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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9./「原创首发」/作者：杨永辉 一、良渚古城。良渚古城遗址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古城遗址，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其228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面积，是古埃及金字塔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史前单体建筑工程。古城遗址主要由城址区（包括宫殿区、王陵与贵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内城、外城）、水利系统、郊区聚落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土石方总量达1000多万立方米，无疑是一个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建设过程的庞大系统工程。古城遗址南北长1900米，东西长1700米，共计300万平米，是故宫的4倍。中间的宫殿区面积30万平米，最大的房子900多平方米，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大了。在几个主要的宫殿区中间，还有用沙土铺成的广场，是当时人们活动的场地。良渚古城无疑具有早期区域国家的各种属性。虽然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并未发现通常所谓的“文明”特征标识的金属制品、文字体系等，但是良渚古城的规模就能证明良渚文化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古城在中国都邑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有力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中华传统文化、文明的认识。这样的规模，如果抛开文字和青铜器技术，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都是超前的。 二、水利设施。良渚遗址到目前为止发现了11条水坝，通过地图分析、现场调查，当时在这个地方就形成过一个14平方公里的水库，通过这个水库，可以把水引到良渚古城来。也就是说，良渚人在设计这个城时，同时在上游设计了一个水利工程。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城市加上中心的宫殿区，占地一百多平方公里，土石方量达1000多万立方，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就是那个最大的金字塔才300多万立方。80年代以前，我们的城市规划还没那么大的眼光。就这1000多万立方的土石方量，如果三至五个人为一组，有的人挖土，有的人搬运，有的人修筑，一天完成一方的土石方量，一万个人就得干十年。这些活动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需要精确规划和专门分工。这表明，这些早期区域文化重心除了具备对周围聚落人口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外，还有着较为清晰的社会等级分层，以及一定知识水平的专业人群。在专门的社会分工、社会管理以及城邑建设、祭祀设施等物质力量的后面，隐藏着非国家力量不可能完成的因素。因此说，良渚遗址在水利方面的成就与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相比较，要大得多。 三、权力象征。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祇的一种礼器。1986 年6 月，考古人员在紧邻良渚遗址中心区莫角山西北的“反山”，发现包括象牙器、玉器、石器、漆器和陶器等在内的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就多达158 件。在这些玉器中，有6 件玉琮，其中1件通体高8.9 厘米、上射径17.1～17.6 厘米、下射径16.5～17.5 厘米、孔外径5 厘米、孔内径3.8 厘米，整器重约6.5 千克。由于其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又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所以被称为“玉琮王”。这件玉琮王不仅仅是比较大，它实际上第一次解决了我们对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问题。玉琮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作为一个神像的载体。这就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那么这个神像的特征，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在良渚文化的这个范围里边都一模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相信这个文化是一个非常高度统一的、集中的文化，不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又是什么呢？ 四、墓地祭坛。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址内外分布着若干处不同等级的墓地，其中保存良好、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5处，分别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反山墓地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高等级墓地。它位于内城的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宫殿区相邻，是一处依托其西部自然岗地人工特意堆筑形成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人工堆筑的高度超过7米，面积约2公顷。反山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象牙器、嵌玉漆器等，共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瑶山墓地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具有坛墓一体的结构特征。在现存的瑶山顶部，没有发现生活遗迹或遗物，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面等遗迹边壁平齐，转角方正，布局规整，连围沟内的灰色填土，也是特意从山外搬运来的。可见，这是一项经过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具有特定用途的建筑。由于瑶山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体量庞大，以及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高等级墓葬结合在一起，因此这里被认为是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祭坛。考古学家的实地观测发现，瑶山祭坛的营建经过科学规划，是用来观测天象进行纪年授时的场所。 五、农业经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旧大陆范围内目前所见唯一以单一作物（粳稻）经济为主要农业内容的史前文明。长江中游，水稻种植则是和旱作的粟黍农业共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稻属亚种籼稻的起源地，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印度恒河流域，那里的水稻种植是同西亚传播进入印度的麦作和各种豆类作物共同发展。良渚文化的水田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非扩张性的农业形态。水稻的收成是麦作和粟黍类旱作的三四倍，同样的单位面积可以支撑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社会规模。2010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据测算，堆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2.6万斤。后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初步测算炭化稻米总量是莫角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这意味着良渚时期，稻作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良渚文明没有成为往外扩张的文化，因为水田经济需要对水田耕地的长期投入和管理，不同于旱作农业对地力的损耗和对可耕地范围的不断需求。对于亚洲季风区肥沃的冲积平原而言，水田种植的潜在威胁来自于洪涝灾害而不是干旱；而应对水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营建堤坝、疏通河道。良渚文化的村落遗址基本上都以周围的自然河道或人为沟渠为界，村落规模均不大，但整体密度很高。正是在这样的农业发展进程中，古代先民才能发展出卓越的水管理知识和技术，建立起如此壮观的实体设施；也正是这种农业同气候环境的脆弱关系，使良渚文化的小规模村落模式得以在一个更高层级的社会机制下得到高度统一。所以，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此的官方表述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六、劳动工具。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质农业工具（包括石犁、破土器、石镰、石刀/“耘田器”），是在东亚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的，体现出对不同石材的认识、不同切割钻孔方式的熟练应用以及在环太湖范围内复杂的石器生产分配体系。可以说，在玉器手工业中表现出来的制玉工艺、玉料选择和玉器生产分配，均是在石器手工业的并行发展下由社会精英集团所掌握、复制的一种社会权力的来源和表现。良渚文化手工业经济的成就，也需要放在稻作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才更易于被理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说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 七、良渚文字。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出土的240余件器物发现了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曾引起业界的强烈关注，经有关专家论证，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出土的两件石钺上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中国最早的文字的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是较为成熟且初具系统的文字，这些古老的文字，正如甲骨文一样，是象形文字，不是会意文字。这表明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那时，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 从以上考古成果看，良渚古城遗址毫无疑问的被定义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较，良渚就太“高级”了；另外，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外国学者在没有转变观念的情况下，会觉得毫无可比性。所以1986年发现之后，我们中国考古界就开始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在5000年左右，应该是在文明的门槛之内，所以当时用了个名字，叫文明的曙光。文明的曙光，就是说你还不敢断定这个已经进入国家门槛，因为按照西方文明的定义，文明有三个标志，一是大型城市的出现，二是文字的出现，三是金属的出现。我们金属的出现在4000年左右，我们成熟的文字是商代殷墟的甲骨文，有3000多年。但是，随着良渚古城的发掘，以上七个考古成果证明我们文明的高度、社会组织的高度，是不亚于古埃及的。因此，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的全方位展开，西方学者才得以有机会正视中国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丰硕成果，才会评价说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这一共识是近百年来，围绕中华文明起源认定理论的重大突破。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因此说：良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止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更在于突破了西方主导的文明起源理论，让全世界正视东亚文明的独特。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久、最古老的文明只是个时间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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