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正向著《<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是我国当前《孙子》整理与研究的一部力作。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钩辑残简，补夺删衍，“尽可能恢复简本的可读性或力图接近简本原貌”。二是通过篇次调整、文字校勘、义理辨明，纠正传本错误。三是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深入探讨孙子理论。 ——摘自兰书臣《我的文档》 传世本《孙子》——世界上文字错误最多的军事教科书 王正向 《孙子》一书在汉代即被推为兵权谋家之首。自宋代元丰年间刊行《武经七书》起，《孙子》又被官定为武学教本而雄踞七书之首，迄今业已历时九百余年；时至今日，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大国，又皆以之列为军事院校师生的必读书。可谓“尊崇至极，历久不衰”。然而以深埋地下两千余年之后再现人间的竹简本《孙子兵法》衡之，当知传本《孙子》或者就是世界上文字错误最多的军事教科书。除《地形》篇有题无文之外，简本《孙子兵法》上编计存2700余字，简本校注据此指出其与传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即有300余处之多；而据本书的校勘结果，包括篇名、篇次的不同在内，此种文字差别不少于390余处，其中干系重大、导致文法不通与情理或逻辑不通之处为数不少，且其错误性质之严重亦甚触目惊心。这种情况是不好的，不仅与《孙子》一书的声誉、地位不相称，亦且与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30余年来国内外在《孙子》校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相当。对此，本书作者深感不安，遂不避疏陋，汲取学术界研究成果，以简本《孙子兵法》上编为基础，据三宋本《孙子》及古书引文校补其残阙，作《<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以期尽可能恢复简本《孙子》十三篇之可读性或全貌。是或有益于对《孙子》本旨的正确理解。兹就有关心得略述如下，幸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 简本与传本文字、义理差异述要 如上所述，简本与传本《孙子》的文字差异多达390余处，相对于一本不足六千字的书籍而言，可谓数目庞大；但就其实际情况而言，这还是一个相当粗略的统计数字。因为情况复杂，一个条目之中往往有数处文字差异共存，若仔细区分，则上述统计数字还将有许多增加。诸多差异之中，相当大的数量系由下列情况造成：一是古字、通假字和异体字的使用；二是文言虚词的增减；三是避讳制度的影响。这类文字差异学者们多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探讨文法与文义方面的重大差异，为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兹将问题归类如下。 (一). 篇次颠倒例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十三篇篇题木牍表明，在汉代初期，《孙子》一书的篇目次序与后世传本的篇目次序是不一样的。根据本书对篇题木牍的校勘结果（参见附录一），可知十三篇之中只有《计》、《形》、《军争》、《地形》、《九地》五篇的篇次是古今一致的，而其余八篇的篇次则古今差异甚大，兹列表比较如下：
作为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成员之一的吴九龙先生，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银雀山汉简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之人，对于《孙子》一书在西汉时期的流传演变情况及传本与简本《孙子》的渊源关系甚为关注，并有深入的研究。他在《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传本《孙子》十三篇的篇目次序，是由西汉人刘向、任宏在整理《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时排定的；《吴孙子兵法》收藏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而在汉末曹操“有条件有能力”获得它；曹操又慧眼独具，但取其中单独成编而又析作三卷的《孙子》十三篇作注，遂使其得以流传至今。南宋时出现的十一家注本，篇名虽然与曹注本有异，但篇次悉依曹注本排定。 从表中可以看出，《作战》篇从简本的序次第五而一跃变为传本的序次第二，疑此系汉人以兵权谋家“先计而后战”为由而臆改。但汉人所据理由不足为凭：当此攻人之“谋”未定未施、以佐其外之“势”未造及“先胜”之形未成之际，即轻言《作战》，实与“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无异，而与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及“胜兵先胜而后战”之旨不合；且《作战》篇之插入《计》与《谋攻》之间，又隔断了《计》与《谋攻》两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故当以《作战》次《形》而位居第五为宜。又《计》、《谋攻》、《势》、《形》四篇系言战略权谋，而《作战》篇则把目光伸入到战争全过程、甚至触及战争结束之后的政治格局，此下八篇则转而论述战术，故《作战》篇实系战略论与战术论之转换关节。《作战》篇既是战略论与战术论之转换关节，而《行军》篇所言“处军、相敌”二事又是战术行动之开端，据此亦应以《作战》处于《行军》之前而位居第五。 与木牍篇次相较，传本《势篇》与《虚实篇》（简本作《实虚》）两篇之位次同时发生变动而致二者前后相次，传本所为何故？盖缘此二篇内容均涉及“众寡”与“虚实”两组概念，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遂以“篇以类聚”之思想编排之。然此种编排思想实属皮相之见：《势》篇重在申释“奇正之变”及“任势”，与《实虚》篇之重在申释“众寡”、“虚实”之用迥异。又传本《行军》篇下移在《九变》之下而与《地形》、《九地》并列，盖因此四篇所言多涉地形之故，亦可用此种“篇以类聚”之编排思想来解释。凡此皆系似是而非之举。传本的使《势》与《虚实》两篇以类相聚的结果还导致另一个严重后果出现：使篇题木牍的《军争》、《实虚》相次被颠倒为传本的《虚实篇》、《军争篇》相次，此种序次与《实虚》篇中“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句所含逻辑关系相悖，非是。编排思想的多元化倾向及编排方式的剧烈变化，严重破坏了相关篇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又简本以《用间》、《火攻》相次，而传本则互易作《火攻》、《用间》相次。或以为此种变化无关紧要，其实不然。孙武主张用兵当如“恒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其于《十三篇》之行文谋篇亦如是：《计》为首篇，开头即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言重战；《火攻》为末篇，结尾则云“怒可复喜也，愠可复悦也；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以言慎战。《十三篇》以“重战”始、以“慎战”终，且其“重战”、“慎战”之旨贯穿于中间各篇，于是全书“譬如率然”之势成矣。传本此二篇序次的颠倒，破坏了全书的首尾相顾之势。 (二). 语句颠倒、字词互易例 据本书所校，简本《孙子》正文计有5748（重63）字，为数不足六千；但较之简本，传本正文中的语句颠倒、字词互易之误竟多达50余处，为数可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语句的前后颠倒虽有一定数量，但于文义伤害不大，故可不论；然而为数众多的字词互易之误却往往对文义造成重大伤害，不可等闲视之。如《形》篇简文“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传本误作“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二者文义别如天壤，其害不仅涉及下文，而且影响及于对《形》篇主旨的正确理解。又如《实虚》篇简文“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传本误作“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句子，为害非浅。又《九地》篇简文“【犯之】以害，勿告以利”，传本误作“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二者文义亦相反。鉴于“字词互易”是传本进行文字改动的重要手段，且其往往与下文所述“系统性文字改动”之误交织在一起，故对此类问题的解说一般结合下文“系统性文字改动例”一并进行。此处只就传本《军争》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句的字词互易之误加以说明，以见一斑。 《军争》篇简文“【军争之难者】，以益为直，以患【为迂】”，传本改作“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其“迂”、“利”二字实系简文“益”、“迂”二字之互易，且又改“益”作“利”。此种篡改手法于传本中不乏其例，如该篇简文“夜战多鼓金”句之“鼓金”二字，传本即互易作“火鼓”。简文“以益为直，以患【为迂】”二句以“益”与“患”互文、“直”与“迂”互文，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为义深长：“直”者，近也，“以益为直”以言近利；“迂”者，远也，“以患【为迂】”以言远患。简文整句意谓“军争的困难之处，盖在于如何近利远患”。至于传本之“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多以己方主动迂回绕道、走弓背路及幽微难明的祸福转化之说为解，但此类解说不仅过于迂曲，而且与下句“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意旨相悖：“迂其途”与“诱之以利”均言调动敌人，非谓要使己方迂回绕道；而调动敌人，乃是近利远患之有效手段，《实虚》篇多所列举，可参阅。又传本“以迂为直”句有曹注云：“示以远，迩其道里，先敌至也。”似曹操所据本即已误作“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三). 文法不通例 “及物动词+于”表示被动语态，于先秦已然，《孙子》中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孟子》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及《荀子·荣辱》中的“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等名言，就是著名例句。然而后人常因在及物动词之后滥加“于”字而致误，并因此而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传本《孙子》中即有二例： 例一，《谋攻》篇简文“【故君之】所以患军【者三】”，传本作“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患军”，传本误作“患于军”，使简文的主动语态变为传本的被动语态，故二者为义相反：“患军”者，“祸害军队”之谓也；“患于军”者，“被军队祸害”之谓也。传本此句所言与其下文互相矛盾，下文云：“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句所言均系君主祸害军队之事，故当以简文作“患军”为是。因传本此句所言与其下文所举事例互相违背，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将此句校作“故军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使“君”、“军”二字互换，句意可与简文相通，但其不知删“于”字则非。 例二，《形》篇简文“所谓善者，胜易胜者也”，传本误作“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易胜者”系名词性词组，义谓“易被战胜之敌”；简文以“易胜者”作为及物动词“胜”之宾语，“胜易胜者”是主动语态，全句意为“所谓善者，就是那些能战胜'易被战胜之敌’的人。”而传本在及物动词“胜”下臆增一“于”字，使“胜于易胜者”变成被动语态，导致句意与简文所述相反，不合逻辑。 又《行军》篇简文“素〔令〕【不行、以教其民者，民不服】”，传本作“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除“者”误作“则”而属下读外，又使“素令不行”互易作“令不素行”，非是。此句“素”字为时间副词，义为“平时”、“日常”，传本于“素”上加副词“不”则有悖于语法规范，且于义不通。有鉴于传本“令不素行”之不通于文法，《通典》卷149、《御览》卷296引此作“令素不行则人不服”，移“不”字于“素”字之下，甚是。 《用间》篇简文“间〔与〕【告者皆死】”，传本作“间与所告者皆死”，“告者”误作“所告者”。简文“告者”是名词，指人；传本“所告者”是所字结构，义为“所报告的事情”。二者所指不同，传本于名词“告者”之上臆加“所”字不合语法规范。此句之梅尧臣注云：“杀间者，恶其泄；杀告者，灭其言。”其注即以“告者”为言，而不曰“所告者”，甚是。又《六韬·龙韬·阴符》有“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句，“告者”之上亦无“所”字。 上述四例，皆系因不通文法而臆改原文，遂以致误。此种文法错误的存在，表明始作俑者的语言文字水准欠佳。 (四). 因不辨通假字而臆改原文例 “知”、“智”二字古通，简本多以此二字互相代替，如：《九地》 “四五者，一不知”句，简本即假“智”作“知”；而《作战》篇“虽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句，简本“智者”则作“知者”。但简本《用间》篇有“【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智者”句，简文“智者”亦作“知者”，而传本则改“知者”为“知敌之情者也”。简文“智者”与传本“知敌之情者也”句用意相同，均用来对“人”字作注解；后人因不辨“知”系“智”之借字，遂臆改“知者”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下文有云：“〔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惟明主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故简文之谓“先知”必取于“智者”，于义为长。 上例“智者”之误作“知敌之情者也”，对文义的伤害不算太大。因不辨通假字而臆改原文、并造成严重后果之例则见于《行军》篇。 《行军》篇简文“〔谆谆〕闲闲、〔举〕言人者，失其众者也”，传本改作“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传本之“人言”，简本作“言人”，其上只残一字，而传本则存有“徐与”二字。疑传本“徐与人言者”句，古本原作“与言人者”，“与（與）”字本借为“举”；《九地》篇简文“是故政举”句即假“與”作“举”。古书常以“举言”二字连言，《左传·宣公十七年》“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是其例。“〔举〕言人”，意谓“士卒全在纷纷议论将领”。传本此句致误之关键，盖在于后人因不晓“与”字本系“举”之借字，而以“与”字本义读“与言人者”，觉其义不可解，遂互易“言人”为“人言”、并于“与”上臆增一“徐”字，遂使句意为之大变：所言敌情之行为主体由“士卒”变为“敌将”，敌情现象亦随之由集体之宏观表现变为个人之微观言动，盖非。 《辞海》：“谆谆：迟钝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又“闲闲：从容自得貌。《诗·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用“谆谆闲闲”来描述部队情状，则当引申作“疲踏而松懈”；“〔举〕言人”，意谓“士卒都在纷纷议论将领”。故简文此句盖谓“士卒疲踏而松懈、都在纷纷议论将领者，是敌将不得人心”。简文所述敌情现象是集体之宏观表现，具有可观察性。古人之相敌，主要靠肉眼在阵前观察，敌情现象之宏观可观察性至为必要，故其所见虽微至尘埃，亦必待其生成显著的空中图样方可知情。《吴起兵法·论将》对敌将智愚之判断，亦以部队在战场上的宏观表现为依据。 但传本“谆谆翕翕”句下曹注云：“谆谆，语貌；翕翕，失志貌。”后人多从其说。曹注与“徐与人言者”相结合，传本文字就描写了一个失众将领的形象：“敌将低声下气，慢吞吞地与部下讲话，是敌将失去了人心。”（黄葵《名著名家导读·孙子兵法》）此种判断系以敌将个人的日常言动情态作为判据，而此种判据属幕后行为而非宏观现象，如无卧底间谍而仅凭肉眼在阵前相敌即无法察知；但通过卧底间谍获取此种情报，则非“相敌”之事而属于“用间”。此乃传本文字情理不通之处。 (五). “可”多误作“可以”例 传本此误计有十二例。“可”、“以”二字连用，在古汉语里有两种用法：其一，“以”作语助词、无义，这时“可以”之义与“能”或“可”相当，彼此可以互换；其二，“以”作介词，取“用、拿”之义而与其宾语连读，这时“可以”二字虽紧密相连而实分作二词，“以”字归属介宾词组。随着语言习惯的变化，第一义的“可以”使用较普遍；积习日久，后人遂不能严格区分这两种用法，因以致误。 简本文字简古，在第一种情况下，简文常用“可”字而传本则多改作“可以”，如：《计》篇简文“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十一家本即作“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又《火攻》篇简文“怒可复喜也，愠可复【悦也；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四“可”字均被传本改作“可以”。此误虽对文义并无伤害，但传本有因此而进一步改动原文之例，如《谋攻》篇简文“知可而战与不可而战，胜”句，曹注本、武经本改作“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两“可而”皆误作“可以”，并使“战与”二字互易作“与战”，又于后“战”字上臆增“与”字，非是。 传本在大量更改“可”为“可以”的同时，又对“可”、“以”二字连用的第二种方式不加区别，依例读“可”、“以”二字为第一义的“可以”，致使介词“以”与其宾语的联系被割断，并因此而臆改原文。如《火攻》篇简文“主不可以怒兴军，将不可以愠战”二句，两介词“以”皆带有宾语“怒”或“愠”，简文前句以“不可”否定“以怒兴军”，后句以“不可”否定“以愠战”；但后人因误读“不可”与“以”为“不可以”，遂改此二句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于前句臆增“而”字，于后句则臆增“而致”二字。 (六). 系统性文字改动例 仔细的比较研究表明，除了上述所举文字、义理差别之外，传本《孙子》中还存在着许多系统性文字改动，其数不少于30余处。这些系统性改动，手段多样，对于文义的伤害程度不一，难以备述。此处仅就对于文义有重大伤害者略举若干例，按篇次列条分述如下。 《计》篇： (1). 简文“【多算胜】少〔算，而况〕无算【乎】”，《御览》卷322引同；但传本此句则改作“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因衍“不胜”及“于”三字而使句读及逻辑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李卫公问对》卷上云：“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该书不仅确认“多算胜少算”为普遍真理，并且指出其中还蕴含着“少算胜无算”这一命题；此外该书还以实际战例证明“少算胜无算”是战争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文繁、不俱引。但传本却谓“少算不胜”，不仅于理不通，亦且与事实不符。 该句诸“算”字均系名词，指古代计数时所用“筹”或“策”，可引申为“制胜条件”。此句文字虽然各本有别，但“多算”、“少算”、“无算”三个概念却都同时存在。这表明孙子是以军事力量之发展程度或制胜条件之多少为依据，将并世诸国之军队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多算”之军、“少算”之军与“无算”之军。传本“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在逻辑上直线递进，则不知“无算”之军将递进至何种处境？而简本“多算胜少算，而况无算乎”在逻辑上则非直线递进，而是三角关联：就字面而言，“多算胜少算”之递进必为“多算更胜无算”；就字面背后而言，“多算胜少算”还蕴含着“少算胜无算”这一命题。简文寥寥十字，就把“多算”、“少算”与“无算”三者之间的相对胜负关系概括得周密细备、略无遗漏。简文此句逻辑严密，文约而义丰，非孙子孰能行文若此之妙？ 《谋攻》篇： (2). 简文“【攻】城之法：修橹【轒辒】，〔工必〕三月而止〔之〕；距闉，又三月然【后已】”，传本改作“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简文此句以“攻城之法”作为总起，用来统摄其下两个散对型并列分句；其中二并列分句对仗工整，用来分别说明两项攻城准备工程所需时间。故简文此句结构紧凑完整，逻辑严密。但传本却以两个注释性的语句插入其间：“为不得已”系因“攻城”被列为下策而臆增，“具器械”则用来对“修橹轒辒”作性质界定。两个注释性语句之插入，不仅使句子结构变得松散而缺乏对称美，而且又导致简文“〔工必〕三月而止〔之〕”被改成“三月而后成”。简文“而止〔之〕”与“然后已”均以工程所需时间为言，但传本“而后成”与“而后已”所指对象不同：“三月而后成”系言所修之橹与轒辒本身，而其 “又三月而后已”句则言工程所需时间，因而简文固有的逻辑关系亦遭破坏。 《形》篇： (3). 简文“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二句，传本改作“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传本于前句使“有余”与“不足”互易，与简本文义别如天壤；于后句则除删一“昔”字、增二“于”字外，又臆增一主语“善攻者”；而为了照应主语“善攻者”之存在，又臆改下文“故能自保全”句为“故能自保而全胜也”，遂成因误衍而误改之文。 此种系统性文字改动在逻辑上存在着严重矛盾：前文有“善守者”与“善攻者”两个主语，则不知下文“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句之“自”当何指？一个“自”字，实难二者兼指。故传本此句逻辑不通，难以自圆其说。此类逻辑错误于传本他处亦有所见，如《实虚》篇简文“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句，只有“兵”字一个主语；而传本此句则改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又臆增一主语“水”，难道“水”也“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吗？亦属逻辑不通，有悖于情理。 然而传本此处之逻辑错误尚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系统性改动还使文义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影响到对于《形》篇本旨的正确理解。《形》篇开头即言“善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可胜”，与此处所引二句简文相结合，表明孙子于《形》篇中犹为强调“不可胜”即“防守”的重要性，此乃孙子内固根本之旨也。《吕氏春秋·仲秋纪·决胜》有云：“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可谓深得《形》篇精要。简文“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句，仅就“善守者”防御手段高超、能实现“自保全”之目标而言，无涉进攻取胜之事，所言与本篇上文强调“兵贵不可胜”之主旨一脉相承，义长；而传本此句却不仅并言“善攻者”与“善守者”而不分轻重，且又以“自保”与“全胜”相提并论，从而导致后人误以为《形》篇并言攻、守二义而不分轻重，有悖于《形》篇本旨。 《作战》篇： (4). 简文“则外内【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胜久则钝【兵挫锐】”，传本改作“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传本因下文无“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两句，遂于上文“则外内【之费】”句臆改“外内”为“内外”，显系有意更改。以古今常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衡之，传本此句所言只及“伤财”之义而不及“劳民”之义，显然义理不足。 传本此处文字及义理之误，其来久远。《尉缭子·将理》即云：“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所言已只及“伤财”之义而不及“劳民”之义，而其所称“兵法”当指《孙子》十三篇，可见此句文字及义理之不足在战国时代的一些抄本中即已发生，并绵延至今。此种情况表明简本与孙子《十三篇》原本的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它在《孙子》校勘方面的特殊历史价值。它虽然也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类衍文存在，但就错误的性质、类别与数量而言，绝不能把它与在汉人加工整理基础之上形成的传本等量齐观。随着《孙子》校勘研究的不断深入，将进一步加深此种认识。 (5). 简文“国之贫于师者：远者远输则百姓贫；近市者贵〔卖公家竭〕，则〔必〕及丘役。屈力中原，内虚于家”，曹注本改作“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十一家本“近”下衍“于”字，武经本无“财殚”二字。 此处之系统性文字改动可谓触目惊心。传本于前句除使“远输”、“贵卖”、“财竭”六字有重文外，又改“市”作“师”，改“公家竭”为“则百姓财竭”，改“〔必〕及”为“急于”；于后句除臆增“财殚”二字外，又互倒“屈力”为“力屈”，且以“中原”二字属下读。此处简文以“国之贫于师者”作为总起，用以统摄其下两个散对型并列句，结构完美。但后人的一系列改动使句读及文义为之大变，并导致严重逻辑矛盾。 传本“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两句所云，盖谓“百姓”自己因财竭而“急于丘役”，此论既有悖于情理，又不合逻辑：“百姓”有权加征丘役吗？即使有此特权，其征敛对象又是谁？春秋时代处于奴隶社会，“百姓”系指奴隶主贵族，丘井内之土地、物产及奴隶均系“百姓”之财产。“百姓”既然是丘井财产的所有者，理应也是纳税者或丘役之承担者。丘役之征敛权只属于“公家”，其征敛对象只能是“百姓”，但传本此句却谓“百姓”即纳税者自己“急于丘役”，实在是匪夷所思。简文“近市者贵〔卖公家竭〕，则〔必〕及丘役”句所言，盖谓“公家”因市场物价上涨而财政虚竭，遂有必要、且有权向“百姓”加征丘役。故简文此句所言既合乎逻辑，又顺理通情，义长。 大肆兴兵久战之国，必然导致全局性市场物价上涨，古今中外各国均难例外。但传本“近师者贵卖”句所云，盖谓物价上涨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仅仅存在于军队驻地附近；此义与该篇上下文所言之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全局性灾难不合。上文云：“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下文云：“屈力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六；公家之费……十去其七。”两段文字所言均系全局性灾难或创伤，由此导致的物价上涨现象也必然是全局性的，不应仅仅局限于军队驻地附近。故传本“近于师者贵卖”句所云非是，传本之改“市”作“师”，当系后人臆改；受此影响，简本释文又释“市”作“帀”，非是。据简文“市”字之真实形状，摹本及《银雀山汉简释文》2998号残片释文均释其为“市”；又简本中“师”字凡四见，而无一作“帀”者。简文“近市者”与其对句之“远者”相对成文：“近市者”指商人，“远者”指远离前线而又承担运输任务之人。 又传本此处重文累累，论者多推崇其为顶针续麻修辞法之典范，非是。疑后人误读简本上句为“国之贫于师者远者，远输则百姓贫”，觉其义不可解而臆改之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遂致“远输”二字有重文；传本下句“贵卖”、“财竭”四字之有重文，盖蒙“远输”二字重文而衍生，是乃因误改而误衍之文也。此句下曹注云：“军行已出界，近于师者贪财，皆贵卖，则百姓虚竭也。”有以知传本此处之系统性文字改动当系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 《行军》篇： (6). 自“敌近而静者”起，至下文“必谨察此”止，简本所列相敌事项为三十事，正合《老子》“三十辐共一毂”之数；但传本所述相敌事项多有一事别为二事之误，故致十一家本列有三十二事，而曹注本、武经本则列有三十三事。兹述传本之误如次。 ·简文“敌远〔而〕【挑战、欲人之】进者，其所居者易【利也】”，传本改作“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于句首删“敌”字、“挑战”下著“者”字，“进者”改作“进也”并在其下断句；又使“者易”互易为“易者”并在其下逗断，遂使一句分为二句、一事别为二事。简文此句盖由《地形》篇“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句演化而成，实为一事而非二事。“其所居易者，利也”句之孙校本注云：“杜佑、贾林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别为一事，则'者’字应在'易’字之上；后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其说甚是，与简本合。 ·简文“【向人见利】而不进者，劳倦也”，传本误夺“向人”二字，又分简本此句为“见利而不进者，劳也”与“吏怒者，倦也”二句，且使“吏怒者，倦也”句远隔在“旌旗动者，乱也”句下。 简文“向人”，义谓“临近对手（指我方）”。敌人临近对手而见利，则必担心有争夺，担心有争夺而“不进者”，必定“劳倦也”；若敌单独“见利”而无竞争对手在旁，则敌可以“不进”或“缓进”。故就推理逻辑而言，无“向人”二字，则传本前句所言理据不足。又就现象与本质之关系而言，“吏怒”与“倦也”之间没有必然性联系，只有偶然性关联，故后句之判断必不可靠；且“吏怒”系微观现象，非阵前肉眼相敌（古人如此）可察见者，故此种判断将难于形成。此处的一事别为二事，使传本相敌事项又增一事。 以上二条的一事别为二事，使十一家本相敌事项增为三十二事。 ·又十一家本“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句所言为一事，但曹注本却将此句从“军无”之下中分为二句，改作“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缻（武经本作“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此处之一事别为二事，导致曹注本、武经本相敌事项又增加一事，计有三十三事。鉴于传本此句文字及文义与简本差别过大，特单独列为下条分述。 (7). 简文“【粟马肉食】、甀者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十一家本改作“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曹注本改作“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二句。一个“穷寇”概念，各本的文字表述竟如此不同，值得探讨。 简本校注云：“甀盖汲水用之尖底瓦器（《淮南子·氾论》：“抱甀而汲”），平时以绳悬之，故曰'悬甀’。”故“甀”为名词。“甀”虽为名词，但可名词动用；作“甀者”，其用法有如现代汉语“笔者”一词中之“笔”字。故“甀者”一词，当以“打水之役卒”或“汲役”为解。“甀者不返其舍”所云，盖谓“打水的役卒不返回营舍”，语义与“粟马肉食”直接相承：“粟马肉食”句以人、马之精食为言，“甀者不返其舍”所言则事涉饮水；二事并言，于义为长。后人因不明“甀者”之义，遂臆改“甀者”为“军无悬缻”，致使“不返其舍者”一语因缺少行为主体而语意不明。 因传本此句语意不明，致使古本与今本界定的“穷寇”概念别如天壤。《辞海》引十一家本此句作为书证，谓“穷寇”为“势穷力竭的敌人”；而简文所描写的“穷寇”则是一支有实力、有准备、全力以赴决战之敌军：以精料喂马、以肉食飨士，意在增强持久战斗力也；汲水之役卒不返回营舍，表示决心送水上阵而无还心也。故张预注云：“……兹穷寇也。孟明焚舟、楚军破釜之类是也。”简文所界定之“穷寇”概念，在逻辑上与“穷寇勿迫”原则具有一致性；而《辞海》所云“穷寇”，则与“穷寇勿迫”原则在逻辑上相悖。这个以十一家本文字作为书证的“穷寇”概念，还反过来被用作批判孙子其人的武器，据以批评“穷寇勿迫”原则为《孙子》中“过于机械的原则”之一，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至于曹注本、武经本的一句分为二句、一事别为二事，更是以误致误之文，水平更为低下。 (8). 简文“兵非多益，毋【惟武进，足以取人而已】”，传本改作“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併力、料敌、取人而已”，除“多益”互易作“益多”、“毋惟”互易作“惟无”外，传本又于下文臆增“并力、料敌”二事，非是。 《地形》篇云“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九地》篇云“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有以知“併力、料敌”二事乃将军之事，实与“兵非多益”之论无关。传本此句之李筌注谓“惟得人者胜也”，仅就“取人”二字作注而不涉及“併力、料敌”二事，表明“併力、料敌”于义无补、于文为赘；且有此四字将使101号简有39字，偏离该篇每简平均字数33字过远。又此句下文“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句仅就“武进”之恶果立言，而其下“卒未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一段文字长达七十一字，只就如何“取人”（即“与众相得”）一事作深入论述，只字不提“併力、料敌”二事，表明此句下文之主题亦与“併力、料敌”二事无关。故据上下文关系及简本行款之实际情况，当断传本“併力、料敌”四字为后人臆增之文字。简本此句盖谓“兵不贵多，只要不轻敌冒进，而能团结部众为一体就够了”；李筌解“取人”为“得人”，与篇末“与众相得也”句所言意旨相合，甚是。 《军争》篇： (9). 简文“民既已专【壹，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之应圉。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传本改作“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简本释文“将军可夺心□”误释“夺”字为“夺心”二字，而“夺”字下的残字实为“心”字却不予释出，此与《银雀山汉简释文》3744号残片释文“将军可夺心”不合，非是。此误不仅导致78号简所收残片未能定位，而且也给此处文字的校理造成了困难。 传本“此用众之法也”句与简本篇末一句犯复，《通典》卷153、《御览》卷270引此，皆无“此用众之法也”句；而其“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两句则与简本上文“是故昼战多旌旗，夜战多鼓金”犯复，且语序颠倒；又简本校注谓“'所以变人之耳目’句，亦疑是涉'所以一人之耳目’句而误衍者”。又就文义而言，传本此25字所言，与其下文“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二句毫无逻辑关系，显得既孤立又杂乱。上述情况表明传本此25字当系章句割裂之文，而非《孙子》十三篇古写本固有文字。 《淮南子·兵略》“怯者不得独退”句下24字作“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之应圉”，不仅字数与简本“【怯者不得独退】”与“【故三军可夺气】”之间所缺字数相合，而且此24字系言三军之气势；且《兵略》又有“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之论，则“动如一体”句又阐明了“心”、“体”之间的密切关系。故这24字与传本此处上下文衔接恰当：不仅上与“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直接相连，而且下与“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二句文义相通。因疑此24字本系《孙子》古写本固有之文。传本此处章句割裂之文的存在，似表明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据写本亦非完璧。 《实虚》篇： (10). 简文“【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 ，曹注本、武经本改作“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十一家本唯“饥”误作“饑”。 传本文字及句读与简本差别甚大：简本此18字独立成句，所言因果关系明确，语义完足；传本于上文“饱能饥之者”句删去“者”字而臆增“安能动之”四字、并于其下断句，又于下文改“必趋也”为“不趋”、并臆增“趋其所不意”五字，遂使一句分为二句，并使上下文之因果关系遭到破坏，非是。简本校注云：“此篇'安能动之’句曹操注：'攻其所必爱，出其所必趋，则使敌不得不相救也。’可见曹操所据本'不趋’亦作'必趋’。孙校本以'不趋’为误，改作'必趋’，与简本合。据简本及曹注等，'【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当连为一句读，与下文'□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也】’诸句并列。”注语所言甚是。然曹操既注“安能动之”，似可证传本此句于汉代已区别于简本，疑此种系统性文字改动亦系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 (11). 简文“我专而为壹，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壹也。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传本改作“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后人对于《孙子》文字的篡改，莫此为甚，导致传本的句读及文义为之大变。 战略上之敌众我寡，通过战役、战斗上之“我专而为壹，敌分而为十”，即可在局部上造成我方的“以十击壹”态势，若再施以“【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之类灵活战术，即可实现战略上的以寡胜众。故简文“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作为独立整句，不仅所述因果关系明确、逻辑严密，而且与其上下文衔接恰当：该句不仅与上文集中兵力、分敌之说相承，而且与下文“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句所言众寡之论相通，为义深长。 但传本则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改动手法，将简本“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句截为三截，并使之分属三句：于上则改“我寡而敌众”为“则我众而敌寡”，并以之与上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连读为一句；于中则改“能以寡击〔众〕【者】”为“能以众击寡者”，并以之与衍文“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合并而独立成句，而所衍之文又与其下文“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句之语义犯复；于下则删削“【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为“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并以之与下文“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连读为一句。至于末句“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之被改作“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亦属系统性改动之一部分。一系列系统性改动，使简本文字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被破坏殆尽，而传本之文却似在说孙子不知“以寡胜众”为何事，这与孙子本人的战争实践不符。此处有曹注云：“行藏敌疑，则分离其众备我也。言少而易击也。”故疑此处之系统性改动亦系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 (12). 简文“【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传本改作“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简文“水行”与“兵胜”被分别臆改为“水之形”与“兵之形”，遂使简文“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击虚”二句之意蕴丧失殆尽。“避高而趋下”，谓其为水之“性”则可，而谓其为水之“形”则非；死水一潭亦为“水之形”，其不能“避高而趋下”者显然。同理，“避实击虚”，谓其为军队制胜之战术则可，而谓其军队之“形”则非。又简本“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句只以“兵”字作主语，此主语既统摄“无成势、无恒形”，又统摄其下“能与敌化之谓神”一语；而传本于“无常形”之上又臆增一主语“水”，则传本此句所言意谓“水”亦“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其不通于事理者甚矣。简本校注云：“按此处下文云'能与敌化之谓神’，专就军事而言，'水’字似不当有。”所言甚是。又传本上文谓“水之形”为“避高而趋下”，而于下文却谓“水无常形”，其前后抵牾、自相矛盾者竟至于如是。 《九地》篇： (13). 简文“所谓古善战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也，〔众〕【寡不相恃也，卒离而不集也，兵合而不齐也。敢问】：“敌众以整，将来，待之【若】何”，传本改作“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据行款及邻简字数估计，简文“及也，〔众〕”与下简“敌众以整”之间约缺19字；而传本此间存有37字，为简本行款所不容。 所引简文末句云：“敌众以整，将来，待之【若】何？”该疑问句只就“敌众以整”设问。故就逻辑关系而言，传本37字中凡与“敌众以整”无关者均应系衍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两句所言与“敌众以整”无关，且又重见于传本《火攻》篇，其于此为衍文者显然；按文义，“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两句系言“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之原因，而下文设问只与其后果有关，故疑“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两句本为读者旁记之辞而传写误入正文。删除上述21字后，再依简本文例补入三“也”字，则简本所缺19字即可补足。简本中大多数残片都有确凿的定位特征，它们之间的缺文字数是判断传本对应部位文字衍夺情况的可靠依据，此种校勘价值不可低估。 (14). 简文“【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发其机，若驱群【羊】”，十一家本改作“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衍“而”、“焚舟破釜”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15字；曹注本、武经本唯无“焚舟破釜”四字，此与简本相合。 传本皆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14字独立成句，并以之作为孙子的愚兵政策之一。但传本此句所言模棱两可，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到底是“羊”莫知所之？还是“驱群羊者”自己莫知所之？莫衷一是。此句之模棱两可，与上文“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诸句所言愚兵政策之明确无误形成鲜明对照。简本无此十字，以“若驱群【羊】”四字与上文连读作“【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发其机，若驱群【羊】”，该句恰与上句“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构成典型的先秦散对句型，其中“若驱群【羊】”与“如登高而去其梯”相对成文，为义远胜于传本文字之章句割裂、语意不明。故疑“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十字本系读者旁记之辞而传写误入正文。 又十一家本“焚舟破釜”四字，疑因传本以“若驱群羊”四字属下读而臆增。传本既以“若驱群羊”四字属下读，则其上文“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句文义不足；有鉴于此，十一家本遂于“而发其机”之下臆增“焚舟破釜”四字以足句义。传世宋本之中，曹注本、武经本成书在先而无此四字，十一家本成书在后而有此四字，有以知“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十字之窜入在先，而“焚舟破釜”四字之臆增在后。故曹注本、武经本之无“焚舟破釜”四字，当是较古之文字。 《用间》篇： (15). 简文“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敌间之来间我者”，曹注本、武经本作“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计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九字；十一家本略同，唯“敌”误作“敌人”，“间之”互易作“之间”。 传本所衍九字或十字为简本“谒者”至下简“用也”间之行款所不容。其中“令吾间必索知之”一句，文义与上文“必先知”犯复，疑其本为读者旁记之辞而传写误入正文。下句“必索”二字系蒙衍文“令吾间必索知之”而臆增，实乃因误衍而误改之文也；《通典》卷151、《御览》卷292引此，“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句即作“敌间之来间我者”，无“必索”二字。又《史记·燕昭公世家》裴骃《集解》引此，又合并“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二句为一句，读作“令吾间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无“知之”二字，且“必索”二字只一见。古书引文的这种差别，似可证古人早已存疑于“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九字，然困于无可考版本证据借鉴，遂不能彻底改正传本谬误。简本之出世，其行款及缺文字数为彻底改正传本之错误提供了可考的版本证据。 《火攻》篇： (16). 简文“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者，风之起日也”，传本改作“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简本无“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句，传本此句所言与下文“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句之语义犯复。此外传本又臆改“四者”为“四宿者”，“之起”互易作“起之”。 传本此处之误，当以“四者”被改作“四宿者”为甚。所增“宿”字久藏于此而未引起关注，各家之注皆曰：“四宿，二十八宿中箕、壁、翼、轸四个星宿。”若此，则因该“四个星宿”常在，势必日日都将成为“风起之日也”，岂不谬乎？且单就字面而言，谓此“四个星宿”就是风起之日，也于义不通。简文“【凡此】四者”，盖指月在箕、月在壁、月在翼、月在轸四种天象发生的日子，而这四种天象不会日日都发生，从而不会导致天天都刮风，故简文义长。把起风与月亮运行位置联系在一起，是古人所持自然观念之一种；该观念是否具有气象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性，并非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此种观念之文字表述本身是否正确却值得探讨。 综上所述，可知传本《孙子》中多有文字、义理方面的严重错误存在。这不仅妨碍了人们对于《孙子》一书本旨的正确理解，而且多有与事实不合之处，并因此而影响到后人对于孙子思想和为人的正确评价。例如作为兵家鼻祖，孙子不但有“以寡胜众”的理论和主张，而且还有“以寡胜众”的实际战绩：上引《实虚》篇“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句所言是其理论；《尉缭子·制谈》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武子也”，西破强楚、五战而入郢者仅以三万之众，是其“以寡胜众”之赫赫战绩。但传本却将简本此句截为三截、分属三句，中间一句作“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似乎在说孙子不知“以寡胜众”为何事，此系传本背离事实之处。又如简本《行军》篇“【粟马肉食】、甀者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句，所界定的“穷寇”概念系指“有实力、有准备、全力以赴决战之敌军”，此与《军争》篇“穷寇勿迫”原则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但传本却将此定义改作“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或“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说“穷寇”是“势穷力竭的敌人”，导致后人并批评“穷寇勿迫”原则是《孙子》中过于机械的原则之一，认为孙子的思想自相矛盾。这其实是对于孙子思想的曲解。又如孙子乃主张“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之人，《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其所著兵书“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故为之立传；毛泽东《讲堂录》称赞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为〕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然而传本《计》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句，又于“不听吾计”之上臆增一“将”字，导致后世多数注家认为此句“为孙子激吴王阖庐而求用之语”，意在要官，《十三篇》似乎因此而变成了敲门砖。这是对孙子人格的歪曲。如此等等，失之远矣。性质如此严重、数量与类型如此众多的文字、义理错误存在于传本之中，故有必要探讨其来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