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理记】罗钦顺：气本一也（上）

罗钦顺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张伯行在《困知记》序言中说：“前代硕儒巍然在西江者，余干则胡敬斋，泰和则先生。”由此可知，在明代的江西地区，罗钦顺与胡居仁齐名，同样被视之为“硕儒”。然而奇特之处，这位著名的罗钦顺竟然没有显赫的师承。赵忠祥在《归一与证实――罗钦顺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说：“罗钦顺之学前无严格的师承，后无明显的传继，属独得之学。”那么他从哪里学得了正统的理学感，从他的个人经历看，还真的找不到特别的契机。

罗钦顺是明弘治五年的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由此可知，他是正统的科举出身，四年之后，他升到了南京国子监司业，后来因为不顺从大宦官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被杀后五年，罗钦顺被起用，而后一路升迁，直做到了吏部尚书。也就是在官宦生涯中，他读到了一些理学著述，而到此时他已经是近四十岁的年龄，“吾才微而质鲁，志复凡近。早曾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尔。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晚，然自谓苟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困知记》自序）但因何故有了这样的转变，他却未曾提到，然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程朱理学的崇拜。其实，在他初期任职之后的七、八年时间内，他对佛学、尤其是禅宗有着很深的迷恋，《困知记》卷下录有这样一段话：“愚自受学以来，知有圣贤之训而已，初不知所谓禅者何也。及官京师，偶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云：佛在庭前柏子。愚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汗流通体。既而得禅家证道歌一编，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

这段话倒是很有意思，罗钦顺说，他已经读到了圣贤之书，但并不知道禅是怎么回事。某天他在京城遇到了一位老僧人，他向那位僧人请教，如何能够成佛，僧人用赵州从谂禅师的那句著名话头来回答他，罗不明何意，回去后仔细思量，后来终于想明白，竟然让他通身大汗，后来他又读到了禅家的一本证道歌，他觉得天下的道理都被这本书说完了。

罗钦顺撰《困知记》二卷，明万历刻本，题记

然而后来的一个经历，却让罗又从禅学回归到了儒学：“后官南雍，则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性心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而这个经历正是因为他到南京国子监时，看到了许多儒家经典。因为在南京国子监任职的官员大都是闲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他整天在那里读书，读了将近二十年，他终于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学。自此之后，他就把自己视之为儒学的卫道士。

罗钦顺在《月湖文集序》中称：“学莫先于明道也。……孟子没而圣学不传，千数百年之间，道术四分五裂。上焉者，类以佛老之似乱孔孟之真；下焉者，记诵词章而已。惟汉之董子扬子，唐之韩子，宋之欧阳子，颇皆号为知道，然所见者大意，而于精微之际，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书立言，所以辟异端、扶世教、淑人心，虽未尝不合于孔孟，而弗精弗详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绍孔孟相传之学，粹然一出于正，其惟濂洛关闽。诸君子之于道也，极无声无臭之妙而不离乎日用之常，穷天地万物之远而皆摄于方寸之地，表里洞彻，左右具宜，凡其形之于言，笔之于书，莫不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精粗隐显一以贯之。所谓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断非汉唐以来诸儒所可同年而语也。”

他在这里讲述了理学的道统，罗认为，孟子之后，道统断绝，在这个阶段，佛教和道教的观念冲斥社会，而人们只学习写文章的技法，虽然孟子之后，在汉代还有董仲舒与扬雄，唐代则有韩愈，宋代则有欧阳修，这些人也算是知识大家，然而他们的理学观念却并不纯粹，而真正到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这里，才诞生出博大精深的理学观念，他们的思想远远超过了汉唐。

罗钦顺撰《困知记》二卷，明万历刻本，序言

然而到了罗钦顺的那个时代，他却发觉人们对程朱理学有着非议，这一点令他十分的不满，于是决定要勇敢地站出来，跟这样的社会风气做坚决的斗争。而他斗争的主要对象，竟然就是自己的朋友王阳明。

罗钦顺和王阳明本为在一起共事的同事，罗在弘治十五年到南京工作，一直做到了嘉靖六年，这段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而王阳明则是在正德十年前往南京任职，到此处的时间比罗晚了十三年，两人在一起共事的阶段，处成了不错的朋友。罗、王互有赠诗，并且王阳明的父亲王华退休后隐居家乡，在家乡建起了“听松轩”，而王阳明特意请罗钦顺写了篇《听松轩记》。虽然有这么好的交往，然而两人的学术观却有着较大的差异：罗钦顺崇信程朱理学，王阳明则倾意于心学，为此两人展开了长期的论战。

比如说，朱子讲求“格物致知”，而王阳明却讲到自己年轻时专门去格竹子，为此而受病，后来他才有了龙场悟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觉得，真理要从心中去求，而格物是从外面去求，从这件事让他走上了心学之路。

但罗钦顺却认为，王阳明的格物观念是违反了古代圣贤的本意：“窃惟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颜渊称夫子之善诱，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内邪外邪，是固无难辨者。凡程朱之所为说，有戾于此者乎？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罗钦顺首先复述了王阳明的观点，而后他认为儒教本来就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去求得知识，如果只在心里反观内省，这种做法并不合圣道。

罗钦顺撰《困知记》二卷，明万历刻本，卷首

王阳明对于罗钦顺的观点，予以了坚决的反击：“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于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

王认为罗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所说的“格物”为何意，因为王阳明觉得，他的这个观念是回返到了孔子的思想，同时他又说，朱熹所谈到的观念，也包含在了他的表述中。对于两人在“格物”上的争论，胡发贵在《罗钦顺评传》中总结道：“罗、王之间在‘格物’问题上的论争，实质上是唯物与唯心论之争的一种表现，王以‘心’化解世界万物，故推论出‘格物即格此心’；罗则认为这种理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处也，岂可谓心即理而穷以理为穷此心哉。’”

罗、王之争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王阳明所提出的“良知”观念，他曾说过：“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王还曾说：“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寄邹谦之三》）看来王阳明不断地跟别人讲述他的致良知，以至于让听众们都烦了，于是某人问他，除了这三个字之外，您还能不能说点别的。王阳明回答说，除了这个，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罗钦顺墓

墓碑的格局有点儿像民国老建筑

看来，“致良知”三字是王阳明最为看重者，但这位罗钦顺竟然对他的这个重大发明也提出了质疑：“又执事答人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当云‘知至而后物格’，不当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与王阳明书·又》）罗钦顺在这里引用了王阳明的说法，而后推论出若王阳明的这段话能够成立，那么《大学》中关于“格物致知”的顺序就应当颠倒过来。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经说过：“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他认为良知之外都是异端，他还曾说过：“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这就等于说，他把良知与天理等同了起来。

而“良知”一词，本是孟子的观念，这个词到了王阳明这里，外延与内涵都予以了拓展。而罗钦顺则认为，王阳明所讲的“良知”，并非是孟子的原本意思：“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实良知良能之说，其义甚明。盖知能乃人心之妙用，爱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虑而自知此，故谓之良。近时有以良知为天理者，然则爱敬果何物乎？程子尝释知觉二字之义云：‘知是知此事，觉是觉此理。’……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时异说之兴，听者曾莫之能辨，则亦何以讲学为哉。”

孟子认为，小孩子在幼年时期就懂得与亲人们亲近，长大之后，自然就明白了尊长爱幼，以此说来，这就是人天然的良知和本能。为什么要加个“良”字呢，因为这种行为不经过思考就能做出，而现在有人说，良知就是天理，既然那样的话，那么，天然的尊老爱幼将怎样解释呢。而后罗钦顺引用了二程的说法，因此他认为，现在社会上所流行的致良知是“异说”，这是他对王阳明所提出的不点名批评。

而罗、王之间的另一场争论焦点，则是源于王阳明编了一部《朱子晚年定论》，他把此书和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大学古本》一并送给了罗钦顺。罗看后对这两部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说那部《大学古本》，对于此书的来由，我在他篇中曾已提及，其主要意思是说，朱熹所编辑的《大学》，其实改变了原本的次序，并且加入了自己所补的话，而王阳明则认为朱熹的这个做法，其实是违背了《大学》一书的本意，所以他做出一本《大学古本》，名义上是说要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他是以此来给自己的心学思想寻找理论依据。

罗钦顺崇信朱学，他当然不满意王阳明的这个做法，于是他在给王阳明的信中说：“切详《大学古本》之复，盖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圣人之意殆不其然。于是遂去朱子子分章，而削其年补之传，直以支离目之，曾无所用。”罗钦顺认为朱子给《大学》一书所做的分章有其道理，而对该书的补充也有其价值在，所以王阳明否定朱子对《大学》所做的编修，在罗钦顺看来不能接受。

旁边有间小房子

而同样，王阳明也不接受罗钦顺对他的责难，王在回信中称：“《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同，而改正补辑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王认为《大学古本》才是孔门真正的正本，而朱熹怀疑原文有脱误，所以他进行了改正和补充，但王阳明觉得，其实古本根本没有脱漏，所以他所做的《大学古本》只是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目，如果一定说要批评的话，那么只可以批评自己太相信孔子，而不相信朱子了。他在这封信中又接着说：“而遂改正补辑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王阳明的这段反击可谓足够有力，他坚信自己所编辑的古本才是真正的《大学》，而《大学》是孔门的圣传，他在这里给罗钦顺摆出了二难定理：那你觉得我应该是相信孔子呢，还是应当相信朱熹？其实这是一种偷换概念，他并不争论文本本身，而是从不可置疑的高度来对这两个圣人进行二选一。当然，罗钦顺不能说，你不相信孔子，也要相信朱子。

《朱子晚年定论》也是王阳明编辑的一部书，他编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想说当年朱熹跟陆九渊进行了论辩，那时他不相信陆九渊的心学，可是朱熹到了晚年，当他眼睛看不到东西时，经过一番静想，终于悟出来，陆九渊说得对，于是突然改变了自己所坚持的观念，转而认为陆九渊的心学观念才是更为正确。

侧边望过去

以上的这个观念，出自《王阳明全集·语录·文录》中所记，阳明弟子说过的一番话：“《定论》首刻于南、赣。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遍告同志。师阅之，喜己学与晦翁同，手录一卷，门人刻行之。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

既然这段话出自阳明的文集中，那其真伪性当然令人可疑。阳明为了给自己找到强大的后援，竟然说朱子晚年都相信了心学。当然了，以王阳明的绝顶聪明，他肯定不会说得这么直率，他在《朱子晚年定论》的序言中，用了很长的一个段落来写他的心路历程。王阳明称，朱熹崇尚理学，而他自己则专研心学，他觉得自己跟朱子的观点不同，为此令自己颇为不安，等到他到南京做官时，仔细阅读朱熹的著作，才突然间发现，朱熹到了晚年后悔以往不相信心学的言论，这个发现让阳明很高兴，于是他就从朱子的各种著作中，选录出来了三十五条，编成《定论》一书，以此来说明朱子晚年确实有后悔的心态。

对于王阳明的这个说法，罗钦顺当然不同意，于是他给王阳明写了封信，在信中称：“又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尺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

罗钦顺说，你的这本书认为朱熹在中年以前不相信心学，到了晚年才有所悔悟，而你找出的依据，乃是从朱熹著作中仅仅摘录出这三十多条，因为这些条的说法符合你的意思，但你怎么能认定这些条是朱熹晚年所说，你是如何做出这样的断代的？又如何认定这是朱熹最终的思想？而后罗钦顺用了很长一个段落来讲述朱熹晚年的情况，以及朱熹晚年跟其他人谈论理学与心学时的态度等等。在信的最后，罗总结道：“凡此三十余条得，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为崇于其间，以成牴牾之大隙哉。”罗钦顺认为，你所选出的这三十几条，不过就是刻意挑选出来者，你是想以此为论据，来证明你观念的正确性，以便跟他人说，朱子是先得我心者。

看到了罗钦顺对自己的指责，王阳明只好回信表白：“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答罗整庵少宰书》）

面对罗钦顺所说的时段问题，王阳明也只能承认，他所摘取的朱熹的这些话其实无法断定是其中年还是晚年所说，他认为尽管这些话不一定都是朱熹晚年所说，但大多数还是出于晚年。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王阳明没有说出证据，但他认为他的判断大致不错，王又说，他平生也把朱熹的观念视之为最高指示，而今他的思想竟然与朱熹背道而驰，他自己也觉得心里很是不安，因此他写出这本《朱子晚年定论》，其目的就是不想让自己的思想跟朱子有什么差异。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各种说法，也确实都是在给自己的心学找到历史佐证。他最为信奉者，当然是心学派的创始人陆九渊。两人争论的升级当然就会争论到了陆九渊的头上，其实在此前就有人说过，陆九渊的思想跟禅学相近，而罗钦顺为了维护理学，批判禅学，当然要首先从否定陆九渊开始。他在《困知记》卷下中称：“盖尝遍阅象山之书，大抵皆明心之说。……象山之教学者：‘顾以为此心但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辞逊处自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当宽裕温柔，自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自发强刚毅。’若然则无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者也。……遂乃执灵觉以为至道，谓非禅学而何。”在这里，罗钦顺引用了陆九渊的一些说法，而后说，这些说法不同于儒家观念，而后得出的结论是“谓非禅学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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