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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场与后场：通俗小说中两道各具意趣的科举风景线  文/叶楚炎 提到明代科举制度，大家立刻就会想到“八股取士”，似乎明代科举与八股可以划上一个完全的等号。这一印象当然不能说错，却并不精确。实际上，八股文只是明代科举所考的诸多文体中的一种而已，但为何“八股”会凌驾于其他文体之上，几乎成为明代科举的代名词？这与八股在科举考试中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也与大众对于科举的认知紧密相连。而在这一认知形成的过程中，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小说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通俗小说不仅影响了俗众对于科举的认知，科举对于通俗小说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从通俗小说对于科举考试内容的吸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早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颁行的《科举程式》中，就详细规定了乡试、会试的考试内容。从中可以知道，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都需要考三场，第一场，也称为前场、头场或初场，考的是《四书》义和经义，“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这也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八股取士。可明代科举的考试文体并不只有八股文一种，还包括《科举程式》中同样说及的第二场的论、判语、诏、诰、章、表，以及第三场的策。之所以会给人留下八股取士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科举考试中“重初场”的风气。这也便是说，虽然考试有三场，但阅卷官在评定试卷时，注意力多集中在前场即第一场的制义上，以其优劣来决定考生的去取，而二、三场，也就是后场，仅用于评定取中考生名次的高低。 《四书正文》内页   《国子监校正四书正文》，题“国子监校正官版文魁四书正文”，陈弼廷刊，万历四十年(1612)刊本 据《国朝典汇》，隆庆元年直隶提学御史耿定向所奏的科场事宜中便有一条为：“主考官止宜发初场试卷付同考分经校阅，二三场更易品订，毋专委一人，致令偏重初场，遗真才积学之士”。又据《明实录》，万历四年、十五年、三十九年，以及天启二年，不断有大臣上书议及此事，力图改变重初场、轻后场的局面，甚至提出了“如后场驰骋赅博，而初场不过平平者”，也可以“拔置前列，以示激励”的评判方式，从此类在时人看来颇有些矫枉过正的建议中，正可以想见明代科举“重初场”风气的盛行。 小说中的许多相关描写，也正与明代科举中的这一风气相一致。如《石点头》的《卢梦仙江上寻妻》便道：“大抵乡会试，所重只在头场，头场中了试官之意，二三场就不济，也是中了。若头场试官看不上眼，二三场总然言言经济，字字珠玑，也不来看你的了。” 正因为重初场，科举中人平时反复练习的多是第一场所考的制义。《明实录》万历三十九年，礼部回复南京河南道御史张邦俊的上书，其中有一款为：“小试兼重后场。考较诸生前《四书》义二，次经义一，而论、表、策必兼出。篇数不完者，即文可观，不列优等；有文无论者，即列优等，不准帮粮。庶乎士务实学不以幸进”。这一回复所针对的是当时考试中的积弊，由此可以想见，乡试以下的考试如科考、岁考等也只重前场，甚至只考前场。这就使得首先要越过科考关卡、才能到达乡试考场的生员，必须把精力都放在首场的制义上。而只有在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以后，士子才会开始进行后场的练习。 如《桃花影》中，魏玉卿取得了科考的一等二名，便“把二三场温习，以待棘闱鏖战”；《人中画》的《自作孽》里的黄舆和汪费通过科考后，“师生二人欢欢喜喜，同往南京乡试。到了南京，寻了寓所，黄舆又与汪费讲论后场”。  风月堂主人辑《人中画》，乾隆四十五年福建尚志堂刊本 事实上，不仅是小说中的描写印证了当时的风气，这一“重初场”的积习与小说的情节也有密切的关联。在这里，首先可以探究的是《型世言》的《拔沦落才王君择婿，破儿女态季兰成夫》中在叙及李实甫应乡试情景时的一段描述： 头场遇得几个做过题目，他便一扫出来。二、三场，两个王公子道他不谙，毕竟贴出。不期他天分高，略剽窃些儿，里边却也写得充满，俱得终场。到揭晓之夜……来报中了三十一名。 由于后场只有在乡试和会试中才有用武之地，除非是屡进乡场的考生，初进考场的士子势必对后场的文体不甚熟悉。小说中的李实甫不仅是第一次进入乡试考场，还是当年刚进学的秀才。这也便是说，一方面是其“天分高”，且有贤妻在背后激励，因而从叙事态势来看不得不中；另一方面，李实甫是初次进场，没有经验，就现实状况而言又难以中举。而小说中的相关描述实际上是在这一叙述态势与现实状况的矛盾间找寻到了一个平衡点。而三十一名的乡试名次，也正与李实甫头场极为顺手，后场毕竟有些不谙的相关交待保持一致。 在《人中画》的《风流配》一篇中，司马玄为了挽救吕柯的姻缘，在会试考场中将自己写好的七篇首场制义都送给了吕柯，并说道：“小弟七草俱完，虽不足观，断不出五名之外。”而后两场则是吕柯自己完成，“三场已毕，写出策论来看，司马玄看了道：‘果然单薄，也还不出十名。’到了揭晓看榜，果然中在十名之上，大家欢喜不尽。”经过这一情节设置，从根本上说并非仰仗己力中进士的吕柯没有获取更高的科名，多少减弱了读者对于小说中科举公平性的潜在不满和质疑。而司马玄在举业上的才分与眼光也得到了极好的渲染，成为下文他能专心致志找寻佳偶并可以轻而易举考中探花的合理铺垫。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重初场”是现实科举中的普遍风气，但小说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这一风气的呼应和运用上。《卢梦仙江上寻妻》中的卢梦仙在应会试时首场“猛力的做成七篇文字”，并自道：“这七篇文字从肥肠满脑中流出，一个进士，稳稳拿在手里了。”但最后还是不免下第，原因便在于他错过了第三场的考期，因此在阅卷时虽然“本房拟作首卷”，但“看了二场，却没有三场，只得叹口气，将来抽掉。”联系上面所举此篇小说中“大抵乡会试，所重只在头场”的那段话，卢梦仙头场得意，却因为误过了后场考试而被黜，在前场之外，不由让人对于似乎可有可无的后场多加注意，这也正可看作是对“重初场”之风的一种似有意似无意的反拨。  《官场举考图》，日本写本 然而误过考期的情况毕竟极为罕见，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虽然参加了考试，却仍然因为后场的原因而被黜落的考生。在《醉醒石》的《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中，苏秀才应乡试时，“表中失抬头，被贴，闷闷而归”。据《科举程式》可知，“表”应是第二场所考的内容，苏秀才因为不符合格式，卷子被贴出来，也便不能参加第三场的考试，不得终场的情形虽与卢梦仙有类似，原因却不尽相同；《女才子书》的《王琰》一篇里，苏颖生在乡试中“复遭摈斥”，“及检落卷，头场、二场，具已批取中式，惟第三策中，错写二字”。参照《卢梦仙江上寻妻》里的话，头场既已中式，后场“就不济，也是中了”，可苏颖生却只是因为在策中错写两个字而被摈弃，难怪其“不觉捧卷号泣，郁郁成病，至家三日而殂”。 此外，在《型世言》的《三猾空作寄邮，一鼎终归故主》中，任天挺乡试“中在中间七十名上”，小说中交待他原先是被房师荐做解元的，但“大座师道他后场稍单弱，止肯中在后边些”。表面看来，这段材料与前面所说的明代科举的“重初场”之风并无差别，但任天挺因为后场“单弱”的缘故而从名次显赫的解元滑落到七十名，却也还是让人不得不对这里出现的“后场”刮目相看。  《闱中事例》，道光年间刻本，辑录清代科考条规及奏折，为研究清代科考的重要文献 应当看到，前后场在明人的眼中具有不同的意味，其中蕴含着才学与实学的对立，而这里则只关注它们在小说情节结构中所起的作用。纵观以上几条材料，无论是被黜落，还是名次下降，小说里的后场都不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科举符号。在科举考试中用来评价考生才能高下的，是前场的制义，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可以从叙述中看出，这些被后场连累的考生并不是因为才能的不足而屈居人下。关键之处在于，一直受到轻视的后场成为了一个超越他们自身能力掌控范围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小说在肯定他们才能的同时，却也流露出对于命运不可捉摸乃至无可奈何的浩叹，而这一切，正是通过后场点染出来的。 后场作为人力之外不可掌控的因素，对于小说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不仅体现在考生受到后场的连累，以致落榜或是名次下滑上，有时竟也能成为小说人物得以中第的“关键”。 在《天凑巧》之《陈都宪》一篇中，“资质极钝”的陈都宪因缘巧合，得以入乡场，在考试时，“不期头场，他学那街坊上唱的曲挪来凑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章唱本一齐写上，竟涂满了。二场，是教学的冬至贺节，训蒙时宝极观王道士曾央他写章奏，他也曾记得几句，也拿来凑上。到三场的策，无非陶他真本学问”，如此勉强考过了三场。熟知陈都宪根底的人都以为其必定落第，但最后他竟中了一名举人，而究其原由，便在于他所做的后场文字上。 阅卷官看到其第二场的文字后，“便大笑道：‘这人博通三教了’”，待看到第三场文字的“备倭策”，陈都宪写的是“沿海广筑高墙，要路多畜疯犬”，阅卷官更是“看了笑，笑了看，叫门子快取酒来。于是斟上酒，一连赏了十数杯，道：‘此真绝世奇文，还当与大主考共赏之。’”正是因为阅卷官欲图将卷子作为笑话拿给大主考“共赏”，才导致了陈都宪最后阴差阳错得中乡榜。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笑”是引发陈都宪中举的根本原因。 从小说的叙述上看，陈都宪的头场文字便已引得阅卷官“拍案笑倒”，可同时却又道“天下有这等秀才，又有这瞎眼的学院许他科举”，可见虽然是“笑”，但“笑”中却又有“愤”，陈都宪考卷的娱乐效力尚不至于使得阅卷官将之视为奇货。真正使得阅卷官笑了又笑，称之为“绝世奇文”的，却是后场的文字，这从小说没有过多涉及第一场的考试内容，却花费了颇多的笔墨叙述陈都宪所写的后场，特别是第三场的“策”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此可见，后场实际上是陈都宪得以中举的关键因素，而连前场的八股制义都难以成篇的陈都宪，却凭着大多数秀才都不甚熟悉的后场文字通过乡试，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整篇小说的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 《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   袁黄著，袁俨注，明崇祯十五年(1642)大观堂刻本 可以看到，小说对于以前后场为代表的科举因素的吸纳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就此也便形成了两道各具意趣的风景线：一方面，是经纶满腹的科举中人因为后场的缘故而落榜；另一方面，却是无才无识的士子由于后场而中举。在现实科举中饱受轻视的后场，在小说中则成为难以忽视的一个情节元素。从科举的角度说，或许是作者在以小说的形式强调后场的意义，一如将“如后场驰骋赅博，而初场不过平平者”，“拔置前列，以示激励”之类的提议。但就小说而言，从地位卑微的科举符号，到决定人物命运的情节关键，后场以这样的轨迹变迁将科举制度所蕴含的令人不可捉摸、无可奈何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全文完- 原文载于《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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