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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的老游戏，还是好白相 《上海老年报》记者：程峰 受访者：仲富兰 起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上海弄堂游戏见证百年海派文化发展，如今娱乐健身二合一吸引更多老少市民走出家门，重结社区情感纽带 随着发令声响起，76岁的侯震老人和两位同龄人各自手握一根长柄铁钩，推动一个大铁圈向前滚动，当铁圈绕过地上的标志物后，他们再设法让铁圈往回滚……熟练的动作、矫健的身手，让他们丝毫看不出已年届高龄。 “从‘贱骨头’玩到‘踢皮球’，我们在这些游戏中慢慢长大。这些玩意儿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游戏那么简单，它们是一种岁月、一种回忆。”老侯说，他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对“老弄堂游戏”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尽管如今的娱乐项目日新月异，但对他们这代人来说，“老弄堂游戏”是无可取代的。
重出江湖，老游戏将迎"百岁诞辰" 苏州河旁，有座开园8年多的九子公园。打弹子、滚轮子、掼结子、顶核子、抽陀子、造房子、跳筋子、扯铃子、套圈子这九种具有代表性的老弄堂游戏，是这个公园的主角。每天上午，总会有几位老人来这里玩扯铃子的游戏。 “我们这儿恰好是黄浦、闸北和静安三个区的交界处，也就是当年上海弄堂的集中地区，换句话说，这里就是老弄堂游戏的发源地。”九子公园负责人杭广良告诉记者，公园每年都会举办大型九子游戏大赛，而平时，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会经常过来玩。谈及老弄堂游戏的现状，杭广良说道：“现在弄堂游戏又逐渐被大众重新接受，有不少老人还带家中的孙辈一起来玩。就连外国老人也会来。” 在公园中，无论是曾经在弄堂里生活过的老人，还是生活在非弄堂集中地区的“本地人”，大多数老人都对这些老游戏如数家珍，和杭广良一样，他们都觉得这些原本被人淡忘的游戏现在又“重出江湖”了。“我们光着屁股的时候，就玩顶核子和翻蚕豆这样的游戏了，从5岁一直玩到15岁。”据83岁高龄的普陀“本地人”徐金龙老人介绍，自从区老年基金会去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类活动后，跳绳、踢毽子、滚圈子、抽陀子和运乒乓球这6种游戏又开始流行起来。 午后的九子公园十分热闹，在不远的一处空地上，几位老人正手拿绳子，对着在地上旋转的陀螺用力抽打，只见陀螺转个不停，那番娴熟的手势，似乎童年时掌握的精准技巧从未在他们的记忆中淡去。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些游戏的兴起时间大致在20年代。”在上海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看来，随着九子公园等传播载体的兴起，以及有关机构对传统游戏传播力度的加大，这些带有明显上海地域特色的老弄堂游戏已重新在市民尤其是在中老年市民的业余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新型桌游和电脑网络游戏大行其道的当下，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不容小觑：“老弄堂游戏是上海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想全面了解海派文化，就不可不对此作深入研究，但随着老弄堂游戏在上世纪末的‘没落’，这一文化载体被人忽视，那时候尽管还有一些人在玩，但少有人认识到可借此来回顾上海开埠后经历的种种时代变迁，在老弄堂游戏的‘百岁生日’快到来之时，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有助于让更多市民明白这一点。”
玩着玩着，就和历史撞个正着 “那时的物质条件真的非常有限，除了能和父母‘讨价还价’，买个扯铃或一些香烟牌子外，其他的游戏工具都是自己和小伙伴们亲手打造的。”老弄堂游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印记和文化内涵呢？几位接受采访的老人和学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侯震说，那个几乎每天都玩弄堂游戏的时代有苦有乐，可谓一言难尽，“就拿滚轮子来说吧，那时可没有专门卖铁环的商店，我们把坏了的老式马桶外面的箍拆下来，就能当这个游戏的工具了，此外，很多小伙伴特别爱玩刮香烟牌子，但很少有人买得起一堆带有香烟牌子的美丽牌香烟，但想玩这个游戏也不难，我们问家长要一些老刀牌和红金牌香烟的软壳包装，再把它们压成十分平整的豆腐干大小的方块纸，而且要压得厚度越薄越好，目的是在游戏中能够更为顺利地插入对方的牌子下面，获得胜利。至于女孩子们嘛，那就更简单了，她们在地上画几笔，就能‘造房子’了，而且买个毽子也不贵，如果她们边玩边唱几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就显得更有文化气息了。如今时代变了，除了香烟牌子外，几乎所有的弄堂游戏器具都能买到，而且器具本身不像我们那会儿用的那样容易损耗。” 为何这些使用简陋器具的游戏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仲富兰说道：“这些游戏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面貌，相对贫瘠的物质条件决定了这些游戏所使用的器具是什么模样，而在文化层面，这些游戏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老弄堂游戏的诞生，不仅出自上海‘本地人’的发明创造，也有外地移民和西方人的‘功劳’。”仲富兰介绍，当上海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闲置的金属器具多了，能用来玩的工具也相应增多，香烟等日用商品的普及，也进一步丰富了老弄堂游戏的种类，游戏种类超过50种，孩子们不必只玩不需要使用游戏工具的“老鹰捉小鸡”了，老弄堂游戏的“黄金时代”由此到来。“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上去了，这些需要器具的游戏的普及程度自然远高于从前，在郊区也有人玩，它也就由此成为了广大‘40后’和‘50后’老人的集体记忆，再到如今弄堂游戏的器具质量远超从前，这背后，是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们的集体智慧。所以说，如果要挑出最具有历史印记的民俗文化载体的话，弄堂游戏必是其中之一。” 协商定则，塑造海派文化的底色 传承老弄堂游戏，不仅仅是为了保留一个个特殊的历史印记，因为这些游戏还是一座超越特定时空的思想宝库。 “我孙子就读的小学就开展过专门的弄堂游戏活动，但和我们那会儿相比，现在的做法显得有些‘生硬’，这让原本很好玩的游戏成了和打拳操没有什么差别的健身活动。”在家住黄浦区的陈富根老人眼里，虽然自己玩过的弄堂游戏都曾是父辈手把手教的，但在玩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游戏规则都是由那时的小伙伴们共同协商制定的，而非由大人说了算，“比如挑游戏棒，那时候我们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看谁拿得多，还有一种则是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或是根据棒子的粗细来划分，由此规定挑出什么样的棒子该计多少分，至于赢家是否要拿走他挑出的棒子，也是由我们共同讨论来决定的，甚至不同里弄里头的小伙伴们有着不同的玩法。”陈富根老先生对自己小时候玩过的游戏记忆清晰：“至于翻香烟牌子，那就要制定更多规则了，比如牌子上的人物哪个地位最高或武功最强，这样的牌就属于可以换取别人手上好几张牌的‘大牌’，如果有人在游戏中把这样的牌压住，那就算‘大胜’。我们讨论的过程相当平和，之后无论规则怎样，小伙伴们几乎都会遵守，顶多有输家埋怨几句而已。哪像我孙子所在的班级，小朋友们连选个小干部都要吵上好几回。” 看似简单的“小伙伴们一起商讨游戏规则”，其实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民俗专家看来，这种规则本身就是“海派”风格的一部分。仲富兰说，老一辈上海人的海派作风是怎么形成的，其实与老弄堂游戏有很大关联。 在仲富兰看来，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要想携手建设这座城市，就需要一种理性的协商精神，而多数上海市民之所以有较强的“协商”理念，就源于大多数人小时候曾共同参与制定老弄堂游戏的规则。“老弄堂游戏几乎都是竞技类游戏，总要公平地一较高下吧？那就得制定大家都认可的游戏规则，虽说现在的游戏有附带的说明书，但以前可没有，那就得靠大家一同商量了，在此过程中，老一辈上海人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想象力，他们懂得各抒己见，也懂得在协商过程中作出适当妥协，在此基础上，他们对玩法进行了多次‘修订’，这才逐渐形成了现在公认的玩法，同时，他们也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仲富兰认为，老弄堂游戏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这种方式参与塑造了很多上海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作风，这是老一辈上海人留给我们的最大精神财富之一，值得年轻一辈去用心学习借鉴，“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
继续传承，让小青年走近老游戏 “老弄堂游戏”的文化意义如此重要，当代人又该如何传承？ 组织过老弄堂游戏活动的普陀区惠康生活服务中心理事长李明佳表示，让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将玩老游戏与锻炼身体结合起来，是做好传承工作的第一步。“我们既要让老人们回顾往昔岁月，也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老游戏在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比如套圈子可以锻炼老人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及眼睛的瞄准力，而翻牌子可以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和手指灵活力。这样一来，老人们可谓娱乐健身两不误。” 而杭广良则有更多设想：“现在住在弄堂里的人少了，多数人都住在独门独户的高楼大厦里头，如果能够借助最新的‘声光电’手段来传播，那就更好了。”他表示，除了让老年人对小辈“传帮带”之外，设计一套便于查阅的电脑程序以方便年轻人了解老游戏的玩法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成为亟须研究的课题。 “无论传播手段如何丰富，我们都要意识到，对于时下老龄社会当中存在的‘数字邻居’等问题，弄堂游戏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仲富兰表示，“无论老人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弄堂，他们都能借助这一游戏形式来建立起共同的情感纽带，有关机构不妨打好这张感情牌，让它们成为绝大多数老人都喜闻乐见的群文活动。与此同时，给弄堂游戏设计一些卡通形象，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必要的‘包装’宣传，由此鼓励习惯于‘人机游戏’的年轻人也能积极融入所在社区，或可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仲富兰坦言，他认为老弄堂游戏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唯有让它们真正成为多数市民眼中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自身和相关的思想财富才能被我们传承下去。” 原载《上海老年报》2015年1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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