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永元四年（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谋划，定议诛除窦宪。 窦宪，外戚强臣，其家族势力遍及朝廷，史书记载，窦宪“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朝臣震慑，望风承旨”，“权贵显赫，倾动京都”。 外戚窦氏的权势已经严重侵夺皇权，引起皇帝不安，为了保障皇权稳固，汉和帝与郑众筹划后，果断处置，下令收捕了窦宪亲信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等人，皆下狱处死。随后收窦宪大将军印绶，与他兄弟一道被赶回封国，不久迫令自杀，至此窦氏外戚被连根拔起，退出朝堂。 而作为诛除窦氏外戚的主要功臣郑众，也因功封侯，成为和帝执政的重要依仗。 但和帝此举却被历代史家诟病，视其为“拒一虎而进一狼”，“开宦官用权之渐，生十常侍亡汉之阶”。 宦官弄权对东汉王朝的危害众所周知，而宦官之所以被重用，正是出于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因为宦官失去生殖能力，不能生养子嗣，没有为后代谋利擅权的前提，而且他们身处内廷，不易结党营私，更容易受君主掌控，所以才“遂委以政”。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宦官操纵皇权有诸多限制，那他们是如何形成势力，并和豪强巨族出身的外戚齐名，同样成为左右东汉王朝的政治集团呢？ 宦官势力的源起正如顾炎武所说：“宦官之众，由于宫嫔之多。” 宦官出现于家天下的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是帝王后宫享乐的辅助工具。为了传宗接代、享乐女色，帝王们需要没有生殖能力的“刑余之人”服务于宫廷，因此最初的宦官仅作为帝王身边生理残缺的仆役存在，不具备任何政治意义。 但是从秦朝开始，随着皇权空前集中，服务宫廷的宦官队伍也随之扩大，除了掌宫内之事，备洒扫之职外，参与的事务也越发重要。比如秦代著名的宦官赵高，便是任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事，能够接触到政务的处理，其后更是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拥立胡亥，得以操纵权柄。 不过赵高只是个例，他能揽权，最终是靠着任郎中令、丞相，才实现集军政大权于一手，并不能说明宦官集体拥有了实权。 而到了汉朝，上承秦制，“奄寺（宦官）之官，犹隶于外廷”，属九卿之一的少府管辖。所以西汉时期，因隶属关系钳制，宦官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团体，也就很难形成势力。 只会出现个别因君王宠幸而显贵的宦官，如吕后时期“出入卧内，受宣诏命”的张释卿；文帝时“以星气幸”的赵谈；元帝时“贵幸倾朝”的石显，都是作为宦官中的特别个例见诸史册。 但是宦官群体毕竟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近臣，虽然他们最初的作用是为皇帝私生活效劳，可皇帝本身的宫廷生活除了声色，还有国家政务，伺候在旁的宦官们难免因为宠信，而逐步染指到政事上去。 东汉开国以后，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极力加强皇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极大削弱相权，朝廷政务实际被皇帝总揽。 但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太过依赖皇帝本人，不论是皇帝怠政还是年幼无法处理朝政，都会造成皇权的衰弱，而因后宫裙带关系崛起的外戚，以及皇帝近臣宦官，就有机会挟主专权，进而左右皇帝，掌控天下。 宦官干政的制度因素汉武帝时期，武帝为了集权，削弱丞相权力，创立了内外朝制度，对于重要政事，依靠一些亲信在宫廷之内作出决策。为了方便亲信士人能够出入宫廷，武帝往往给他们加官“中常侍”、“侍中”等内廷官职。 但注意这个“中”在宫廷内指的是阉割后的男子，显然武帝并不是让内朝的亲信都做宦官，而是赋予了原本内廷官职新的参政意义。 “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 纵观西汉历史，中常侍为内朝加官，所任之人也都是士大夫，而东汉一朝，为实现皇权集中，继承发展了内朝制度。但从汉和帝去世后，邓太后主政“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这就让宦官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 而且，掌管太后宫中事务以及守卫之权的太仆、卫尉、少府三卿职位，也从西汉时外臣选任变为宦官专任，由此宦官原本受制外朝的隶属关系也不复存在。 除此之外，汉章帝、和帝之后，随着服务宫廷的事务愈发庞杂，需要管理的部门增多，宦官数量也越发壮大，《后汉书 百官志三》中记载：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 至于因专任中常侍参与政事的缘故，“关通内外、掌侍左右”，居内廷重要位置的的中常侍、小黄门的人数也急剧膨胀，从汉明帝时期的“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扩充到“中常侍十人，小黄门二十人”。 整个宦官系统人数的膨胀，参与政务处理的宦官数目增多，使得宦官们演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这在主少母壮的情况下，本作为皇权延伸的产物，就可以通过掌握内廷肆无忌惮的揽权，并一再更改对他们原有限制，如容许“封侯”、“养子嗣”等，打破制度藩篱，为宦官势力的壮大和延续在制度上铺平了道路。 皇权土地所有制助长宦官权势《诗经 北山》中有句话叫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的土地名义都属于君王的，君主虽然可以通过分封的形势将土地授予臣子，但土地依然是“王土”。 在秦汉之际，周代的宗法分封制瓦解，皇权空前大涨，“王土”的意味比以往就更加的明显。只是皇帝为集中权力，就必须一套听命与他的权力机构，而维持权力机构运行的便是拥有“王土”的地主阶级，所以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其土地所有制从本质上讲就是皇权土地所有制。 土地作为封建时代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谁的手中，往往意味着谁掌握着政权。秦汉时期是皇权专制发展的初期，皇族作为天下土地的所有者，为了建立稳固的统治，在进行土地分配时，通过食封制度（赐爵、封国、食邑三种形式），将土地直接或间接授予功臣勋戚，以维持阶级统治。比如西汉初年刘邦大封功臣为列侯，分封刘氏宗亲为诸侯王，正是此故。
但宦官势力最初是被排除在土地所有制的分配范围的，而外戚则是东汉皇权土地所有制下最重要的受益者，本就是借助豪强之力起家的朝廷，对他们“封赏踰制，内宠猥盛”。 外戚依仗皇权不断占据良田，使得他们在皇权土地所有制中渐渐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尽管光武、明帝在政治上对外戚势力打压，可实力雄厚的他们还是在皇权黯弱时，不可避免的掌握大权。 从和帝开始，宦官郑众参与诛杀窦氏外戚，因功封侯，得赐食邑，宦官势力开始加入到对皇权土地所有制的分配当中。 顺帝时期，以孙程为首的宦官中，前后共有孙程、王康、王国、黄龙、李建等十九人封侯，共计得到食邑近九万户，可以说宦官势力爆发式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政治集团。
桓帝、灵帝时期的相继出现的单超、侯览、曹节、张让宦官势力集团，更是将赐爵食邑的规模发展到极致，不仅本人得益，其父兄子弟往往也为公卿列校、布列州郡。 就拿著名的十常侍张让等人来说，史载“京畿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这些宦官集团已经通过皇权土地所有制的内部转移，成为了势力强大的贵族地主阶级，也正是拥有了土地经济的物质前提，才有宦官集团的政治地位确立的基础。
以上，正是因为制度上屡开先例，为宦官集团参与朝政、扩大势力铺平道路，又有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宦官们才可以在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 范晔著《后汉书》时在《宦者列传》中便一针见血的指出，从郑众得专谋禁中，铲除窦氏外戚后“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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