推测有效的抗抑郁药治疗能够纠正这些功能缺陷。随着对抑郁症的了解逐渐发展到涉及神经重塑过程（即对环境和体验做出反应后的脑部功能变化、结构变化或这两者变化），如今我们在介导人类情绪的一系列分子和细胞机制的背景下看待上述单胺能机制6。 表1. 重性抑郁障碍的DSM-5标准* * 与重性抑郁障碍相比，双相抑郁症的诊断是基于既往或目前的轻躁狂发作（症状存在≥4日）或躁狂发作（≥1周）。轻躁狂发作包括情绪高涨或易激惹，夸大，睡眠需要减少，感觉必须要不停讲话或言语增多，思维奔逸或思维翻腾，注意涣散，目的性活动增多，精神运动激越，或无节制地参与极可能出现痛苦后果的活动。重性抑郁障碍的标准来自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5。DSM-5表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重性抑郁障碍有两个发病高峰；大多数患者在20多岁时发病7，第二个发病高峰在50多岁8。女性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9。发生重性抑郁障碍的其他危险因素包括离婚或分居10、既往抑郁症发作、压力水平升高、创伤史以及一级亲属的重性抑郁障碍病史5。重性抑郁障碍、合并焦虑症、精神病症状、物质滥用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与较差的预后以及较长的发作持续时间和较严重的症状相关5。尤其是已证实抑郁症和焦虑症之间存在重叠；超过50%的抑郁症患者报告临床上显著的焦虑，并且与无焦虑症的抑郁症患者相比，使用标准治疗较难治疗有焦虑症的抑郁症患者11。 初级保健医师在抑郁症识别和治疗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估计60%的精神卫生治疗发生在初级保健机构12，79%的抗抑郁药处方由非精神卫生医师开具13。一项研究表明，在企图自杀的人中，38%在企图自杀前一周内曾到医师处就诊，64%在企图自杀前4周内曾到医师处就诊；其中大部分患者到初级保健机构就诊14。虽然努力教育患者、社区和医学专业人员，但污名化仍然是识别精神疾病和提供治疗的主要障碍15。 临床要点 策略和证据 筛查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建议在初级保健机构对所有成人患者（包括妊娠和产后女性）的抑郁症进行普遍筛查16。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建议在所有医疗机构对患者的自杀想法进行筛查17。在门诊可有效且高效地使用抑郁症的简要筛查量表，例如患者健康问卷2（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18,19和自杀筛查问题（Ask Suicide-Screening Questions）20（图1）。虽然过去的一些研究提示对抑郁症和自杀的筛查不符合成本效益，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门诊和急诊的筛查成本效益比与其他疾病的预防性干预措施相当21,22，也许是因为使用了更高效的筛查工具和这些情况的发生率增加。
在患者健康问卷2（图A）中，对于重性抑郁的诊断，评分≥3分的敏感度为83%，特异度为90%。在自杀筛查问题（图B）中，如果患者对1～4这4个问题都回答“否”，则筛查完成，不需要提出问题5。不需要干预（临床判断可随时推翻阴性筛查测试结果）。如果患者对问题1～4中的任何1个回答“是”或者拒绝回答，则筛查测试结果被认为是阳性，应提出问题5，以评估严重程度。如果患者对问题5回答“是”，则测试结果被认为是阳性，并且有迫切风险。患者需要立即接受安全性评估和全面的精神卫生评估，安全性评估完成之前不要让患者离开。不要让患者离开自己的视线，从房间中移除所有危险物品，让负责患者治疗的医师保持警惕。如果患者回答“否”，则筛查测试结果被认为是阳性，并且有潜在风险。患者需要接受简要的安全性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全面的精神卫生评估，并且安全性评估完成之前不要让患者离开。让负责患者治疗的医师保持警惕。数据改编自www.nimh.nih.gov/labs-at-nimh/asq-toolkit-materials/index.shtml#outpatient。 评估 初始评估因精神症状就诊的患者时，可能引起或促发精神症状的疾病诊断是核心考虑因素。在综合医院，出现抑郁症状的患者中多达1/3可能有基础疾病23。例如，痴呆和谵妄的表现（包括社会互动的丧失、负面心境状态和认知功能障碍）可能与重性抑郁障碍的表现相似。其他多种疾病与抑郁症状相关；这些疾病包括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惊厥发作、帕金森病、睡眠呼吸暂停、维生素（例如维生素B12和叶酸）缺乏以及感染性疾病（例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梅毒和莱姆病）24。有时通过治疗这些基础疾病可减少或缓解抑郁症状。 由于处方药物和非法物质也可导致抑郁症状，因此患者病史应包括对用药的评估，例如β受体阻滞剂、巴比妥盐、促蛋白合成类固醇和糖皮质激素、他汀类、激素（例如口服避孕药）、左旋多巴和甲基多巴、阿片类药物和一些抗生素（例如氟喹诺酮、甲氟喹和甲硝唑）25。大麻、镇静剂或安眠药、阿片制剂、可卡因或兴奋剂的非法使用或戒断状态也可导致抑郁症状。 除了全面的病史和体格检查之外，对有抑郁症状的患者进行初步评估时还应考虑实验室检查。虽然通常缺乏支持特定检查的经验性数据，但初始筛查应包括全血细胞计数和血细胞分类计数、基础代谢检查、甲状腺功能检查以及维生素B12和叶酸水平。如果临床上适合，也应考虑其他实验室检查，例如肝功能检查、睾酮水平（男性）、莱姆病抗体滴度、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HIV检测以及尿液和血清毒理学筛查。 此外，为了准确地确定精神症状特征和评估症状对功能的影响，详细的精神科医师访谈也很重要。与患者建立有效的治疗联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并且关注敏感的事项。家人、朋友、伴侣和其他医务人员可能是宝贵的信息来源；在非紧急情况下，需要患者许可才能联系这些人。考虑文化、社会和情境因素可能有助于识别相关的压力源、促发因素或影响功能的其他情境变量，并指导治疗决策。 还应考虑其他可能共存的精神病学诊断。尤其是应鉴别重性抑郁障碍与双相抑郁。双相障碍（定义为目前或既往有过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常常表现为抑郁发作26。由于双相抑郁的临床表现在临床上可能与重性抑郁障碍无法区分，因此诊断取决于对既往轻躁狂或躁狂发作的评估（表1）。这一区别也具有治疗意义，因为治疗双相抑郁时，如果不同时使用心境稳定剂，仅使用抗抑郁药与躁狂症状的风险增加相关（即“转换”或者从抑郁变为轻躁狂或躁狂）。 治疗 轻至重度重性抑郁障碍成人患者的初始治疗已有普遍共识27。对于轻度抑郁症，应首先考虑心理治疗和症状监测，药物治疗用于改善不足的病例。对于中度抑郁症，应考虑心理治疗、药物治疗或两者兼而有之28。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应请精神科医师会诊；对于有精神病症状或自杀想法和行为的患者，应立即请精神科医师会诊。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干预是轻至中度抑郁症的一线治疗29。对各种心理治疗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包括53项对比试验，2,757例轻至中度抑郁症患者）表明，各种形式心理治疗的总有效率为48%（对照组的有效率为19%）29。在各种类型的心理治疗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这些心理治疗包括但不限于认知行为疗法（识别并改变对心境和行为有不良影响的负面想法）、行为激活（安排积极的活动，增加正面的互动）和人际心理治疗（以高度结构化的方式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另外一项荟萃分析表明，与对照（43%）相比，接受心理治疗患者的缓解率显著较高（即认知行为疗法[66%]、心理动力疗法[54%]、支持性咨询[49%]和行为激活[74%]）30。为了更好地了解临床疗效，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认知行为疗法和各种对照，结果表明效应量中等，每治疗2.6例患者可观察到1例改善31。总之，数据支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人际关系疗法和行为激活作为轻至中度抑郁症的一线治疗32。数据已经表明，应用电话33和互联网34的心理治疗干预有一些效果，可以考虑这样的干预，尤其是无法当面治疗的情况下。 心理治疗的类型应适合患者的状况。例如，当人际关系问题突出时，人际关系心理治疗可能有帮助，行为激活可能增加能动性和积极性，认知行为疗法可能帮助改变导致抑郁症的扭曲想法。如果在6周心理治疗干预后未观察到显著改善，则应考虑改变心理治疗类型、开始药物治疗或请精神科医师会诊。 药物治疗 抗抑郁药一直是抑郁症的主要治疗方法，但在对轻度抑郁症的获益-风险分析中，抗抑郁药的益处受到质疑35。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抗抑郁药开展的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分析结果表明，效应量大小因基线抑郁症严重程度不同而异；对于轻度抑郁症的效应量较小，但对于中至重度抑郁症的效应量较大36。 虽然随机对照试验是评估疗效的标准，但将试验结果转化为临床疗效仍有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试验中的安慰剂有效率高。抑郁症缓解疗法的序贯选择（Sequenced Treatment Alternatives to Relieve Depression，STAR*D）试验提供了关于“真实世界”的疗效信息，该试验使用4级治疗（反映当时的临床实践）来指导抗抑郁疗法的选择。西酞普兰作为第一种（第1级）治疗。如果治疗不成功，则在患者认为可接受的一组子策略中，其被随机分配接受替代疗法。第2级的选择包括继续使用西酞普兰，转为另一种常用的药物（舍曲林、文拉法辛或安非他酮），或者加用另一种药物或认知行为疗法。之后的级别治疗包括转为或加用较少使用的药物。西酞普兰的有效率为47%，缓解率为37%；所有4个级别治疗的累积缓解率为67% 37。STAR*D试验还表明，所研究的抗抑郁药中并无任何一种优于其他，并且抗抑郁药治疗尝试失败后，转换或加强策略（包括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获得了相似的有效率38。 虽然STAR*D试验受到缺乏严格随机化和未应用盲法的限制，但其他分析同样表明，不同抗抑郁药的疗效无显著差异39。例如，一项国际性、随机、多中心试验比较了艾司西酞普兰、舍曲林和文拉法辛延释剂，结果未发现不同治疗在8周时的有效率（分别为61%、66%和60%）或缓解率（分别为48%、46%和42%）有显著差异40。最近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对中至重度抑郁症患者进行的522项试验（大部分为短期试验），结果表明评估的所有抗抑郁药均比安慰剂更有效（虽然效应量较小）41；但同一项荟萃分析还表明，在直接比较试验中，某些抗抑郁药（包括阿米替林、艾司西酞普兰、米氮平、帕罗西汀、文拉法辛和沃替西汀[vortioxetine]）比其他抗抑郁药更有效。 对于中至重度抑郁症，一线药物治疗通常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安非他酮和米氮平（表2）42。FDA最近批准的三种抑郁症治疗药物（维拉佐酮[vilazodone]、沃替西汀和左旋米那普仑[levomilnacipran]）也是治疗选择，但现行指南（除了加拿大情绪和焦虑治疗网络[Canadian Network for Mood and Anxiety Treatments，CANMAT]指南42之外）中的治疗优先于这些药物。在新药中，CANMAT指南包括沃替西汀和米那普仑（左旋米那普仑及其右旋对映体的一种外消旋混合物）作为一线治疗选择，维拉佐酮作为二线治疗选择。与新药相比，较老的抗抑郁药类别（例如三环类抗抑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风险较大，因此通常只在其他药物无效的时候才使用。 表2. 治疗重性抑郁障碍的一线抗抑郁药* * ADHD表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FDA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OCD表示强迫症，PMDD表示经前焦虑障碍，PTSD表示创伤后应激障碍，SNRI表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表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 SSRI可能增加出血风险，与非甾体抗炎药、阿司匹林或其他抗凝血药合用时，或者用于有出血风险的患者时应谨慎。 ‡ 停药综合征的表现可能包括流感样症状、失眠、恶心、平衡功能障碍、感觉障碍和觉醒过度。 根据不良反应特性以及患者的合并精神障碍、具体症状和治疗史选择抗抑郁药43。目标是减少不良反应，尤其是可能加重原有症状或其他疾病的不良反应。例如，对于白天疲劳的患者，镇静作用强的药物（例如米氮平和帕罗西汀）通常不在白天给药；相反，对于难以入睡的患者，可以在就寝时给予这些镇静药促进睡眠。合并焦虑症的患者常使用SSRI或SNRI治疗，而通常不使用安非他酮和左旋米那普仑（表2）。治疗方案选择还应考虑患者在药效和副作用方面的个人史和家族史、患者的药物偏好以及费用和可及性（即保险覆盖范围）44。 尝试药物治疗通常从小剂量开始，通常每2周调整1次剂量。虽然可能早在2周时即观察到改善，但可能（使用足够剂量）治疗8～12周后才观察到症状完全缓解。如果最初的尝试未获得显著改善，可转为另一种一线抗抑郁药（相同类别或不同类别）。还应考虑心理治疗，因为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联合疗法已被证明比单独药物治疗有效45。如果在最大耐受剂量观察到部分改善，则加用一种不同类别的抗抑郁药或使用其他治疗方法解决残留症状可能是合适的下一步措施。如果在考虑联合疗法或一线治疗之外的其他治疗选择，建议请精神科医师会诊。实现临床治愈后，维持性抗抑郁药治疗通常应继续至少6个月，以降低复发风险46。对于复发高危患者（例如既往发作≥2次，有残留症状，或者有长期或重度症状的病史），应考虑≥2年的维持治疗47。初次发作后的症状复发较常见；纵向研究已经表明，1年内的复发率为26%，10年内的复发率为76% 48。 一线抗抑郁药的副作用一般可控（表2）。与SSRI和SNRI相关的一种潜在重度不良反应是5-羟色胺综合征，其表现包括激越、意识错乱、发热和震颤，重度病例可能发展为惊厥发作、昏迷和死亡。虽然这种综合征非常罕见，但将可提高5-羟色胺敏感性的其他药物（例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曲马多、曲坦类药物、昂丹司琼和甲氧氯普胺）与SSRI和SNRI联合应用时，风险可能较高。 2004年，FDA发布了一项黑框警告，在年龄小于24岁的人中，所有SSRI和文拉法辛均与自杀倾向风险增加相关（www.fda.gov/downloads/Drugs/DrugSafety/InformationbyDrug Class/UCM173233.pdf）。然而，其他独立的评估均未证实这一关联42。假设采取了适当监测（包括对自杀倾向的监测）措施，则在任何年龄的成人中，未接受治疗的抑郁症带来的风险均超过药物治疗带来的风险44。 不确定的领域 研究者已经开始根据临床表现49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结果50，以及根据遗传危险因素51和治疗应答情况的其他潜在预测因素52来确定抑郁症的亚型；然而，在有具体生物标志物或缓解情况预测因素提供有临床价值的信息之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有人建议通过药物基因组学检测来指导给药，并减少潜在的剂量相关副作用，但尚无证据证明这一信息有助于预测治疗应答情况或改善成本效益53。 指南 目前有三个抑郁症治疗指南（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44、CANMAT 54和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55）提供了类似的指引，但仅CANMAT指南阐明了最新的抗抑郁药治疗。本文的建议与这些指南总体一致。 结论和建议 病例摘要中的患者符合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虽然患者的抑郁症状并未使其完全丧失日常生活的各种能力，但有影响功能的严重苦恼；这提示抑郁发作的严重程度为中度。我们将评估患者的病史和药物治疗情况，并询问物质使用情况，以排除引起或促发其抑郁症状的其他潜在因素。还需要仔细地采集病史，以评估是否有躁狂或轻躁狂的证据，因为双相抑郁的治疗与重性抑郁障碍的治疗不同。应当立即对患者可能的自杀倾向进行评估，确定患者当前无伤害自己的计划，并确保患者同意在这种感觉出现时紧急就医。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或者这两种治疗联合应用是中度抑郁症的合理治疗选择。对于这名患者，考虑到症状已经存在数月，我们建议联合应用一线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我们将开始舍曲林治疗，舍曲林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并且副作用通常可以接受，初始剂量为每日50 mg，每2周将剂量增加50 mg，直至达到200 mg的最大剂量，同时对疗效和不良反应进行监测。我们将讨论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但首选人际关系治疗，使患者可以开始解决与伴侣的关系冲突。如果患者的症状完全缓解，我们将建议继续服药至少6个月，之后才可考虑停药。 Disclosure forms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are available with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at NEJM.org. Dr. Zarate reports holding patents (PCT/US2007/06898; 8,785,500; 9,539,220; and 9,592,207) on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ketamine to treat depression, patents (PCT/US2012/060256; 9,867,830; and 6296985) on the use of (2R, 6R)-hydroxynorketamine, (S)-dehydroxynorketamine, and other stereoisomeric dehydro and hydroxylated metabolites of (R,S)-ke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d neuropathic pain, pending patent (PCT/US2017/024238) on methods of using (2R, 6R)-hydroxynorketamine and (2S, 6S)-hydroxynorke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hedonia, fatigue, suicidal ideat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ending patent (PCT/US2017/024241) on crystal forms and methods of synthesis of (2R, 6R)-hydroxynorketamine and (2S, 6S)-hydroxynorketamine. No othe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relevant to this article was reported. We thank the 7SE research unit and staff for their support and Ioline Hente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for invaluable editorial assistance with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manuscript. 译者：时境迁，职业翻译 校对：侯海燕，NEJM医学前沿 作者信息Lawrence T. Park, M.D., and Carlos A. Zarate, Jr., M.D. 参考文献1. GBD 2015 Disease and Injury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for 310 diseases and injuries, 1990-2015: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 Lancet 2016;388:1545-1602. 2. Kessler RC, Petukhova M, Sampson NA, Zaslavsky AM, Wittchen H-U. Twelve-month and lifetime prevalence and lifetime morbid risk of 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 J Methods Psychiatr Res 2012;21:169-184. 3. Henriksson MM, Aro HM, Marttunen MJ, et al. Mental disorders and comorbidity in suicide. Am J Psychiatry 1993;150:935-940. 4. Health, United States, 2016: with chartbook on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17. 5.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DSM-V.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6. Krishnan V, Nestler EJ. The molecular neurobiology of depression. Nature 2008;455:894-902. 7. Burke KC, Burke JD Jr, Regier DA, Rae DS. Age at onset of selected mental disorders in five community populations. Arch Gen Psychiatry 1990;47:511-518. 8. Eaton WW, Anthony JC, Gallo J, et al. Natural history of 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DSM-IV major depression: the Baltimor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follow-up. Arch Gen Psychiatry 1997;54:993-999. 9. Kessler RC, Berglund P, Demler O, et al. 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NCS-R). JAMA 2003;289:3095-3105. 10. Weissman MM, Bland RC, Canino GJ, et al. Cross-national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isorder. JAMA 1996;276:293-299. 11. Fava M, Rush AJ, Alpert JE, et al.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outcome in outpatients with anxious versus nonanxious depression: a STAR*D report. Am J Psychiatry 2008;165:342-351. 12. Frank RG, Huskamp HA, Pincus HA. Aligning incentives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 with evidence-based practice. Psychiatr Serv 2003;54:682-687. 13. Mark TL, Levit KR, Buck JA. Datapoints: psychotropic drug prescriptions by medical specialty. Psychiatr Serv 2009;60:1167-1167. 14. Ahmedani BK, Stewart C, Simon GE, et al.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health care visits made before suicide attemp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Med Care 2015;53:430-435. 15. Sartorius N. Stigma and mental health. Lancet 2007;370:810-811. 16. Siu AL, Bibbins-Domingo K, Grossman DC, et al.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in adults: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 JAMA 2016;315:380-387. 17. A follow-up report on preventing suicide: focus on medical/surgical units and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entinel Event Alert 2010;46:1-4. 18. Kroenke K, Spitzer RL, Williams JB.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2: validity of a two-item depression screener. Med Care 2003;41:1284-1292. 19. Arroll B, Goodyear-Smith F, Crengle S, et al. Validation of PHQ-2 and PHQ-9 to screen for major depression in the primary care population. Ann Fam Med 2010;8:348-353. 20. Horowitz LM, Snyder D, Ludi E, et al. Ask Suicide-Screening Questions to everyone in medical settings: the asQ’em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Psychosomatics 2013;54:239-247. 21. Jiao B, Rosen Z, Bellanger M, Belkin G, Muennig P.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PHQ screening and collaborative care for depression in New York City. PLoS One 2017;12(8):e0184210-e0184210. 22. Denchev P, Pearson JL, Allen MH, et al. Model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suicide risk among hospital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Psychiatr Serv 2018;69:23-31. 23. Cassem NH, Papakostas GI, Fava M, Stern TA. Mood-disorder patients. In: Stern TA, Cassem NH, Fricchione G, Rosenbaum JF, Jellinek M, eds.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ndbook of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5th ed. Philadelphia: Mosby, 2004:69-92. 24. Cassem NH, Murray GB, Lafayette JM, Stern TA. Delirious patients. In: Stern TA, Cassem NH, Fricchione G, Rosenbaum JF, Jellinek M, eds.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ndbook of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5th ed. Philadelphia: Mosby, 2004:119-134. 25. Rogers D, Pies R. General medical with depression drugs associated. Psychiatry (Edgmont) 2008;5:28-41. 26. Judd LL, Akiskal HS, Schettler PJ, et al. The long-term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eekly symptomatic status of bipolar I disorder. Arch Gen Psychiatry 2002;59:530-537. 27. Davidson J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reatment guidelines in America and Europe. J Clin Psychiatry 2010;71:Suppl E1:e04-e04. 28. Thase ME, Greenhouse JB, Frank E, et al.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on with psychotherapy or psychotherapy-pharmacotherapy combinations. Arch Gen Psychiatry 1997;54:1009-1015. 29. Cuijpers P, van Straten A, Andersson G, van Oppen P. Psychotherapy for depression in adults: a meta-analysis of comparative outcome studies.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8;76:909-922. 30. Cuijpers P, Karyotaki E, Weitz E, Andersson G, Hollon SD, van Straten A. The effects of psychotherapies for major depression in adults on remission, recovery and improvement: a meta-analysis. J Affect Disord 2014;159:118-126. 31. Cuijpers P, Berking M, Andersson G, Quigley L, Kleiboer A, Dobson KS. A meta-analysis of cognitive-behavioural therapy for adult depression, alone an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reatments. Can J Psychiatry 2013;58:376-385. 32. Cuijpers P, Cristea IA, Karyotaki E, Reijnders M, Huibers MJ. How effective ar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ies for maj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 A meta-analytic update of the evidence. World Psychiatry 2016;15:245-258. 33. Simon GE, Ludman EJ, Tutty S, Operskalski B, Von Korff M. Telephone psychotherapy and telephone care management for primary care patients starting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AMA 2004;292:935-942. 34. Arnberg FK, Linton SJ, Hultcrantz M, Heintz E, Jonsson U. Internet-delivered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for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ir efficacy, safe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PLoS One 2014;9(5):e98118-e98118. 35. Kirsch I, Deacon BJ, Huedo-Medina TB, Scoboria A, Moore TJ, Johnson BT. Initial severity and antidepressant benefits: a meta-analysis of data submitted t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PLoS Med 2008;5(2):e45-e45. 36. Fournier JC, DeRubeis RJ, Hollon SD, et al. Antidepressant drug effects and depression severity: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JAMA 2010;303:47-53. 37. Rush AJ, Trivedi MH, Wisniewski SR, et al. Acute and longer-term outcomes in depressed outpatients requiring one or several treatment steps: a STAR*D report. Am J Psychiatry 2006;163:1905-1917. 38. Gaynes BN, Warden D, Trivedi MH, Wisniewski SR, Fava M, Rush AJ. What did STAR*D teach us? Results from a large-scale, practical, clinical trial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Psychiatr Serv 2009;60:1439-1445. 39. Undurraga J, Baldessarini RJ.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of antidepressants for acute major depression: thirty-year meta-analytic review.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2;37:851-864. 40. Saveanu R, Etkin A, Duchemin AM,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to Predict Optimized Treatment in Depression (iSPOT-D): outcomes from the acute phase of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J Psychiatr Res 2015;61:1-12. 41. Cipriani A, Furukawa TA, Salanti G, et al. Comparative effic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21 antidepressant drugs for the acute treatment of adul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Lancet 2018;391:1357-1366. 42. Kennedy SH, Lam RW, McIntyre RS, et al. Canadian Network for Mood and Anxiety Treatments (CANMAT) 2016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ection 3.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Can J Psychiatry 2016;61:540-560. 43. Zimmerman M, Posternak M, Friedman M, et al. Which factors influence psychiatrists’ selection of antidepressants? Am J Psychiatry 2004;161:1285-1289. 44. APA Work Group on Psychiatric Evaluation.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psychiatric evaluation of adults. 3rd ed.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6. Google Scholar 45. Cuijpers P, Dekker J, Hollon SD, Andersson G. Adding psychotherapy to pharmac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adults: a meta-analysis. J Clin Psychiatry 2009;70:1219-1229. 46. Baldessarini RJ, Lau WK, Sim J, Sum MY, Sim K. Duration of initial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and subsequent relapse of major depression. J Clin Psychopharmacol 2015;35:75-76. 47. Lam RW, Kennedy SH, Grigoriadis S, et al. Canadian Network for Mood and Anxiety Treatments (CANMAT)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adults. III. Pharmacotherapy. J Affect Disord 2009;117:Suppl 1:S26-S43. 48. Piccinelli M, Wilkinson G. Outcome of depression in psychiatric settings. Br J Psychiatry 1994;164:297-304. 49. Arnow BA, Blasey C, Williams LM, et al. Depression subtypes in predicting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a report from the iSPOT-D trial. Am J Psychiatry 2015;172:743-750. 50. Drysdale AT, Grosenick L, Downar J, et al. Resting-state connectivity biomarkers define neurophysiological subtypes of depression. Nat Med 2017;23:28-38. 51. Wray NR, Ripke S, Mattheisen M,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es identify 44 risk variants and refine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major depression. Nat Genet 2018;50:668-681. 52. Green E, Goldstein-Piekarski AN, Schatzberg AF, Rush AJ, Ma J, Williams L. Personalizing antidepressant choice by sex, body mass index, and symptoms profile: an iSPOT-D report. Pers Med Psychiatry 2017;1-2:65-73. 53. Rosenblat JD, Lee Y, McIntyre RS. Does pharmacogenomic testing improve clinical outcomes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linical trials and cost-effectiveness studies. J Clin Psychiatry 2017;78:720-729. 54. Lam RW, Kennedy SH, Parikh SV, MacQueen GM, Milev RV, Ravindran AV. Canadian Network for Mood and Anxiety Treatments (CANMAT) 2016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troduction and methods. Can J Psychiatry 2016;61:506-509. 5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Depression in adults: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2009. October 2009 (https://www./guidance/cg9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