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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宋代女性在婆家和娘家的财产权探析 2 嫁妆--女性主要的财产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手工业兴起，商品种类琳琅满目，工艺水平大幅提高，市场交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栩栩如生的再现了这一空前盛况。北宋年间的汴京盛世空前，城内陆路四达，四河流贯，成为国内交通枢纽，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国民人口逾百万。汴京城中拥有不少闹市开设各种店铺，甚至还有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据《梦梁录》[15]中记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①同样佐证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昌盛。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方面的重大改变，'不问门第，直求资财',厚嫁之风盛行于宋代，'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即便官宦家庭的女子，没有嫁妆也难以嫁个好人家，嫁资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女性在夫家地位的高低，成为当时女子婚姻幸福最重要的筹码。 2.1 嫁妆的种类与数量 在宋代嫁妆的称谓繁多，诸如奁产、奁具、奁资、陪奁、奁田、嫁资等都指的是嫁妆[1].'奁'是古代女性梳妆使用的镜匣，为嫁女的必需品，后来演变为女子嫁妆的代称。宋代女方在订婚时给男方的'定帖式'中开列着随嫁奁产的数目和种类，分为奁具和奁田若干。其中奁具就包含金银首饰、生活日常用品等等②奁田俗称'陪嫁田',是嫁妆中最保值和稳定的财产，是宋代厚嫁最重要的标志，从宋代的司法案例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土地作嫁妆。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郑庆一小姐结婚时，她的嫁妆不仅拥有丰厚的地产'奁租五百亩',还包含'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及新婚夫妇用的各种昂贵的纺织品，如'开书利市彩，画眉天孙锦，官绿公服，开合销金红[16]'纺织品里还包括两种样式不同的'籍用紫纱'、'籍用官绿纱条',三十套红绸衣服，十五件刺绣品，两对扎顶髻的带子。还在'双金鱼袋'里'纳本侧礼书三缄'③。 虽然在司法案例中表明像郑氏这样在陪嫁物品中拥有这么多奁田的并不多，但是用土地做嫁妆也很常见。陪嫁田称为'随嫁田'或'奁田'.据史料记载： 璩氏在父亲去世后陪嫁时从祖父给的奁产当中获得了二十五亩的地产，须缴纳六十六石税。蒋氏的嫁妆里拥有一块十余亩的土地，须纳税额三十一石谷物。孤女石氏也得到了叔叔给的土地做嫁妆。 奁具一般是指首饰和衣服等。富人家的女儿出嫁时，奁产当中拥有非常多的衣服。黄昇与福州的宗室子结婚，陪嫁的物品当中包含一百多块花色繁多、图案精美的衣料和两百多套衣服。洪迈的故事里有一位周氏，嫁妆当中包含一百多块粗绸、七十匹丝绸、三十卷生丝。衣服丝绸可以长期存放，特女人常常把首饰衣服赠与亲戚及夫家的女眷，作为她们日后的嫁妆。奁钱同样可以成为嫁妆，一位屠户的妻子从娘家带来几十贯钱作嫁妆。 嫁妆的多少用'贯'做单位，每贯相当于一千铜钱，据史料记载秦桧的妻子的嫁妆值二十万贯。南宋一小吏在妻子去世后用其生前带来的奁财买了一个妾仍剩余一千贯。女人的妆奁里有时竟还有金子。据史料记载一女性的嫁妆里有一座二尺高、白玉琢成的狮子像，可见当时厚嫁之风之盛。 2.2 宋代的厚嫁之风 在宋代，厚嫁之风盛行，嫁妆在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当中占有的比例非常之高[3].婚姻观念逐渐由唐代的门第婚姻向宋代的财利婚姻转型，《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一》有一段史料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①在实利主义婚姻的大气候下，金钱成为宋人选择结姻对象的主要考虑因素。 士人纷纷感叹世风日下，在《书仪》[17]当中司马光是这样描述的： '文中子曰：昏娶而论财，鄙俗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今世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②，蔡襄也对此做出了评价： '婚娶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未有婚姻之家不为怨怒'③。 那么南宋的婚姻风气又是如何的，浦阳郑氏的《郑氏规范》[18]和袁采的《袁氏世范》[19]中都对婚姻论财的风气持否定的观点：'婚嫁必须择温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贵，以亏择配之义④','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⑤' 两部着作里都表达了不要贪图婚财的观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婚嫁逐利思想之盛。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当时的基本现象，它在空间、时间、社会阶层三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在空间方面，流传至今的一些宋元地方志可为证据。《吴郡图经读记》记：'顾其民，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无度…'①；《长安志》[20]（长安）记：'民……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②；位于浙东的永嘉地区则被形容为'嫁娶丧葬，大抵无度，坐是至贫窭不悔…'③。而记载福建地区风土人情的《淳熙三山志》则是上文蔡襄批评之缘由所在④，所谓'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正是指此地而言。《宋史》卷三百三十四《孙觉传》中当时福建的厚嫁习俗[21]: 闽俗厚于婚丧，其费无艺，觉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五…'⑤孙觉'裁为中法'之后当地婚姻嫁娶'以百数',说明了福建民间在他来到之前有不少因钱财问题而无法举办嫁娶之礼的家庭。按照史料折算，'资装无得过百千',嫁资在一百贯上下，对当时农村五等户制中下三等农户及客户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然而这还已经是'裁为中法'对嫁资的数额明令进行限制的结果了！此外，其他地方如四川（巴州）等也有'娶妇必责财'的情况存在⑥，此地的少数民族也'婚嫁以粗豪汰侈为高，聘送礼仪，多至千担，少亦半之…'⑦。 婚姻论财现象之广泛不仅横跨整个宋代，更是遍布各个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史料中都有大量记载。以宗室为例，《宋史·食货一》和《容斋随笔》所记神宗朝'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⑧：'公主下降，初被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鞍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又赐办财银万两，进财之数，倍于亲王聘礼…⑨'婚财'倍于亲王聘礼',可知在宗室婚姻当中，奁产的数量是远远超过聘财的。 那么宗室诸王的聘礼又是多少呢？据《宋史·礼志十八》所记，诸王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壶，彩四十匹…'⑩，后续的'定礼'、'纳财'等礼数也是花费巨大。南宋理宗朝年间周汉国公主出嫁： '诸阃及权贵各献添房之物，如珠领宝花、金银器之类，时马方山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罗钿钿柳箱笼数百只，并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共实以芝楮百万'①。 另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伪福国长公主之适高世荣也，奁具凡二十万缗'②，而这还是缩减后的费用。与惊人甚至可以说难以实现之婚姻费用平行的是，宗室婚姻对象的社会阶层却越来越低。其中一个原因是随着宗女人数大幅增长，类似上文那种天文数字的嫁妆费只能在公主出嫁时才能见到，至于一般宗室女，北宋中期订立的嫁妆预算额从一百五十贯至五百贯不等，并不算特别高昂③，到了南宋初年，更大幅缩减此项预算④，当时还出现了'有司不时给，宗女贫不能行，多自称不愿出适者'的特殊情况⑤。 在这种趋势下，社会阶级不如士人的富农、富商完全有能力并且愿意娶宗室女为妻。这种被称为'宗室卖婚'的现象在宋朝屡禁不止⑥，拥有经济实力的社会阶级利用和宗室联姻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最终融入了宗室阶层，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婚姻论财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⑧。 和宗室阶层一样，有朝职名位的官宦及士人家庭婚姻论财之风亦甚⑨，所谓'衣冠之家，随所（家产）厚薄则遣媒妁往返'⑩，将社会地位、家产等因素与婚姻挂钩，家产越多、社会地位越高者婚娶开支越大，造成家境不景或家道中落士人家庭女儿难以嫁出的现象。《宋史》记载了很多例子，例如《司马旦传》这样描述：'尝有以罪免官贫不能存者，月分俸济之，其人无以报，愿以女为妾。旦惊谢之，亟出妻奁中物使嫁之'11;《赵摔传》：'挤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12;《张存传》：'收恤宗属，嫁聘穷嫠，不使一人失所。'13《司马旦传》中的'以罪免官贫不能存者'、赵扑的'兄弟之女'、张存的'宗属'都是士人家庭的亲属，同样面对婚嫁论财问题，嫁女尤为困难。以上是北宋时事，到了南宋，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南渡后号为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他的庶女在金人统治之北方沦落到'为人豢豕',要靠洪皓'赎而嫁之'. 陈规'为女求从婢，得一妇甚闲雅，怪而询之，乃云梦张贡士女也，乱离夫死无所托，鬻身求活。规即辍女奁嫁之'②，值得注意的是，陈规作为有功名的士人，不能另外为张贡士女准备一份装奁，而要牺牲自己女儿已经准备好的那一份，一方面可以说陈规家境不如赵手卞、张存，另一方面亦见士人嫁女时装奁的隆重其事，价格不菲③。婚姻论财对士人家庭造成的负担在方建新的《宋代婚姻论财》一文中可以找到更多例子，即使是像王安石、范仲淹、陆游这样的名臣大族，也视其为头痛的问题。范仲淹在为义庄制订支出的规则时，划出三十贯作为女儿出嫁时所使用的奁产，划出二十贯作为儿子娶妇时所需要的聘财。随着嫁妆的不断走高不少家庭不得不得举债嫁女。苏轼曾出借二百贯资助亲戚嫁女。蔡襄在福建任州官时，在发出的檄文当中指引百姓对待婚姻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然而事与愿违，收效甚微，州民在娶妻之时依然只关注奁产的多寡，甚至对对方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不闻不顾。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怖。'④除了士人家庭及其亲属、宗族成员外，真正的民间家庭又是怎样的呢？宋初名臣李若谷任知州的时候，见'民贫失婚姻者',即'出私钱助其嫁娶'⑤；沈遘见'民或贫不能葬，给以公钱，嫁孤女数百人'⑥；这里的贫民恐怕就是下层的小农家庭。侯可任华成县令时发现当地有很多没有嫁出去的老姑娘，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于是他想了个法子，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结合个人的家庭状况，给奁产限定了一个数额，并规定超过限额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这条法令一经施行，大龄未婚女性骤然减少，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在南宋，刘宰见到'某无田可耕，某无庐可居，某之子女长矣而未昏嫁，皆汲汲经理'⑦，可见婚嫁在当时人眼中是和居住、生存并列之人生基本问题。而南宋道学家如朱子、李侗、真德秀等，也都为了解决下层百姓的婚嫁问题而煞费苦心⑧，尽管缺乏奢华的本钱，民间家庭婚嫁依然竭尽财力，喜为攀比。以福建这样的'重灾'地区为例，尽管北宋时有蔡襄、孙觉等名臣治理该地，极力沮其婚姻论财风气，然而到了南北宋之交，依然不见改善。当时福建漳州地方官廖刚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绘： '本州岛有习俗之弊，婚嫁丧祭，民务浮侈，殊不依仿礼制。娶妇之家，必大集里邻亲戚，多至数百人榷牛行酒，仍分彩帛钱银，然后以为成礼。女之嫁也，以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必有随车钱。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讪笑，而男女皆怀不满。……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若力有不及，宁姑置而不为。……访闻泉福兴化亦有此风，而此郡特甚。臣尝询之，虽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于流俗，莫能自革①'. 这是福建民间婚嫁风俗的真实面貌。为了夸耀面子遂有'随车钱'、大集亲邻、摆酒席、举贷办婚种种现象出现，以致于民间形成了一种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如果某家聘礼或嫁妆不够豪华，不但邻里讪笑，甚至新人自己也不满意。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百姓难以自拔于流俗，地方官难于着手改革②，纵使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嫁女须随家力，不可勉强'③，也撼动不了当时的奢靡攀比之风。 2.3 嫁妆走高的原因 嫁妆费用的增多无疑是士人阶层重视缔结好姻缘的副产品。嫁妆在别的社会也有走高的情况，通过提供可观的聘礼给未来儿媳的娘家，男人便可以使带着可观的嫁妆的新娘来到自己家；由于妻子的家人通常会把男方的聘财作为奁产的一部分，因而女方家的财产不会增加，而奁产却直接从女方家里转移到男方家里，所以在男方看来，从能获取婚财的角度，联姻也非常具有吸引力[29].尽管夫家族人对媳妇的奁产不具备任何的权利，甚至连丈夫在没征得妻子的同意下也不能轻易动用奁产，但媳妇的奁产最终还是要传给孙子辈。对一个最终将把家产分割给几个儿子的家长说来，这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从娘家的家长角度来看，他们同样热衷于联姻，投资奁产，因为妻子的父母花费不菲的代价把女儿嫁入夫家，可以寄希望于日后从夫家得到更多的帮助，丰厚的嫁妆能使得女儿在夫家的地位更高，姻亲更为稳固[30].袁采劝告殷实之家可以把财产分给女儿一些，因为今后如果发现儿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儿，甚至可以依靠女儿送葬、祭祖。④嫁妆加强了姻亲之间的纽带，因为它可以在长时期里成为双方的共同财产。 2.4 嫁妆引发的纠纷 很多家庭明确打算通过丰厚的陪嫁加强两家之间的联系。然而嫁妆像任何一种财产一样很容易引起纷争，使亲戚变成敌人。男人可能为了女人的嫁妆娶她，然后再把她赶走。 有着丰厚奁产的女性成为利益追逐的焦点，清明集中有个案例涉及再婚父母的女儿。丈夫去世后，妻子携女改嫁，妻子亡夫的女儿是前夫的财产继承人，很小的时候前夫就给女儿订了婚，但出嫁的时候男方发现她母亲把她原来的奁产减少了，于是向官府提起诉讼。①宰相杜衍原本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在他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被祖父带大。 杜衍的父亲前妻生的两个哥哥不喜欢他母亲，杜母不得已改嫁他人。杜衍十五六岁时祖父过世，两位哥哥以杜母已经嫁走为由要求杜衍交母亲的奁产并打伤了杜衍，杜衍不得已逃出家门，四处流浪，后得一富商欣赏，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妻子用奁产资助杜衍考中了进士。 像杜衍这样出身名门但又没有钱财的人，可以通过与富人家的女儿结婚确立自己，得益于女方的嫁妆，求得个人发展。然而这种'妇财'也会引起兄弟间的敌意：毕竟由于母亲的财产，杜衍被异母兄刺伤，不得已从家里逃走，就这样与父亲的家族断了联系。不仅如此，嫁妆甚至并未确保他母亲过上舒适的寡居生活，还使异母兄为此骚扰杜衍的母亲，迫使她两手空空离开了家。袁采也敦促父母给女儿置备奁产时要小心谨慎，'嫁女须随家力',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孤女的财产继承权。'孤女有分，近随力厚嫁。合得田产，必依条分给。若吝于目前。必致嫁后有所陈诉。'② 2.5 嫁妆对宋代女性的意义 嫁妆对于宋代妇女意味着什么？拥有嫁妆是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她们行动更自由，可以得到普遍的尊敬或影响家庭事务的决定？对于妻子而言，带着一箱箱的衣服、首饰和地契步入婚姻所产生的心理价值与她可用嫁资做什么同样重要。这意味着：第一，嫁妆证明她不是妾这个事实：她不是被娘家卖掉的；相反，家人通过置备丰厚的奁产来表达对女儿的爱；第二，丰厚的嫁妆能让夫家感到高兴；第三，作为女性的主要财产权利，奁产能给女性带来保障，可以成为寡妇的生活来源；第四，奁产能提高女儿婚后在夫家的地位[31].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里，从嫁妆的角度看，宋代尤其是南宋无疑是妻子和女儿们遇上的最好的时期。但奁产的增多，女性地位的提高又是与男尊女卑程朱理学的观念不相契合的。比如司马光担忧女人把嫁妆视为私人财产以后带来的隐患；他对家庭的看法，侧重于把它视为共财的团体，奁产私有化容易引起财产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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