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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王朝》系列之六——止贡寺之变

 白发布衣cexroq 2019-11-27

《萨迦王朝》系列前几章:

八思巴的选择、忽必烈的阳谋、萨迦的盛世、

日影之蚀、贡嘎桑布之乱(上)贡嘎桑布之乱(下)

《萨迦王朝》——止贡寺之变

止贡噶举派自公元1179年创立以来,教法迅速弘传。公元1215年,其创始人止贡巴· 仁钦贝曾发起过由55525名信徒组成的神山(冈仁波齐)修炼团赶赴阿里地区。

按照《直贡法嗣》的记载,当时止贡派已经拥有信徒多达14万人。考虑到八思巴划分十三万户之时,整个西藏的人口尚不足一百万,如果其教派真有如此广泛信众基础的话,那止贡派真可以称为庞然大物。也难怪当时有民谣唱到:“山皆止贡山,坝皆止贡坝。”

很多史料都记载着,止贡和萨迦之间,历史上便有宿怨。但我一直不是非常相信,因为即便是在止贡派蓬勃向上的时期,其教派势力氛围也主要在前藏地区,而萨迦派却是一直在后藏地区深耕,这两个教派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益冲突。

止贡巴· 仁钦贝塑像

虽然止贡巴· 仁钦贝所组织的神山朝圣团声势之浩大,足以令身处后藏的萨迦派心惊,但人家止贡派是奔着阿里古格王朝去的。阿里地区一直也不是萨迦派教法的势力范围,对于萨迦派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上的影响。

止贡派强大到甚至蒙古人都开始对他动心思的程度了,公元1240年,多达那波领蒙军进兵西藏,在旁多地方(林周县)和噶举派僧众发生了流血冲突,数百名僧人被杀。不久,便抓捕了止贡派的行政首领贡巴释迦·仁钦。

止贡贡巴的地位有点像上一节介绍的萨迦本钦,是负责其教派俗事的首领。

多达那波的想法是以此逼迫止贡派和蒙古人合作,但被止贡京俄(止贡派的宗教领袖)婉拒,不过作为释放释迦·仁钦的筹码,止贡派向蒙古人表示了臣服,他们向蒙古人献上了前藏地区,所有装有木门住户的名册[1]。

在与蒙古人的谈判中,止贡京俄向多达那波推荐了萨迦班智达。止贡京俄的想法可能是将这个难题甩给萨班,让他来背这个和蒙古人合作的黑锅。从萨班在凉州会盟前的经历来看,西藏人民的民族性还是很强的,萨班也一度被千夫所指。

止贡梯寺

从这个举动其实可以看出,止贡派至少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将萨迦派当成政治上主要的竞争对手。你很难想象,他会把主要竞争者推到蒙古人身边去。

但这次止贡京俄估计错了形势,萨班不顾年老体衰毅然远赴凉州与阔瑞会盟,萨迦派也因此成了蒙古汗国在西藏的代言人。但不久之后,止贡派峰回路转再次压过了萨迦一头。

贵由汗去世后,蒙哥汗继位,蒙古大汗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托雷系,作为贵由的兄弟阔瑞手中的权利迅速摊薄。蒙哥开始将西藏地区的土地分封给各个蒙古王公,做为西藏最强势的教派止贡派,自然归了蒙哥汗自己所有。

《朗氏宗谱》记载:“此时,止贡充任乌思藏地方的头目,贡巴释仁(释迦·仁钦)担任总管。京俄扎巴迥乃委任多吉贝瓦巴为乌思(前藏)长官,洛巴勋努奔为晓波、羊卓的长官,南萨拔希为阿里三围地区的长官,由他们负责各该地区的司法”。这时期,按照《直贡法嗣》说法,“止贡派以和平的方式统辖整个西藏。”

八思巴像

从这时期起,这两个心有全藏的教派关系开始急速紧张,互相之间的龌蹉不断。

据说,止贡派的行政官员多吉贝,因为在多年前与萨班有嫌隙,现在也借此发作,在萨迦寺的法苑驰马,还在用寺内大铜锅里的水饮马[2]。

谁知道没过几年,蒙哥汗一不小心死在了钓鱼城(今四川合州),忽必烈成了蒙古大汗。这下,西藏的天又翻了过来,八思巴凭借坚定的立场,成了忽必烈最垂青的宗教领袖,萨迦派也因此再度起飞。

随着八思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开始在全藏进行划分十三万户括户工作,打压止贡派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其中,最明显的举动便是把羊卓止贡万户中割了出来,以及从帕竹派手中夺取了阿里地区

止贡派噶举派是从帕竹噶举派中分离出来的,两个教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和利益关系。

止贡梯寺

止贡派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安排,从1266年(至元三年)起,连续派人去上都(开平府,当时忽必烈还没营建大都——北京)申诉,要求中央政府裁决萨迦派的违法。他们申诉的理由是,蒙哥汗曾册封过止贡万户,当时羊卓便在止贡万户的辖区内。

事情闹到了蒙古断事官面前,萨迦派也不得不应诉。他们为此派遣本钦—释迦桑布、格西—仁钦尊追、仁波且—顿楚三人,向朝廷诉明是非,辩白曲直。

用脚趾头想能知道官司最后的结果,忽必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止贡派的。别说八思巴是他一首扶持起来,解决西藏事务的最终人选,就是当年在蒙哥汗面前,止贡派万户多吉贝嚣张(据说,二人激烈辩论,多吉贝的唾沫都喷在了忽必烈的脸上)也让他心里很不爽。

不过,考虑到止贡派的势力,忽必烈还是适当进行了调和。至少,止贡派保留了万户之名,总算比噶玛噶举派的境遇好多了[3]。

《止贡法嗣》记载,此时贡巴得到敕封而被授为万户长的诏旨,统辖恰、达、工布三地的大部分地方,权势得以长足发展。

止贡派发现忽必烈是指望不上了,开始寻找能够和忽必烈抗衡的势力,恰巧这一时期,蒙古宗王中窝阔台后裔的诸王,对于托雷的后裔(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旭烈兀都是托雷之子)夺了他们大汗之位心怀不满,一直在忽必烈背后折腾,两边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就在这个时候,萨迦派内部爆发了贡嘎桑布之乱。这让止贡派发现了对手内部的裂隙,更严重是短短几年间,八思巴和萨迦座主仁钦坚赞(第二任帝师)相继去世,接任的达玛巴拉只有14岁,又是一个主少国疑的局面,这也让止贡派感觉到有机可乘。

忽必烈、八思巴像

公元1280年,达玛巴拉接任帝师之位后,萨迦和止贡之间的龌蹉不断。随后止贡寺座主之位的争夺,成了两派间火并的引爆点。

就在达玛巴拉成为帝师之年,止贡派的京俄居尼巴·仁钦多吉去世,其弟子扎巴益希成了续任京俄。但此时,其教派内部最有权势的是贡止贡巴布多,扎巴益希的弟子堆普布多发生了争端,史称“布多堆普之争”

在这场内部争端中,堆普居于弱势一方,于是希望联合萨迦来制衡布多。恰好,扎巴益希曾拜在八思巴门下学经,也算和萨迦派有段香火之情。而且,扎巴益希的外甥查扎勒瓦也是萨迦派的弟子,萨迦派当然希望能有一个亲萨迦僧人成为止贡派的领袖。

堆普的联系下,萨迦派便想立查扎勒瓦为止贡寺座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止贡派僧人群情激奋,止贡京俄的弟弟干脆就派人暗杀了查扎勒瓦以绝后患。

萨迦派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向蒙古断事官提起了控诉,两派又在蒙古官员面前辩驳的口沫横飞。最终,这场口水官司演变成了武斗,并导致了直接的军事对抗。

止贡梯寺

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止贡贡巴衮多仁钦引西蒙古汗国的军队入藏,九万蒙军围攻并焚毁了依附于萨迦的甲域寺,僧主桑杰藏敦遇害。

但很奇怪,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西蒙古汗国军队其他的军事行动。反倒是说以萨迦本钦阿迦仑为首的驻藏蒙军和各万户的军队,在拉堆巴莫贝塘地方与侵略者展开了对峙。并说由于阿里西北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3万西部蒙古的军队被大雪掩埋。

这种奇怪的对峙局面持续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有西蒙古的军事支持,止贡派大大增了夺取萨迦派在西藏地方领导权的信心。”以至于,止贡派的官员曾经放言:“在木门西藏,以释仁最为尊”,并扬言要让全西藏都成为止贡的属民,“现在的萨迦派能够这样当权…是过去我们止贡派所挣下来的。”[5]

如果,萨迦本钦真的只靠驻藏蒙军和各万户的力量就能支撑如此之久,我真的看不出止贡派获胜的希望在哪里。

公元1279年后,元朝终于从南宋的泥潭中拔出脚来。忽必烈开始对西藏地区挑战中央政权权威举动,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他派遣王子铁木儿不花率军进藏,萨迦本钦阿迦仑带领乌思藏的大批差役兵士配合,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在阿迦仑担任萨迦本钦时,“止贡派请来上部霍尔(即西蒙古)的军队,向萨迦进攻。元朝皇帝忽必烈也派遣了一支由铁木儿不花率领的蒙古骑兵,进藏援助萨迦派,与萨迦本钦阿迦仑率领的十三万户军队配合行动.一举歼灭了上部霍尔的军队。”

据记载,决战发生在江孜地方,止贡派和西蒙古汗国军队溃败。止贡派的贡巴和西蒙古的王子都在战后被处决,铁木儿不花所部蒙古军还先后占领了止贡派的辖地(包括今西藏隆子、加查、朗、工布江达、曲松、桑日、措美、错那和洛扎等县地区)[6]。

作为对叛乱的惩罚,止贡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萨迦本钦请蒙军攻入直贡峡谷,将止贡梯寺付之一炬,周边1万多僧人、信众被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止贡寺之变”“止贡之变”又称“止贡林洛(意为寺院之变)”

止贡梯寺

止贡寺被焚后,止贡法座努·多吉益西只得带着年仅11岁的居尼·多吉仁钦及其年仅5岁的弟弟多吉杰布和执事僧们一起逃跑到工布的绒波地方。萨迦本钦阿迦仑并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他带兵一路追逃,也到了工布地区,止贡派在此的属民和领地也被萨迦派占有[7]。

对于止贡派的打击显然不会仅限于乌斯藏(前后藏),在康区创建的第一座止贡噶举派寺院——八邦寺及分寺亦先后被烧毁,复建后直接该宗为萨迦派寺院。

这时候止贡派的境遇可以用岌岌可危来形容,主寺被焚毁,大量僧人被杀,教派所属的辖区几乎损失殆尽,眼看着其教派便要行将就木。

但不得不说,信仰真是一种坚韧的存在。即便世俗权势以泰山压顶之势碾压在头上,依旧不能阻挡它倔强的盛开。

就在这种境遇之下,止贡派依旧拥有虔诚的笃信者,有一个名叫日巴那波的勇士保存了止贡派最后的火种,他收拢了逃散的士兵,坚持在群山之间不断抗争。

《直贡法嗣》中,对这位勇士颇多溢美之词,说他击败了“侵略者”(指萨迦派和元朝军队),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进行了申诉。

据说,他收拢士兵在上路上抢劫,让被抢的商人带着言辞激烈的申诉书去大都面见忽必烈。最终在新任“帝师”的斡旋下,元朝做出了妥协,赏赐给止贡派大量的财物,并同意复建止贡寺。

止贡派挑战萨迦和元朝的举动遭受了惨败,但忽必烈确实没有将其教派连根拔起的意思。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止贡派万户的名头一直没有被取消,那他为什么没有做出这种安排呢?

止贡梯寺

首先我不太相信,是因为《直贡法嗣》记载这种申述方式获得了效果,这种带有威胁的申述方式,忽必烈肯定不会接受。以他的性格来说,对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他向来都是用棍子来讲道理。

真正能够让他有所思考的反倒是止贡寺之变期间,西藏的民生和驿路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元史》记载,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九月,乌思藏宣慰司上奏:“由必里公(止贡)反后,站驿遂绝,民贫无可供亿。”元朝为此不得不调运大量的物资,来救济西藏民众和恢复驿路畅通。

另外止贡寺之变发生后,前后西藏的矛盾变得极为尖锐。前后藏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关系,这种既依存又疏离的关系,不但在蒙元时期存在,即便是在格鲁派一统全藏后,在班禅达赖之间依旧存在。很多藏文史料都将前后藏的关系,形象的比喻为“乌鸦和猫头鹰的关系。”

而现在分别作为前后西藏的代表,萨迦和止贡之间撕破脸皮,显然对元朝统治的稳定不利。再说了,即便是萨迦派最风生水起的时候,其教派在前藏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噶举派(噶玛、帕竹、止贡、达隆、雅桑都是噶举派的分支)一直都是前藏信仰的主流。既然不能将整个噶举派一网打尽,那留着一个已经元气大伤的止贡派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止贡派在恢复了主寺后,再也无力挑战萨迦派的权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迦派都在品尝岁月的甘美,晴朗的后藏天空上,再也没有一片云朵能够遮挡萨迦的阳光。但一直默默蛰伏的帕竹噶举派却在不声不响的积蓄力量,等待他们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登场。

[1]、《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_张云;[2][6]、元代西藏_止贡之变_及相关问题考释_张云;[3][5]、宋元时期西藏止贡噶举派历史研究_杨兰兰;[4]、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_东嘎_洛桑赤列 陈庆英译;[7]、《萨迦王朝的兴衰》__丹曲;

文中图片均来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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