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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讲了白居易的《浪淘沙》，讲了他以诗体为词所作的音乐创新。今天，我们同样来看一首更具有创新精神的一首千古情诗，那就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所作的《竹枝词》，词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真是一首绝妙的情词情歌，首句仿佛《诗经》，使用了起兴的传统手法。“杨柳青青江水平”是说杨柳青，青青如水，江水平，平平如镜。在这样清丽婉柔的春日里，江边的姑娘听到江上的情郎，在船上的踏歌之声。接下来两句最为精彩，“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纯是生活的场景。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尤其暮春时节，或者是盛夏时节，真的会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但是这个精炼的生活场景的总结放在这首情词里，显得太有韵味了。我们既可以把它理解成“闻郎江上”所唱的歌声，是小伙子在唱：“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江边的姑娘，听了江上的情郎的歌声，心中宛转起伏，心潮难平，便有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感慨。 这里的“有晴”、“无晴”，当然不用解释，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听出，这不是晴朗的晴。这里的“有晴”、“无晴”，我相信不用解释，所有的人都能听得出来，这不指是晴朗的晴，而且是谐情感的情。少女听了情郎的歌声，心情固然起伏难平，但她却是一个聪明的女子，所以她辨得清她的情郎哥对她是有情的。所以“道是无晴却有晴”，重点当然是在“有情”了，所以她内心不禁喜悦起来。这时的杨柳青青、江水平平，这时的春日春景，在她的眼中、在她的心中一下子都无比地鲜活、有情起来。这样的《竹枝词》读来真是朗朗上口，让人诵之、歌之不禁心生欢喜，不禁对人生、对生活生出一种别样的热爱来。可是这样美丽的《竹枝词》刘禹锡做了不仅一首，像这首著名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只是他《竹枝词》二首组诗中的第一首。 第二首诗则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这里的“纥那”是说踏曲的和声。这一首诗是说，巴山楚水之地不仅雨水多，而且巴人善歌，唱歌时就有踏曲的和声。所以刘禹锡另有《纥那曲》就说“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周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是说巴人的这种踏曲的和声，音乐太过优美，如果是三国妙解音律的周公瑾听到了之后，也会为之频频回顾吧？这里的楚水巴山，不禁让我们想起他的名作“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来，为什么同样的“楚水巴山”，却带给刘禹锡截然不同的感觉呢，并创作出这样风格大相径庭的诗作来？我们把这个小小的疑问放下，接着来看。 其实，他的《竹枝词》还不止这两首，在这两首之前，更有一组有名的《竹枝词九首》之作，其中也有和“道是无晴却有晴”一样的、名动千古的情诗、情词之作，比如其二云：“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再比如写世情的名作，有其七云：“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还有写民情与生活名作，比如说其九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么多《竹枝词》的名作，经刘禹锡手集中创作而出，在诗史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接下来就是在刘禹锡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史上，开始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地，出现了一种极其壮观的奇葩现象，那就是《竹枝词》的大量创作开始涌现。在刘禹锡的时代，与他同时就有很多诗人开始用《竹枝词》与刘禹锡唱和，比如他的好朋友白居易，自己也曾作有四首《竹枝词》，而稍后于“刘白”的太子舍人李涉也有《竹枝词》的创作。 在刘禹锡和白居易等人的示范之下，入宋之后，《竹枝词》的创作一下子兴盛起来。宋、元、明、清，尤其到明清之际，《竹枝词》的创作大量涌现，而宋代像黄庭坚、杨万里都有《竹枝词》的创作，尤其是杨万里，刻意学习《竹枝词》的创作，比如他的名作“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这是写纤夫、舟子的劳苦，但“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民歌中的名作：“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从文人的《竹枝词》创作到民间的民歌俚曲，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它们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来。后来，就像刚才所说，到了明清之际，《竹枝词》的创作可谓十分兴盛，可谓大行其道，连曹雪芹的好朋友爱新觉罗敦诚，作为清室宗亲，也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了《东皋竹枝词》八首的创作。所以有学者统计，自刘禹锡《竹枝词》的开创之功算起，由中唐而下，宋、元、明、清文人《竹枝词》的创作，其总量、规模加起来的话，甚至会在数量上超过全唐诗的总量，这在诗史上可谓是蔚然大观。 说到《竹枝词》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现象，说到刘禹锡在《竹枝词》创作上的开创之功，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从诗史上来看，有很明确的证据表现，《竹枝词》的创作最早并不是刘禹锡开始创作的，但为什么诗史上都言之凿凿地说《竹枝词》的创作，开创之功、开辟之功就是刘禹锡呢？像宋代郭茂倩的著名的《乐府诗集》记载《竹枝词》的源流就说，“《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这几乎是一种纯客观的记述了，但毫无疑问却在字里行间明确了刘禹锡的开创之功。《新唐书》则云：“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旧唐书》也说刘禹锡“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云云，而历代文人诗话也大多以为，刘禹锡刘梦得因黎庶之曲、依骚人之作、以七绝之体而作《竹枝词》，成为后世纷纷师法、效仿的楷模。 但这样说来，我们不免要疑问，与刘禹锡同时的像白居易、元稹，我们前面说都作有《竹枝词》，为什么《竹枝词》的开创之功要偏偏算在刘禹锡身上呢？而且就算不提元白，那么在刘禹锡、白居易他们之前的一位大诗人叫顾况，他其实要早于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很多年。我们知道，白居易年轻时入京，曾经去拜见当时已经非常有名望的顾况，顾况听说他的名字叫白居易，就给他开玩笑说：“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但等到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乃惊叹道，说：“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就是说有如此诗情文采，那么对你来说，居易也不难了。因为有顾况的鼓吹，所以少年白居易才名声大振。而白居易与刘禹锡同年，说明顾况也是刘禹锡的前辈诗人。而顾况早就作有《竹枝词》一首，顾况的《竹枝词》云：“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楚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断肠晓猿声渐稀。”既然顾况早就有明确的《竹枝词》创作，而且题目也是明确的，就是“竹枝词”三字，那么为什么诗史上一般来说要把《竹枝词》这种首创之功，不给“元白”、顾况等人，却偏偏要归之于诗豪刘禹锡呢？这个问题呀，还是要回到诗本身。 刘禹锡先是有《竹枝词九首》的创作，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讲的这首“杨柳青青江水平”的《竹枝词》二首的组诗创作，在原《竹枝词》九首的创作中，它的诗题原写作《竹枝词九首》并引，也就是说有一个诗引，其实就是一个诗序，是刘禹锡自己交代了这套组诗的创作缘由。他在诗序里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湘、沅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这段话按理说很清楚地交代了刘禹锡他自己的创作缘由，但是，大概刘禹锡自己也始料不及，却为后人留下了纷争不断的话题。其实这种纷争我们在讲杜牧的《清明》里有关杏花村的纷争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对于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诞生地，各地学者多有争议。有主张这个建平就是夔州，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主流说法，是说刘禹锡的《竹枝词》的创作，主要的原创地就是在夔州，但有学者认为建平在历史上也称过朗州，尤其是刘禹锡在贬夔州之前先贬的是朗州，而且在朗州长达十年之久，那么他向民歌学习的这段历程应该是在朗州开始的。 事实上刘禹锡在朗州先贬了十年，后来又在连州贬了四年，然后才到夔州，而夔州和朗州其实在历史上都有称过建平。而夔州也就是奉节了，属重庆，而朗州呢，则是湖南的常德。所以两地学者对于，不光是两地学者，很多学者对于刘禹锡《竹枝词》的原产地，也就是它文化版权的的归属，到现在其实还是颇有纷争的，但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刘禹锡应该是在夔州创作了《竹枝词》的组诗。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这个组诗最重要的还不是他在哪里创作，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创作这样的《竹枝词》，而且为什么在后世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刘禹锡在诗引里明确说了，他是学习屈原向当地民歌学习而作《九歌》的这种创作精神，旗帜鲜明地主张向民歌学习，学习民歌的音乐形式和文辞的创作形式，然后用文人七绝创作的这种载体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刘禹锡的《竹枝词》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民歌特色，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他极用心地向民歌艺术学习的这种成果来。所以首先，从诗歌的格律和音乐音律上去看，这首最有名的“杨柳青青江水平”当然是很标准的七绝的形式，但是他的《竹枝词九首》里的很多作品，其实在平仄格律上都突破了，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七绝这种律诗的创作格式规范要求，而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民歌的表达艺术特色。
再次，从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来看，刘禹锡的《竹枝词》和白居易、和元稹的、和顾况的《竹枝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元白、顾况等人啊，他们的《竹枝词》创作，其实只是形式上借用一下民间民歌的这种音乐形式，其本质和其他的诗歌创作没什么不同，都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依然是即景抒情、依然是借景抒怀，讲的都是个体人生、自己的人生际遇与仕路感慨。而刘禹锡的《竹枝词》系列就不一样了，他写女孩子的“闻郎江上踏歌声”，写“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欢喜，写得是纯粹的，活泼泼的民间的生动恋情。除了鲜活的民间恋情，他还用《竹枝词》写了风俗、写了祭祀，写了原生态的民间生活。其中的世俗与风情早就超越了一己之悲欢，是真正的文人俯下身来为生活、为民间的创作。这正是刘禹锡在《竹枝词》的创作上超越元白、超越顾况等人的地方，这也正是他作为诗豪倍为后世诗史推崇的地方。
我们前面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在《竹枝词》说：“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可同样的蜀水巴山，他在他的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却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为什么同样的楚水巴山，在同样是刘禹锡的笔下，两首诗中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境界呢？“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交代的是事实。我们反复多次说过，包括在和柳宗元的比较中，说到“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事件，在这场失败的改革中，受到打击最严重的就是柳宗元、刘禹锡，尤其是刘禹锡，整整被贬了二十三年。所以他才说“二十三年弃置身”，连白居易都同情地说他“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可刘禹锡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啊！
我们讲过，他之所为诗豪，他的豪放比之李白、比之杜牧、比之苏轼、比之辛弃疾，那是一种人生本色的豪放。所以即便是说着“巴山楚水凄凉地”，他也会笔锋一转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他是一个极坚韧、百折不挠的一个人。所以他到了贬所之后啊，他不像柳宗元，在凄苦之境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而刘禹锡呢，却能到每一个贬谪之地，都迅速地和当地的百姓打成一片。在别人看来，穷困不堪、逼仄不堪的困境里，重新觅得生活的生机与乐趣与不尽的快乐。所以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向民歌学习。所以他在贬谪的过程中，从朗州到连州、到夔州，每一个地方都交了很多平民的朋友、农民的朋友，他甚至模仿农民劳作之时的号子、山歌而作著名的《插秧歌》。所以有音乐史学者认为，现在这个川东包括渭南之地这些稻作地区的薅秧歌，其实源头即是刘禹锡所作的《插秧歌》。所以因为这种坚韧、这种积极、这种快乐、这种永不屈服、永不低头的昂扬的精神，才让他积极地向民歌学习，产生了《竹枝词》的大量创作。
事实上，刘禹锡在长达数十年的贬谪历程中，有题为《竹枝词》的这样的组诗创作，也有没有题作《竹枝词》但其创作精神与《竹枝词》完全一致、完全匹配的创作，其实都是能体现出他积极主动向民歌学习，以一颗诗人的灵魂、文人的灵魂、士大夫的灵魂，向生活、向劳动、向人性回归的那种积极、昂扬与努力！有这种积极的心态、姿态，再加上他无与伦比的才情，所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一作而开百代之先，成为古今《竹枝词》创作的开创之先，从而超越元白、顾况便是千古而下的人心所向、诗坛定论。所谓“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如今听来，这里的歌声便是刘郎的歌声啊！刘郎一唱竹枝词，道是无情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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