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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要：在李唐家族的尘封往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北周的末代，李虎的孙子 李安、李哲兄弟，合谋告发四叔李璋曾经参与赵王宇文招试图谋杀杨坚的事件，导致了后来李璋被处死。兄弟俩因此平步青云，却也招致了整个李氏家族的鄙夷。但 李渊在占据关中之后，可能是出于想 利用李安李哲这一系在襄州道的家族人脉关系，又启用了李安之子 李孝恭及李哲之子 李瑗， 负责襄州道的招抚及信州 总管之职。 接下来分析一下李孝恭招抚巴蜀的问题。 《旧唐书》上说李孝恭：“高祖克京师，拜左光禄大夫（这个左光禄大夫是根据隋炀帝时期的散官制度授予，相当于武职散实官的柱国），寻为襄州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新唐书》又说：“高祖已定京师，诏拜山南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馀州。” 以现在来看，这个牛皮未免吹得太大。 所谓山南，就是秦岭以南。如果按后世贞观十道的范围，襄州道，大致就是河南道、江南道以西，剑南道往东，岭南道以北，以及秦岭以南的这一片。 在今陕西境内属于襄州道的范围的，是处于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这一块。主要有汉中，安康，商洛三座重镇。（在隋代的政治地理中，上洛郡被归入河南道，而在唐代商洛则归襄州道。）汉中在唐时称为梁州，安康这一带则称为金州，商洛为商州。从关中往西南经汉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四川的成都平原。由长安南下可达安康，安康往东南经上墉可达襄樊，再由襄樊南下可达荆州；安康往西南可至达州开州，再往西南可到成都平原，往东可到夔州，经此出三峡可到荆州。从关中向东南经商洛向东南可达南阳，由南阳南下经襄樊可达荆州，北上可从侧翼包围洛阳。其实在古代的政治地理中，巴、蜀是两个区块，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区称为蜀地，而从达州开州往东一直到三峡这一片，大致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周边这一区域才是巴地。
▲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的大唐十道区划图，图/网络。 两晋以来直至隋唐之际的政治，基本上为世家大族及地方豪强所垄断。而安康这一片，最大的世族豪强，便是安康李氏。这一支李氏据说也是陇西李氏的分支。安康李氏的老祖宗，就是南北朝时代的金州总管李迁哲。传到隋唐之际，是他的孙子辈了。长孙李袭志，自隋朝起即长期主政桂州（今广西桂林）。而坐镇汉中金州老巢的，就是李袭志的弟弟李袭誉。——本来李袭誉是在长安的，书上说他忠于隋朝，劝说阴世师不果后向阴提出到山南招兵，现在看来恐怕更多是乘机开溜回老巢。 李孝恭任襄州道招慰大使，第一个搞定的便是李袭誉的金州。有人因李袭誉第一个投李孝恭，便断定李氏兄弟是李孝恭的人，这一点偶是不大赞同的。李氏兄弟的投唐，与其说是投靠李孝恭，不如说是看重同为陇西李氏的这块金字招牌吧。而李渊本人，也乐意拿这块金字招牌来和李袭志兄弟拉近关系。如早在武德前期平灭萧铣之前李渊就写亲笔信给他——帝复以书谕曰：“公朕之宗，不可与异姓比，宜及子弟并豫宗正属籍。”这也证明，李渊和两兄弟大概是直接接触的，外人未必插得上手。
▲ 李渊剧照，图/网络。 李袭誉投唐之后，即赴京任职，后又转投李世民麾下。武德三年的时候，李世民北上进攻宋金刚，李袭誉就在绛州以东的上党、长平一带阻挡突厥或者刘武周和王世充的勾结。因此实在看不出和李孝恭有什么紧密接触。 安康西面，陕南还有一座重城便是汉中。在当时称为梁州，它的治所通常在南郑。那么主政梁州的又是谁呢？据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七“《隋书》”谓：“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何稠入唐为将作匠，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遂为立传于《隋书》，更见当时公论在人，毫无忌讳。” 然则按《全隋文》第三十卷《隋上柱国、梁州刺史陈茂碑》所记载，陈茂似乎应该死于隋代。
▲隋上柱国、梁州刺史陈茂碑 部分碑文，图/网络。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陈茂此人曾经长期任职于梁州。 陈茂有个儿子名为陈政，按《资治通鉴》与两唐书所载，陈政武德二年死于梁州都督（当是总管之误）、山东道安抚副使任上，（当时任山东道安抚大使的，乃是李渊的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根据考古发掘的李神通的棺椁，李神通名寿，神通乃是字，如果偶没记错的话，此椁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或者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而这之后，接任梁州总管的，便是左武侯大将军庞玉。所以入唐为梁州总管者，疑似陈茂之子陈政，赵翼文中当为陈政之误记————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唐高宗时代还有一个陈政，那个陈政是被汉族人民称为“开漳圣王”而被畲族人民称为“双手沾满了畲族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陈元光的老爸，（陈元光在福建台湾一带的名号那绝对是天王级别的不容亵渎的，不过偶们不是闽南客家人，开个玩笑没关系了。）两人肯定不是同一个，因为有些地方志将两人扯成了一个，所以要特别说明下。 陈氏父子的政治倾向无从知晓。庞玉的政治倾向也无从确认。（老庞乃隋朝以来的名将，追杀过杨玄感和李密，屈突通，庞玉，张谨三人都是旧隋军界入仕唐朝的代表人物。其中屈突通是秦王党，张谨是太子党。需要说明的是，张谨和张公瑾不是同一个人，不少人在这一点上犯糊涂了。张谨在武德年间已经至少六十多岁了，并且已经官至正三品的大将军，显然不是那个在玄武门之变中卖力的猛男。全唐文中还有一篇秦王党弹劾张谨的奏章）。
义宁年间或者武德初期的他们，看在关陇世家的情分上而投在老李的怀里的可能性恐怕要远远大于因为看上建成世民孝恭他们的前途而投靠吧。 从关中入川，大致上有两条线可走。东线以子午道为代表，西线以斜谷道为代表。秦汉后又开辟了多条入川的支线道路，但大致上不脱东西两条主线。 东线出长安南向翻越秦岭，经子午道到达安康，然后向西南即可抵达四川东部的达州和重庆奉节一带。 西线出长安向西，再折向西南，经斜谷道可抵达汉中。然后由汉中，经广元，绵阳德阳可直达成都。 根据两唐书李孝恭传，似乎整个四川重庆地区都是他招徕的。然而实际上，李孝恭所走的，只是东线，即由长安南下，到金州（安康），然后入川经达州，开州等地到达夔州（奉节）。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北部和四川东北部一带。
招抚四川盆地的，实际上另有其人。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隋义宁元年十二月，李渊又“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这支人马是和李孝恭同月派出的，只晚了几天。并且李孝恭所任只是襄州道招慰大使，理论上也没有权力管理益州道（剑南道、蜀道）的事务。至于曹为平这厮说什么“蜀是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下的,两个芝麻绿豆官。目的是为了抹煞李孝恭等的功绩。”那就纯粹是瞎掰了。就在数月之前，刘文静也不过一下狱的前县令耳。武士彟木材商人。李唐之崛起，所赖多半便是这些人了。以詹俊为使前往四川招抚有何不可？ 这个詹俊，史书上其实还另有记载可以印证的：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就记载“袁天纲，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术。隋大业中，为资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就是说袁天罡在唐朝的第一份官职是詹俊任命的。 此处不谈袁天罡，至少证明詹俊武德初确曾赴四川招抚并到达成都平原。火井在成都邛崃，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火井就是天然气井，其实四川盆地至晚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开发利用天然气了）
▲袁天罡剧照，图/网络。 那么武德前期主政四川的还有没有其他人呢？据《全唐文补遗》所收录的《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蕳璧)墓志铭》所载，段氏之父段纶曾为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慰大使。而据《旧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南蠻下 记载：“高祖卽位，以其子弘達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兪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靑蛉、弄棟為縣。”请注意此处“蜀郡太守”和“益州刺史”的不同，“xx郡太守”是隋朝炀帝时期官制下的名称，“xx州刺史”是唐朝官制下的名称。（这事情说起来有点复杂，本来中国在秦代第一次统一的时候，实行的朝廷——郡——县的三级垂直管理体制。到汉代，由于国家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以及对内的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的推出，大量的封国逐步归于消亡，传统的朝廷——郡——县三级体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在郡之上，设置了州，当然“州”一开始的时候并非固定的行政机构，而只是监察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最终确立了朝廷——州——郡——县的四级体制。汉代灭亡后，天下分崩，虽然经过晋的短暂统一，却无法避免此后南北朝三百年的分裂。不算五湖十六国的混乱时代，即使是相对较大较稳固的北魏，北周，北齐，南朝宋，南陈等政权，这样的四级体制也显得过分的冗杂了。比如北周灭亡北齐的时候，北齐平均每州辖郡不到三个，每郡辖县也不到三个，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隋灭南陈之后。而相较之下，东汉时平均每州辖郡/国就达到近十个，平均每郡辖县也近十个。于是当隋统一中国之后，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个朝廷所要直接管辖的“州”由南北朝时代的二三十个，顶多四五十个，一下之变成了一百多个，甚至两百多个，而地方行政上，由于州的规模的不断缩小，州郡两级行政单位的功能严重重叠。于是隋文帝干脆采取了废除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措施，转入朝廷——州——县三级垂直管理体制。州的长官这个时候称刺史。转眼间几十年又过去，轮到隋炀帝杨广上台，这人心血来潮，又将所有“州”统统改称“郡”了，其长官，自然也变成太守了。
等到李渊上台，为了表示与杨广的倒行逆施不认同，又反过来将“郡”改回成“州”，同时长官也恢复成“刺史”。这就是为什么一会儿称段纶是“蜀郡太守”，一会儿称其是“益州刺史”的原因了。（在李渊登基改元之前的义宁年间（虽然号称两年，实际上不足一年），段纶是“蜀郡太守”，在改元武德之后，则是“益州刺史”） 至于后来大家都熟知的窦轨，则是后来接段纶的班的。（武德二年李世民遥领益州行台，窦轨为左仆射）） 由是可判定，义宁武德间治川者，即是段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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