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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关于《儒林外史》系列解读总的一次刊载，期间进行了一定的修改，鉴于本人学识有限，对某些问题认识可能狭隘，如有错误还请指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是一家之言，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提供新观点，促进文学交流。” 关于《儒林外史》与科举新解：一种隐蔽的阶级斗争形势 一、清朝统治者对权利的再平衡工具科举 康熙叶赫巡狩图 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廷入主中原，作为入关的异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尽可能地采取温和的统治，比如：保护明十三陵、继续试行科举考试、尊重汉人传统习俗。就科举为例：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在入关的第二年，清朝便恢复科举考试制度。在顺治三年（1646年），汉族士人傅以渐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除去才学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表示对汉亲近政策［1］，后来傅以渐曾担任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职位，成为当时清廷名副其实的宰相，一时间风光无比。这令传习四书五经的知识份子，看见了读书入仕任旧可以成其一番大业的希望。因而科举制度不仅仅是解决了当时最难以管理的知识份子阶层，还为早期入关后的清朝人才库填充了新鲜的血液，缓和了不同群体之间权利需求的矛盾。 现代全椒太平桥 在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被人们进行排序，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分工角色的认可。时至清朝，当时社会普遍最为推崇读书人应通过习读经书再经科举进入仕途，这一路径被视为正道，也就是《儒林外史》里所提及的科举荣身之路。就像作者吴敬梓本人一样，也曾以科举为荣［2］，除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对他的影响，还来源于其家族举业的繁荣，《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朱彭寿《旧典备征》卷四：“同胞兄弟有四人并擢甲科者殊鲜，特志之：安徽全椒吴沛子国鼎，明崇祯癸未；国缙，顺治壬辰；国对，顺治戊戌，探花；国龙，明崇祯癸未”，吴家作为科举世家，吴敬梓从小便接触到封建科举文化的深刻影响，荣耀与权利驱使吴敬梓求取功名，但是在科举路上却碰壁而归，再加上家道中落，人生失意与家庭的不幸，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连环画本中的马二先生形象 作为封建文化和官僚体系构成的极其重要的一环，科举对时代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吴敬梓笔下的《儒林外史》就是以科举取士为主要线索［3］展开写作的，虽然书中各色人物众多，各有其特点，但无一不与科举相连：有深居闺房，关心科举的鲁小姐；有长年选书，痴迷八股的马二先生；有文成贡院，致力功名的范进。书中关于儒林的大量描述足以见得清朝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影响之深广，同时亦可论证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采取的奴化治理行为，进一步的来说，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这就是清朝贯行的国家意志，对于民众而言则是间接接受的对象，所以从本源上就具有很强的不可抗拒性。 就现今学界有些简单的以批判封建科举应试者来探讨社会问题的存在原因，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尚值得商榷，因此本文提出“文人无辜论”，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2014年版，山东大学袁世勋先生编第四卷第八编，第292页，有对《儒林外史》里品行的相关论述，但结论却显得比较的绝对了，“这是一个造成人品堕落的社会，因而只有人品堕落的人才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得到发展”，笔者认为分析某一历史事件，不仅要从现今角度分析，更应从当时具体形势出发，突显出历史事件的历史感，既不否认大多数，也不回避少数。之所以要提出这一观点是针对现今对清朝士人认识的不公正待遇，以及不应简单的批判清朝士人科举现象的补充。据此更要应该深刻的透视其背后潜藏的原因，当作为封建统治者权利再平衡工具的科举在无法得到很好的改革前，绝大多数文人不得不暂时性的接受，这一情况反映出的是思想与行动的滞后和历史的局限性。 二、对待科举的不同态度：捍卫者与背弃者 科举考试情形 科举作为考试类型的一种，在运行过程中参与科举的应试者势必会出现成功与失败的两种情况。成功的绝大多数成为了清朝科举取士的捍卫者，失败的大多数成为了清朝科举取士的背弃者。前者通过科举取士的途径，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并开始为朝廷效力，更为家族带来了荣耀，因而对于科举荣身之路无比推崇，成功士人相互串联情谊，方便彼此交际。 范进中举的连环画本子 如《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其他的乡绅老爷都来恭维他，拉近之间的关系，以示科举情谊。除此书中大量出现对当时社交现象的描写：客人拜访主人时总会先递交一本帖子，帖子上书写上与拜访主人的关系和姓名，大多是要往师门关系里拉近了写，就《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中提及“‘门年愚侄’帖子一事，就是因科举师门而不顾亲属联系了，使余大先生气得要紧”这也从侧面写出捍卫者依附于科举制度下的丑态与腐败，显示出清朝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和盛行的天地君亲师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在政治上就导致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从地方到中央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不胜枚举，严重影响了清朝的吏制建设，士人依附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利用各自职务的便利与人方便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后者在多次经历科举取士未果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似乎都难以得到满足和认可，同时还遭到了前者的群体性排斥，面对来自科举的不顺和社交的困难，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与社会，思考为什么考不上，最后得出做文习书应看重文行出处而不是功名富贵，因人而异地开始了对封建科举取士制度的揭露与思考。 因人生轨迹的迥异，这两个群体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彼此视其为不入流。但两者几乎都具有同一共通点：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们都为自说，或是宣传科举的荣耀，或是揭露科举的丑态，因为科举产生的阶级差异，他们的说教和思想影响各异，但同作为科举的参试者，对于我们认知科举，都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反馈作用。如吴敬梓29岁参加会试不中,开始产生“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进而“独嫉时文人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没有具体的科考经历就不可能对清朝科举取士具有很高的认识，吴敬梓之所以能写出《儒林外史》，除开他丰富的文学积淀，更有来自于他长期不断的社会实践与观察。在当时以科举为荣的时期，他选择了背弃者的形象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曾有两次重大的事件：一是毁家移居，一是辞避征辟［4］。古人安土重迁，何况是离开祖辈居住的全椒老宅；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这两件事情都是吴敬梓本人主动完成的，没有影响其思考判断的强迫与被动，对于他们的记载也在《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形象中得到了展示，吴敬梓在经历过理性的思考后，做出的举动，体现出他与封建科举取士的彻底断绝，以及对自己精神世界向往和追求，鲜明地突出了他作为当时社会的背弃者形象。 现今全椒风貌 就是因为这样异于当时常人的做法，导致招来捍卫者的攻击，外界的传言，家族的排挤，以及在吴敬梓家乡全椒更是“乡里传为弟子戒”。可以说“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5］ 集中体现了吴敬梓世界观的矛盾与复杂，但是在当时颜李学派脚为进步的思潮影响下,他又进一步的开始了对科举的思考与反省，最终从崇尚举业的传统社会风尚中挣脱出来并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追求。 三、对待历史发展的回应：《儒林外史》潜藏的早期“阶级斗争”意识 吴敬梓生于1701年，猝于1754年，大致生活在18世纪初叶到中叶，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同时也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末世。各种尖锐的矛盾也正在不断的暴露与掩饰，清朝统治者为了钳制知识份子禁锢其思想，以维护其统治，不仅仅是通过八股取士，还发动了血腥的文字狱，如：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案、雍正三年(1725)的汪景祺案、雍正四年的钱名世案和查嗣庭案等，这一历史事件被吴敬梓适时的穿插进了《儒林外史》的不同片段，如小说中多次提及的《高青邱集》，只要是小说中出现此书便暗示故事情节将发生波折，故事人物可能会遇见不详，前人金和曾对此进行论断：“高青邱即戴名世诗案中事”［6］。 前面所例举列举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在当时是文字狱中的大案，牵连人数众多，凡是与事件主要人物有所关联的，或被处死、或被入狱、或被充军入籍，这样血腥的历史事件就发生于吴敬梓的故乡安徽，无疑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这一情况在吴敬梓的小说创作中也可以有所发现，但是又不得不尽可能的规避当时统治者实行的文化高压，于是乎“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故事发生时间错位，借明评清，同时旁敲侧击的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
《官场现形记》书影 就是在这样专制反动的形势下，文人要么用心科举，要么保全自己，要么寄情于山水，无奈的是不能真正的解决现实问题，吴敬梓于是开始通过小说写作来反映他一生见闻与思考，出于对原有阶级的背弃，一直提倡“文行出处”，来讽刺现实儒林的丑态，鲁迅就曾评价说“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7］，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吴敬梓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改造目标，提倡“礼乐兵农”、“经世致用”来反对空洞的理学和僵化的科举，这一思想也在《儒林外史》书中得以体现：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兴学堂、重农桑，通过这些措施，来传达吴敬梓所希望构建的理想社会。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离不开当时社会发展推动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历史的必然性，这对于18世纪的清朝社会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展示出他对科举具有一定的超前认识，体现出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士人对社会发展的倡议，但同时也受制于到时代带来的局限性，无法科学回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将希望寄于封建礼教。这集中反映在吴敬梓依靠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社会理想改造，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来讲明显是缺乏广阔的现实基础的，无法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导致目标难以实现。吴敬梓也一定认识到了这一情况，所以在《儒林外史》中写道“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当年祭奠的盛况已不复存在，礼乐用具都已沉寂；萧云仙文治武功，到头来反而被工部清算，散尽家产，填补缺漏，这也象征着“礼乐兵农”社会改造方案的破产。从这里亦可看出吴敬梓也只是具有早期的阶级斗争观点，比较的零散，不成体系。但就对历史发展的回应，和对清朝儒林情况的极尽反映来看，又表现出当时士人相比前人对清朝社会更进一步的认识，小说中暴露出朝廷统治的黑暗，吏制管理的腐败，导致选才无能，禁锢知识份子思想，使一些士人满腹才学而无用武之地，间接传递出背弃者对正常权利的渴求，和参与政治变革的诉求，这一行为也开始具备隐蔽的阶级斗争色彩［8］。
这一特点也展示出17-18世纪的封建社会依旧是高压专制，民众思想守旧与僵化，当然这些士人的呼声要么流失与文字中，要么流逝与挚友耳中，因此也反映出缺乏民众基础的早期背弃者形象也注定是要受到当时时代的不解与疏远。 四、封建后期文化里的吴敬梓现象
中华书局版《中国小说史略》 据相关文献推测《儒林外史》大致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基本完成［9］，我国学界对于《儒林外史》及吴敬梓开始系统性的研究，是“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局面，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都曾给予充分肯定，而鲁迅对其的评价尤其甚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及至1936年《<出关>的“关”》中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例，表达了“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观点，再结合鲁迅1935年写作的《叶紫作<丰收>序》、《论讽刺》等文，多次论及《儒林外史》，并评价“伟大也要有人懂”，可以看出鲁迅对《儒林外史》及吴敬梓的评价极其的高。
因为鲁迅曾经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产生的影响，后世的研究也大致是依循讽刺小说去完成的，这也是正确的方向，只是有一些又过多的拘泥于讥讽，而“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10］，使对《儒林外史》的分析与认识无法进一步的深入，为了便于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学界开始引入悲剧与喜剧的美学观点来探讨，如赵齐平和宁宗一两位老师都曾做过相关的精彩论述［11］，在他们的基础上，笔者将适当扩充进一些古希腊史诗的精神内涵，完善小说的美学内涵，进一步地展示其中隐蔽的阶级斗争形势，对于这一新观点暂且称为吴敬梓现象。
古希腊杰出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书中的很多场景几乎都是作者通过喜剧的形式传达给读者的，尤其是将设定的严肃具体人物形象进行反差描写，使读者在某一人物形象上感受到了原不属于他的行为，表现的尤为精彩，对展示当时社会生活风俗画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吴敬梓又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家，如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他们的创作都计较的单一，要么喜剧，要么悲剧。而吴敬梓却是在喜剧色彩之下表现出了悲剧的魅力，这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学在清朝达到的繁荣和其本人的文学成就综合形成。吴敬梓之所以将悲喜剧的形式交叉运用，是为了很好的融入当时的语言文化氛围，使小说创作尽可能的达到理想效果的同时又规避了清朝的文化高压，对于反映清朝儒林的现实情况，不得不说是一种好方式。在本文第三节中曾提到过《儒林外史》里关于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的设想，他明明知道兴“礼乐兵农”这条托古改制的老路会失败，但依旧在小说中进行了完整的描述，从泰伯祠设立到倒塌，从开始充满幻想与希望，到笼罩幻想破灭的悲凉，让人发笑之余，忍不住流下一把辛酸的眼泪，引人深思。
泄露天机的拉奥孔 Equo ne credite, Teucri Quidquid id est,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除此，吴敬梓还对封建专制和礼教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揭露，如小说中间接穿插的清朝文字狱案，以及塑造的王玉辉形象，这些都传递出了吴敬梓古希腊式英雄的形象特点：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抗拒封建礼教带来的无限困苦和磨难，以在短暂的一生当中使生命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展示自身的价值，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古希腊英雄式的悲壮与无奈，“英雄的人生充满凡人试图冲破而又无法冲破自身局限的悲壮”。充分发挥出了悲喜剧交加描写的艺术特色，也传递出了即使生活在封建社会之中，仍然发出了自己独立的观点与思考。
文章的最后再来评看一下科举放榜图 明明就知道无法完成的社会改造，却依旧执着的进行构思，就像自己亲手建筑起的高楼，又亲手推到一般，就是这样的矛盾冲突，就是这诞生与毁灭之间的描写，令人叹息，令人感其悲壮，也突出的反映了清朝社会中正在孕育着隐蔽的阶级斗争观念。 余 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开创了讽刺小说的艺术高峰，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2］，除了突出的文学成就外，其思想也开始具备早期的批判色彩，可谓是“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蕴含着我国近代以前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隐蔽作用，唤醒了更多的人开始认识与思考封建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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