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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明朝末年的流贼来，最有名的就是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人了。连官方正统史书《明史》都特地为两人单独列传，可见其势力之大。与直接致使明朝灭亡的李自成相比，张献忠虽然没有杀进北京城，但是，他攻克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还焚烧了皇陵，令大明王朝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张献忠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初为捕快，进入延绥镇成为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丧命。崇祯年间，他组织农民军起义，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带兵攻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年号大顺。  即便如此，胆大包天的张献忠也有服软的时候。明军对他进行围剿的时候，他感觉支撑不住就选择向明军投降，而且，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投降。 崇祯六年（1633年），在明军的威逼下，农民军实在是难以抵挡，于是，纷纷投降，希望朝廷能够宽大处理。这次投降的农民军首领共有六十一位，其规模之大，令崇祯皇帝感到欣喜若狂。不料，投降的农民军大多都心怀不轨。很快，他们便趁机逃脱了明军的管束，成功地从陕西进入了山西、河南、安徽等地。这样一来，流贼的势力就不只遍布陕西一带了。 明军的招降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导致流贼势力壮大的主要原因。到了崇祯七年（1634年），五省总督陈奇瑜奉命剿灭农民军，将张献忠等流贼困在了车箱峡中。车箱峡，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两端有出口的狭窄区域。张献忠等人不慎误入车箱峡，真的是求天无路，叫地无门。张献忠和李自成不甘等死，于是，用重金贿赂陈奇瑜和他身边的将领，并且，装出一副洗心革面悔恨当初的样子。  陈奇瑜自认为智慧过人，对于张献忠等人的诈降深信不疑。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度，陈奇瑜将农民军尽数放出，还对他们谆谆教导。张献忠等人叩头如捣蒜，连忙保证再不叛乱。陈奇瑜欣慰之余，下令让归降的农民军回到家乡，以后就按正常的百姓对待。张献忠等人来到安全的地方之后，迅速杀死了随行的官兵，然后，堂而皇之地逃之夭夭。 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兵部尚书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之下，各路农民军都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张献忠也在受伤之后撤到谷城（今湖北谷城县）。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假意接受了熊文灿的招降。熊文灿招降了张献忠以后沾沾自喜，自以为天下再也没有流贼了。不料，崇祯十二年（1639），归降仅仅一年的张献忠突然将谷城县令杀死，然后，重新起兵。 对于此事，崇祯皇帝气地直接将熊文灿处死，可是，事已至此，已经于事无补了。  上述的三次投降只是规模比较大的投降，实际上，张献忠总共向明朝投降了十几次，而且，每次都获得了成功。有的时候，他甚至投降了十几天后就再次反叛。这样一来，连张献忠的部下也知道他是诈降了。连续投降十几次，这听起来非常好笑。不过，为何张献忠每次都能诈降成功呢？难道明军的智商都如此不堪吗？其实，我们只要对张献忠每次投降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 这种故事，本身也有一定可信度的；但是，这种故事实在太多了，多的已让人不敢相信了。就好象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调侃张献忠的诈降那样：“张献忠诈降次数之多、诈降之频繁实在已到达了滑稽的、离奇的地步了。”面对这种事实，如果我们还相信这种故事，那只能证明两件事： 第一、明帝国的那些将帅都是人头猪脑； 第二、相信这种事情的人都是人头猪脑。  其实，每次向朝廷投降的时候，张献忠的军队都保持着完好的编制。从中可以看出，乞降的张献忠并并非一败涂地。明军虽然是正规军，但是，和农民军作战的时候优势并不明显，甚至，还小有劣势。因此，他们只能对张献忠进行招降，而不能将他的部队全部打乱。正是有着完好的部队做依仗，张献忠才能一次又一次地东山再起。 在很多时候，招降只是大臣们文过饰非的一套说辞。崇祯皇帝听得多了，未必就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可是，就算是知道，崇祯皇帝也没有办法解决此事。如果，他拒绝招降，那么，流贼反抗起来就更无法处理了。毕竟，将农民军逼到绝境，只能落得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场。因此，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前，明廷只能采取招降的方法来稳定局势。  从镇压农民军的成果上来看，洪承畴的能力是最强的。在他的追杀下，陕西等地的流贼全都销声匿迹。但是，在洪承畴胜利的背后，是山西、河南、湖广等地越剿越多的流贼。因为，流贼打不过洪承畴，只能到别处去为害一方。说白了，剿贼胜利，只不过是让流贼换个地盘，或者让流贼暂时归降。大明王朝想要用这样方式来实现中兴，无异于缘木求鱼。 张献忠假意归降，朝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而亡国的祸患，也就在此时悄悄埋下了。 参考资料：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绥寇纪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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