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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学周易:赵向阳说易经载体之理!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19-11-14
年)的现实需要,关注的焦点,就在传统与现实联接点上。以后各家也莫不以此为切入点。
    今人顾颉刚说:“《易》本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经他们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统的故事一一点染上去,它就成了最古的、最玄妙的和圣道关系最密切的书了。于是它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古史辩·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早在汉初,讲授《易经》的人就纷纷为《易经》作传,以后又分出两派六宗。著名的有汉代《京房易传》,宋代《程氏易传》、《汉上易传》、《诚斋易传》等;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周易内传》之前,就作了个《周易外传》。        
    那些对《周易》的注释,也是借《周易》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王弼的《周易注》,实际上也是一种“易传”。有的人干脆另立门户,僭号称王,如西汉后期的杨雄(前53-18年),将孟喜、京房的自然哲学观系统化,仿《易注》作《太玄》,自创一套符号系统:一玄、三方、九洲、二十七部、八十一首。每首相当《易经》中的一卦,又分九赞,相当于爻,共七百二十九赞。又分九个阶段,称九天,分配于一年四季之中,表示阴阳二气消长运行,万物兴衰成亡的过程。当时他的朋友刘歆就说,《周易》够难读了,你又来了一个《太玄》,谁能读懂它?我恐怕后人要拿它盖酱缸。孰料宋代司马光竟是知音,不但为之作注,而且自己也另创了套《潜虚》,也有一套符号和说明。
    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则另辟蹊径,著《周易参同契》,把易与养生、炼丹等道术联系起来,创建了以道教解易的系统,为气功、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了动力,也是今天“科学易”的端始。
    后来佛教也充分吸收《易经》精华,形成独特的以佛解易流派。华严和禅宗关系最为密切,而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又是禅易关系中的翘楚。其后承云岩昙晟(公元782-841年),以《坎》、《离》二卦思路,提出“宝镜三昧”新法门,作四言偈颂数百句,其中:
    如离六爻,偏正回互,
    叠而为三,变尽成五。
    此四句最为关键,但奥义秘藏,难为其解,不知难倒了多少学者,而且引起一场长达几百年的争论,断断续续直到清代才告结束。
   《宝镜三昧》提出由个别的(事)上能够显现出全体(理)的境界来。说镜里的是影子,镜外的是形貌,如此形影相睹,汝(形)不是渠(影),渠正是汝。如此别开生面,形成禅易一大特色。
    当然,这一切易注、易传,大都不是阐发《易经》思想,而是借此来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宋代大儒朱熹不满意这些人的行为,花了20年精力,作12卷《周易本义》,他要还清庐山真面目,依他所见,历代易学,就其解经说,其通病是空论较多,离经文本义甚远。不过,朱熹到底身为一代宗师,胸襟远阔,并不轻易否定一切,而是说只要他们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亦不应置之不理。这就给泛舟放歌者,发放了通行证。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他的理学,后来成为官方哲学;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和唐代孔颖达等编写的《五经主义》,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标准书。然而他自己的一套学说,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庆元二年(1196年),宋宁宗下诏禁止程朱理学,称其为伪学,不料百年之后,1313年元仁宗诏令科举教材,只用朱熹注本,元代的学者几乎都是学习朱、程之说而起家闻名的。
    由于朱熹、二程等人的极力倡导,以及陆九渊、杨简、张载、王阳明、来之德、王夫之等人的推波助澜,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思潮——宋明理学,在纵贯四个朝代,绵延八百年中,形成了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模式。理学根本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修身养性,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外王就是建立理想的社会,推行王道于天下。         
    北宋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年)兄弟二人,驱除汉代以来的象数方法,把爻辞变得很容易理解,创造了理学家的《易》。程颐说:“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程氏遗书·卷二》)
    他对自己的学生,甚至规定只需看三家易学即可,“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贯通,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劲。”(《程氏文集·金堂谢君书》)这三家对象数扫除略尽,很合程颐味口,汉魏王弼首开义理先河,宋初胡瑗作《周易口义》推阐义理,又有师承关系;王安石著《易解》也属宋易中的义理学派,又是当朝权倾一时的人物。
    程颐通过《易经》,提倡修身和改造,允许读者逐步进行,以符合官方标准。他独立地改造了《易经》,让它成为一本道德的百科全书。《易传》是他唯一的著作,在死前10年中,他因反复修改这本书,而无暇再写其它著作,但仍然不能满意,临终前他说“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程氏外书·卷十一》)其实他的《易传》的理学思想内核,仍然是从《易经》本身汲取的养料,我们回头看看《易经》,便能发现先圣们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立德”从来就是最高目标,其次才是“立言”,再次才是“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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