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竹简本与传世本文字义理差异述要之十一

——系统性文字改动例

仔细的比较研究表明，除了上述所举文字、义理差别之外，传本《孙子》中还存在着许多系统性文字改动，其数不少于30余处。这些系统性改动，手段多样，对于文义的伤害程度不一，难以备述。此处仅就对于文义有重大伤害者略举若干例，按篇次列条分述如下。

《实虚》篇：

(1). 简文“【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 ， 曹注本、武经本改作“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十一家本唯“饥”误作“饑”。

传本文字及句读与简本差别甚大：简本此18字独立成句，所言因果关系明确，语义完足；传本于上文“饱能饥之者”句删去“者”字而臆增“安能动之”四字、并于其下断句，又于下文改“必趋也”为“不趋”、并臆增“趋其所不意”五字，遂使一句分为二句，并使上下文之因果关系遭到破坏，非是。简本校注云：“此篇‘安能动之’句曹操注：‘攻其所必爱，出其所必趋，则使敌不得不相救也。’可见曹操所据本‘不趋’亦作‘必趋’。孙校本以‘不趋’为误，改作‘必趋’，与简本合。据简本及曹注等，‘【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当连为一句读，与下文‘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也】’诸句并列。”注语所言甚是。然曹操既注“安能动之”，似可证传本此句于汉代已区别于简本，疑此种系统性文字改动亦系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

(2). 简文“我专而为壹，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壹也。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传本改作“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后人对于《孙子》文字的篡改，莫此为甚，导致传本的句读及文义为之大变。

战略上之敌众我寡，通过战役、战斗上之“我专而为壹，敌分而为十”，即可在局部上造成我方的“以十击壹”态势，若再施以“【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之类灵活战术，即可实现战略上的以寡胜众。故简文“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作为独立整句，不仅所述因果关系明确、逻辑严密，而且与其上下文衔接恰当：该句不仅与上文集中兵力、分敌之说相承，而且与下文“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句所言众寡之论相通，为义深长。

但传本则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改动手法，将简本“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句截为三截，并使之分属三句：于上则改“我寡而敌众”为“则我众而敌寡”，并以之与上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连读为一句；于中则改“能以寡击〔众〕【者】”为“能以众击寡者”，并以之与衍文“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合并而独立成句，而所衍之文又与其下文“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句之语义犯复；于下则删削“【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为“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并以之与下文“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连读为一句。至于末句“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之被改作“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亦属系统性改动之一部分。一系列系统性改动，使简本文字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被破坏殆尽，而传本之文却似在说孙子不知“以寡胜众”为何事，这与孙子本人的战争实践不符。此处有曹注云：“行藏敌疑，则分离其众备我也。言少而易击也。”故疑此处之系统性改动亦系汉人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

 (3). 简文“【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传本改作“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简文“水行”与“兵胜”被分别臆改为“水之形”与“兵之形”，遂使简文“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击虚”二句之意蕴丧失殆尽。“避高而趋下”，谓其为水之“性”则可，而谓其为水之“形”则非；死水一潭亦为“水之形”，其不能“避高而趋下”者显然。同理，“避实击虚”，谓其为军队制胜之战术则可，而谓其军队之“形”则非。又简本“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句只以“兵”字作主语，此主语既统摄“无成势、无恒形”，又统摄其下“能与敌化之谓神”一语；而传本于“无常形”之上又臆增一主语“水”，则传本此句所言意谓“水”亦“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其不通于事理者甚矣。简本校注云：“按此处下文云‘能与敌化之谓神’，专就军事而言，‘水’字似不当有。”所言甚是。又传本上文谓“水之形”为“避高而趋下”，而于下文却谓“水无常形”，其前后抵牾、自相矛盾者竟至于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