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几次到县城去卖猪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去城里的路几乎一多半是下坡路，那是极度危险和冒险的，但也是非常考验人胆量和力量的。去的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手里扶着架子车的长木辕，而架子车上则绑着一头因为害怕不断叫唤的猪，架子车用来挂在肩上帮助用力的拉带是套在自行车座下面的，这样就将两辆车连结到在了一起，用专业术语讲属于“软牵引”。下坡时，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前面用自行车的手闸刹车，而我坐在自行车后面的衣架上，用手将架子车的木辕向头顶上方推举着，使架子车后面的橡胶圈与地面间的磨擦增大，两人前后配合共同减速，既不能使磨擦力太小，防止车子冲坡速度太快失去控制发生危险，又不能使磨擦力太大，车的太慢，耽误去城里的时间。还有一年，架子车后面用绳子牵了一条狗也要去卖，半道上，狗不愿意配合，使劲的挣脱绳子，那车子不断的摇摇晃晃，一路上停下来好多次，才赶到城里。那个时候我年龄小，常常下坡路走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胳膊就已经困的没有力气了，就赶紧喊着让父亲停车，父亲就赶快想办法将车子停下来，然后拉着车子慢慢的走上一段，等体力恢复一些了再继续下坡，每一次我们都是这样断断续续的赶路。每次几乎都是夜里五点左右从家里出发，等一路折腾着赶到县城的集市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快十点钟的样子。大冷的冬天，别人都蜷缩着身体冷的不行，而我们爷俩竟然都是大汗淋漓，头顶上还冒着热气，引来不少人的眼光。等卖完了猪，再买好最急需的东西又得立刻往家赶，而买的这些东西都是父亲趁着没有买主的时候，在附近的木头市场上就近转着提前看好的，一旦有人来买我们家的猪，我就大声喊着让父亲赶快回来招呼买主。 有时候赶上运气不好，到了午饭以后快后半晌那会儿才有人来买猪，到了这个时间点上，父亲也只能忍痛割爱将猪便宜卖掉。来卖猪的人大都是县城附近的屠夫，几十年的老油条了，特别会杀价，而且专等后半晌这些乡下来的卖家心理开始着急的时候才来问价，而且不是一次成交，他们还要装模作样的在集市上转来转去，要卖家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求着他们来卖，他们可以因此更容易将价格压低到自己的期望值。因为即便天不是很晚，这些农村人也不可能再将猪、羊、牛等牲口从县城赶回家去，尤其是我们这些县城北边五个乡镇的人更不可能这样干，毕竟那可是将近三十里的上坡路啊！而且有一多半是比较陡的上坡，谁能受得了啊？更何况早上来的时候，已经赶了大半天的路，大多已经没有力气。所以这些买家早已摸透了卖家的心理，才故意推迟成交的时间，正因为这样，我们每一次从县城赶回家里，天几乎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而午饭常常特别简单，一人一碗扯面，除了青菜就是豆芽，根本没有什么营养，就这样一碗面条还要一、二块钱。有时赶在猪没有卖掉前，只能啃点自己带的干粮，更没有水喝。那里的集市除了木头就是猪、牛、羊，特别脏，人在特别饥饿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周围的空气味道，用馒头填满肚子才是当务之急。这或许是我长大以后带父母出门旅游、看病或者做其他事情时，特别注意讲究饭菜质量及数量的最初根源。那时候买完东西往家赶时最高兴的一回，是买好盖房用的上的十几条大檩条那年，我和父亲是坐着拖拉机回家的，因为这些大家伙用我们的架子车拉不上，更拉不回来，也是被逼的实在没有办法才雇了一辆拖拉机。那一天，我的高兴劲就甭提了，也根本不知道车是花钱雇来的这一茬，还以为是父亲的熟人或朋友帮忙免费给送到家的，只想着这一回再也不用父亲和我拉着沉重的一车木料爬坡了。那一种因为出汗太多棉衣被汗水湿透之后，等爬到坡顶上了后再被风一吹，又冰凉凉的裹在身上的滋味真不是好受的，也记不清曾经那一段上坡路，回家时父亲和我要歇上几回才能爬到坡顶，只记得脚下的路好长好长啊。我在前面推着自行车，父亲在后面拉着架子车，架子车上通常装的是门框、窗户框一类的东西，而架子车与自行车之间，常常用一根绳子牵着，我不仅要比父亲走的快，而且还要使劲的向前用力推车，否则一旦比父亲慢，或者用力不够，绳子一松马上就会垂下来，那样往往会招来后面用力拉车的父亲一顿呵斥。成年以后的我干活从不偷懒，也不会偷懒，或许就是当年在父亲的监督下养成的习惯。回家的路似乎太过漫长，当我每一次抬头看路那一刻，都是望不到头的长长的上坡。那一天当卸完车上所有的木料，父亲付完运费时，我的喜悦也随着司机的离去顿时烟消云散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一车木头的运费竟然要整整三十块钱！卸完车我想站在院子当中喘口气时，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的月亮，发现冬天的月亮已经高高的挂在天边，从时间上估计，大概已经到了晚上八点钟以后的模样了，当我头刚一挨上枕头的那一刻，立刻就进入了梦乡。 国道312在县城至乾陵上坡的那一段，大约有十里路长，当地人都叫它“鸡架”，可见其有多陡，走过的人都知道鸡架以陡峭闻名。尽管2000年前那一次最大规模修路改建时，这一段最高处的高度虽然下降了约十多米，其危险程度也再不像先前那样严重，但是在距离上几乎没有多少变化。当然当年那一段长长的陡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却永远的留在了绝大多数当地人的记忆里，这也许是我后来在城里借读，每到周末不愿意回家的最大原因。 在房子刚盖起来最初的那几年当中，我们一家人挤在最靠南边的那间房子里，由于没有钱买门、窗，就用谷草杆绑起来，做成长长的草帘子，从屋顶上垂下来遮风挡雨用，而这都是父母带着我们一手扎起来的。夏天不好过，日晒时间长，尤其是这三间房子都属于（日头）西晒，后半晌的日头更毒，屋子里三面不通风，晚上我经常是睡在院子里的架子车上的。冬天更痛苦，当西北风呼呼的刮起来的时候，草帘子外面加的塑料布似乎根本不能抵挡寒风的任意肆虐，迎面吹来的冷风正好满满的灌进了整个屋子，而且不断传来风吹动塑料布发出哗啦哗啦的伴奏声，我们常常在寒风中不是被冻醒，就是被风撩动塑料布的声音吵醒，虽然傍晚时是烧过土炕的，但是常常只能勉强撑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整个屋子就变成了冰窖，除了身子底下的那一小块紧挨着身体的被辱有点热气外，没有一点暖意，到处都冷飕飕的，人被冻得蜷缩成一团，况且屋内没有（装修）顶棚，迎面灌进来的风直直的吹进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常常冻的人瑟瑟发抖。每当这样的一个个夜晚降临时，我总会想起小学课本上那篇寒号鸟筑窝的课文。那些年，留给我的记忆里除了贫穷以外，就是冻伤，我们的手、脚、耳朵、脸蛋每到冬天就被冻得红一块，紫一块，严重的还会皴裂，再常常结上痂，那些被冻伤的地方，当天气变冷了会疼，天气热了又会痒的更难受，而且是越挠越痒，如同曾国藩身上的癣痒起来一般，一直挠出血才会有一点止痒的感觉，而冻疮发作起来的感觉也是一样，毫无办法。手冻得握不住笔是很经常的，母亲为了帮我们治疗冻疮，真是绞劲了脑汁，想尽了办法，冻疮膏、凡士林，还有辣椒杆、茄子杆煮水泡手（脚），用冻成冰坨坨的白萝卜抹手……凡是能用到的药物、偏方、土办法全都用过好几遍，但大都没有什么效果。那些保暖的手套、棉帽、筒袖等等，似乎都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以前村上的学校是最早的寺院改过来的，而且有一半是土窑洞，连续三年的夏、秋天的连阴雨也使学校的窑洞全都变成了危房，西边的寺院原来是有两件瓦房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被拆了，所以那时候全校学生都是露天上课，遇到下雨、下雪就放假，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年的时间才结束，很多人的冻疮就是在那四年里落下的。 尤其是母亲看着我因为冻疮伤口感染而不得不进行手术住院治疗的那一周，她无奈的下定决心放弃了刚刚开始赚钱的副业，从此好好专心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 那一个冬天，又一次躺在病床上的我，看着母亲坐在我身边困得直打盹，心中也感到非常愧疚，一家人忙碌了整整一个冬天做衣服去城里卖，一件衣服的利润大概是一、二钱，而我一次住院就花了70多块钱，不仅将一家人辛苦了整整一个冬天赚的钱全部花完都不够不说，竟然还要往里倒贴！在那个冬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人，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的做着衣服，指望着能发家致富，衣服的锁边是要到邻居家去请别人加工的，因为人很多，常常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整个东西南北四个村子只有两部锁边机，即便是立刻借钱来买一部新机器，可是也没有人有这个技术能立刻会用，所以大家都去那两户人家请他们帮忙加工，一件衣服锁边的加工费好像是二毛钱的样子，因为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夜里十二点以后回家是常有的事。我和哥哥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是赶快写作业，写完作业就立刻给母亲帮忙（干活）。不提吃晚饭这一茬，是因为农村人的晚饭常常都是一个馒头或者一片锅盔，最多就是夹点油泼辣子撒点盐，外加半碗开水了事，用不了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我们兄弟俩的任务不是将那些裁剪好的布料送去锁边，然后等弄好了再抱回来，就是给那些衣服缝扣子、钉衣扣这样的零（碎）活。常常忙到后半夜的母亲还要老早起来给我们做好第二天的饭，八十年代初附近镇上和村里还没有卖早餐的店铺和摊点，即便是有，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去消费，全都是在家里自己做着吃的。赶上去城里出货，母亲起更早，往往不到凌晨五点她还再去喊上其他的同伴一起去国道边等班车到城里去卖货。好歹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钟表，母亲出门后，定好的闹钟可以将我们从熟睡中叫醒，我们自己可以去上学。在城里的市场卖完衣服，母亲她们再继续买些新布料回来加工，而这些布料常常是大家一起凑着买，回来裁剪完了，再按照各自预算好的件数分开拿回家加工，所以母亲她们一群人去城里一边卖衣服，还要一边观察哪种款式、颜色的衣服出手快、销量好，返回时她们就买布料加工哪一款，反正三、五天去一次城里，畅销衣服的款式和颜色变化也不会太大，那时候的市场还不成熟，谈不上版权保护，所以可以随便模仿；同时加上网络还没有普及，所以她们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慢慢观察、研究、学习和模仿，每次去城里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自从我生病住院以后，卖衣服这生意母亲也就彻底放弃了，一想到母亲和哥哥一个冬天挣的辛苦钱都让我送进了医院，我很为自己的不争气难过，暗暗在心里发誓，将来一定不要让母亲过的这么辛苦，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好好孝敬她。当然从小到大，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子，母亲都是这样陪在我的病床前，一旦我开始住院哥哥也就很自然的接手了家务活管起了家里的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或许正是因为在贫穷和苦难中一起生活的缘故，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比别人家的孩子之间更和谐，相互之间一直在支持和帮衬，如同《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我常常一觉醒来，看着头顶上方的吊瓶一滴一滴慢慢吞吞的滴着，就非常的焦急。母亲坐在床边，一会看着吊瓶，一会看着我，“第几瓶了？”这是我问母亲最多的话。因为我们是那所医院的常住户，所以医院里大大小小的医生、护士全都认识我们，尤其是我这个“老病号”那更是特别出名，那些医生和护士们每次和母亲打招呼几乎都是问同样的一句话，“又来了？”“这次又是什么病啊？”母亲除了一脸的无奈，也是非常不自在，好像是自己又做错了事情一样。对常年生病住院的我，外婆是非常不满意，因为除了化我们家的钱以外，还经常要借他们的钱来救急，而拖很长时间才还给她们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所以她曾经抱怨说，光是给我看病的钱，就可以买两个这样的孩子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