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一段奇

读唐代女诗人薛涛的诗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当时竟有那么多大人物和著名诗人都与她有交往。她虽出身贱微，曾为乐妓，但其才华与诗名，却博得当时名人的广泛赞赏。

　　薛涛二十岁脱乐籍，隐居于成都万里桥边杜甫住过的浣花溪，专心做诗人，最后老死于吟诗楼，一生都是在成都度过的。她在成都历经十一任西川节度使，从现在可见到的作品看，其中有六位与她有唱和，这就是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王播、段文昌为唐代名相，李德裕更是在相位多年，权倾朝野。著名诗人王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等，也都与薛涛有唱酬。薛涛诗中有《酬杜舍人》诗，是收到杜牧寄来新诗后，赋诗以酬。又据当时交往情况推测，令狐楚、裴度这两位大政治家兼诗人极有可能与薛涛有唱酬，身居要津的严绶也可能与薛涛有唱酬，可惜诗皆不传。薛涛诗中有《酬郭简州寄柑子》《酬辛员外折花见遗》《酬雍秀才贻巴峡图》，可见这些州刺史、员外、秀才或为薛涛诗友或慕薛涛诗名，而有物奉赠。又有《段相国游武担寺病不能从题寄》《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和李书记席上见赠》，可见薛涛每以诗人身份，被一些中人邀游，一同赋诗、聚宴。《棠梨花和李太尉》是薛涛晚年之作，所和李太尉，就是李德裕，其时李已从宰相进位太尉了。

　　武元衡奏请薛涛为校书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薛涛三十八岁那年十月，被皇帝器重的武元衡去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大约到任第二年，因为看重薛涛的才华，向朝中表奏授薛涛校书之职。这不但在当时，便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稀罕事。校书郎，属秘书省，官阶虽不高，也没多少实权，只是朝中文学之士，但却是令天下文人艳羡不已的职位。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校书郎之职与女性是无缘的，而武元衡竟破天荒地奏请曾为妓的薛涛为校书郎。他的这个奏请自然是不能准的。

　　关于武元衡奏请薛涛为校书郎之事，有人以为史无其事，不过属传说而已。但与薛涛同时的诗人王建有《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此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武元衡曾奏授薛涛校书郎。看来当时真有其事。

　　在薛涛的诗人生涯中，除了宰相武元衡奏请授她校书郎之职外，还有一件令人瞩目的事，这就是出入将相二十年的段文昌大和七年（833年）再次到成都时，为上年夏天去世的薛涛撰墓志铭。这对于平民百姓又为女性的薛涛来说，自然是一种殊荣。而在封建社会里，堂堂宰相自愿为妓女出身的女子撰墓志铭，恐怕再无其例了。

　　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女性来说，青年时曾沦为妓，后来隐居于浣花溪，终身未嫁，其不幸自然令人同情。但若因此说薛涛怀才不遇，恐怕也不合适。那些声名甚著的人与她的交往，对她的尊重，不要说在没有女性地位的封建社会，即使在提倡男女平等的所谓文明社会，也极少见。这当然是她的才华和诗名所致，但同时也不能不说是她生逢其时，有幸遇上了那样一些有文学修养的政治家，遇上了一群真正的诗人。这才使她的性别，她曾为妓的历史，不被当回事，从而能够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与这些人交往、唱酬，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尊重。试想，如果那些镇蜀大吏只是些钻营的政客、聚敛的蠹虫，而胸无点墨，他们追求的是权和钱，怎会去重视一个会作诗的女子？再设想，宰相若是一个压根儿不懂诗的政府首脑，又怎会看重她的诗而给她撰墓志铭？假使愿意撰，又怎么能撰得出？生前身后，如薛涛者古今能有几人？

　　所以，从大的文化氛围来说，薛涛的境遇，其实是很好的。薛涛现象，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极少见的文化现象，这的确是薛涛之幸。套用明代钟惺《浣花溪记》中一句话说就是：“天遣此女增人间一段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