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汉字难认、难学、难写、难用，几乎世所公认。 但是如果从幼儿就开始学习，这样一个举世公认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因为这篇文章带有资料性质，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长。 最先认识到汉字难认、难学、难写、难用……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 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一批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商人来到中国。 这些有着极高智商的西欧人士，来到中国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和文字这个问题。 这些会多国欧洲语言、周游很多国家的探险家们，如利玛窦，一学习汉字就发现与他们过去学习的拼音文字迥然不同。 甚至我们今天能想像到：会有许多西方人士因为不能掌握汉字而不能留在中国。 而留下来潜心学习汉字的西方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汉字太过艰深难懂。 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人必须致力于精通文字，因此耗尽精力，妨碍了学习其他知识”。 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夫支那之所以道民齐俗，不外乎礼如此，而是礼也，其所以深入人心不可复夺者有二，一即以其文字之难也，彼都人士常耗其毕生大半之精力从事夫此，盖惟文字精通，而后有以与乎典籍所传著之意”。 18世纪英国军人Anson说：“说到中国字，他们（中国人）的固执和荒谬更令人惊讶，经过这么长的历史，在众多国家中，只有中国仍用那粗糙的符号，他们必须精通一大堆超过人类记忆所能负荷的字，书写起来也需要奇异的功力，没有人能够完全精通它”。 关于汉字的难学，在以后的西方人士中更是不断论述，与此同时，西方人士尤其是传教士们开始创编汉语的拼音系统，这也是后来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汉字拉拼化”和“废除汉字”的前奏与缘由。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汉字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认为汉语难学、汉字落后、中国落后这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最早系统提出废除汉字，实现汉字拉拼化的是钱玄同。他在《汉字革命》一文中说：“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的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国语故”。 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 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 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 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这一时期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的其他学者还有。 谭嗣同：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吴稚晖：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陈独秀：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坚决主张用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 傅斯年：（汉字）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利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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