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经典以六经最为核心，六经中的最后一部乃是《春秋》，而《春秋》乃是孔子的作品，但孔子对《春秋》一书的著述类型是编还是作，后世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该书的伟大意义却为后世所公认。 对于《春秋》一书的价值，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自序中写道：“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诗》《书》《礼》《乐》并立学官，统于《春秋》，有据乎？据于《孟子》。孟子述禹、汤、文、武、周公而及孔子，不及其他；《书》惟尊《春秋》。”  空空的街面 康有为所说的道与教，当然指的是儒学他用《公羊传》的撰写方式，以一问一答层层递进的方式来阐述《春秋》的重要意义。他在这段话中提到了孟子对孔子的推崇，同时强调孟子认为《春秋》乃五经中的最重要的一部。 孟子对《春秋》的推崇，这基本是后世的共识王博在《中国儒学史·先秦卷》中说：“在早期儒家经典之学中，孟子的一大贡献是对《春秋）重要性的认识。作为六经中的一部，《春秋》在《论语》中并没有被提到。郭店竹简中两次涉及到《春秋》，显示出至少在战国早期，它已经进入到儒家的经典系统。孟子对于《春秋》的认识，首先是以之为孔子所作。”  匾额 对于孔子著《春秋》的原因，孟子认为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名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世道衰微、邪说横行、礼崩乐坏，孔子担心社会环境越变越糟，于是他就写了《春秋》一书，他的这部书有着微言大义，包含着孔子对这些恶人的谴责。更何况，记述国家大事乃是天子命史官之事，而孔子乃属私下撰史，他本人也清楚他的作法可能引起后世的诟病，但孔子强调人们要想了解自己，那就读《春秋》吧。孟子同时说，《春秋》一书写成后，让很多恶人受到了震慑。  继续前行 正因为孟子对《春秋》的作用看得如此之大，所以他将《春秋》一书视之为批判异端的武器，他在《滕文公下》中说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文保牌 孟子说他所处的时代，扬朱、墨子的理论横行天下，杨朱强调人人为己，墨子强调兼爱他人，但人人为己就是君臣之义不存在，兼爱他人也就将自己的父亲与他人的父亲没有区别的对待，这种无父无君的主张，如同禽兽。所以孟子要坚决地站出来，维护儒家学统，与杨朱派、墨子派进行战斗。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靠《春秋》一书，他将该书的价值等同于大禹治水、周公平天下。 可见孟子把《春秋》一书看得极其高大，而这样的观念被司马迁所本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大成门 孔子感叹说，君子最担忧之事乃是自己的思想不能传播于后世，我的观念不被时君所认可，后世拿什么来了解我的观念是对是错呢？于是他就根据鲁国的史书撰写出了《春秋》一书，该书从鲁隐公元年写起，一直写到了鲁哀公十四年，这其中包含了鲁国12个国君。这种著述方式，乃是以鲁国为中心来撰写，同时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旧事为借鉴。 对于其文笔，司马迁则认为《春秋》一书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关于如何简约，司马迁在文中举出了例子，比如吴楚之君自封为王，在《春秋》一书中不称其为王，只是贬称其为“子”；践土之会时，诸侯召周天子来与会，这显然是诸侯对周天子的不尊，于是《春秋》中将这段事写成周天子前往河阳去打猎。诸如此类的写法，体现了孔子对历史事件的评判，这就是后世所称道的微言大义，这种写法令乱臣贼子读到都害怕了起来。所以司马迁又在文中说道：“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于夏之徒不能费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大成殿 孔子对《春秋》一书下了很大功夫，以至于他的重要弟子们都提不出任何修改建议，写完这部书后，孔子将其传给了弟子。他同时称，后世了解我要通过《春秋》，但怪罪我也是因为《春秋》。 可见，孔子对其所作《春秋》一书有着高度的自信，而后世的评价也确如其所言，《春秋》成为了儒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比如西汉初年，陆贾在《新语》中就多次提到《春秋》一书的重大意义，他在《新语·术事第二》中说：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 陆贾认为其实真正的道理就包含在日常的生活之中，用不着舍近求远，认真体会就能感觉得到。近代孔子所撰的《春秋》一书，虽然此书并未提到三皇五帝，仅仅说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一些小功劳，以及鲁国十二君的执政情况，但是根据这些记载，就足能体会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原因，何必非要一直追溯到三王时代呢？因为古人治理国家的办法和今世也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德政就离不开道义，这就如同弹琴离不开五音。这些都说明了陆贾对《春秋》一书的看重。  孔子衣着 如此说来，学好《春秋》乃是治国安邦的基础，西汉刘向在《说苑·君道》中称：“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此之谓也。” 可见刘向认为《春秋》一书乃是国君的必读书，因为孔子曾说过：“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 但是，如此重要的一部书，孔子究竟是著还是编呢？后世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孔子之前就已有《春秋》一书，比如《隋书·经籍志》中称：“《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中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王充在《论衡》中也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而刘知几甚至猜测说：“《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乎？” 看来早期的史书有不少都被称为《春秋》，北宋孙奭在《孟子疏》中解释说：“《春秋》其名有三，自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自楚国所记而言之，则谓之《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嚣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梼杌》；鲁以编年，举四时，记为事之名，故以因名为《春秋》也。” 看来晋国的史书名《乘》，楚国的史书名《梼杌》，而鲁国的史书名《春秋》，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大儒朱熹对此有如下解读：“《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朱熹《孟子集注》）  都摆放着功德箱 刘知几引用《墨子》中的所言“吾见百国《春秋》。”可见以前叫《春秋》的史书很多，但这些书大部分都失传了。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肸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 看来孔子对《春秋》一书不具有发明权，因为此前也有人写《春秋》，但孔子所作的《春秋》，从内容角度而言，是不是他的作品呢？后世对此同样有争论，比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想沿旧制，则又明矣。” 章学诚明确地说，春秋一书的最早作者是周公旦，那么孔子会不会另外写一部鲁国国史而后把它定名为《春秋》呢？对此，章学诚持否定态度，他在《校雠通义》中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 章学诚明确地称，六经不是孔子的作品，这些都是周朝的书，而后他简述了六经所记的内容，同时他强调孔子曾经说过自己“述而不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春秋》一书肯定不是孔子的作品。 章学诚的这种说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强调的的六经皆史来找依据，但他的观点不为今文经学家所承认，因为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与之前的《春秋》不同，因为孔子所撰《春秋》只是记载了从鲁隐公之后二百多年的鲁国史。  彩顶 那么孔子所作的《春秋》是根据鲁国的史料编辑了一番，还是另外创作了一部书呢？对此，同样有争论。如前所言，孟子认为孔子是“作《春秋》”。作自然理解为著，《公羊传》本持这种观点“（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的确是著《春秋》，只是他参考了鲁国的史料，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持此观点：“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但是近代经学家皮锡瑞反对杜预的说法，他在《经学通论》中说：“《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谬说启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绝大事业，大有关系文字，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钞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钞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即曰‘直书其事’，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之功，以归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 皮锡瑞认为，如果孔子只是编纂鲁国史，那他为什么还要自称知我者、罪我者都在《春秋》一书呢？其实古人有时候在谈论观点时，并不谨严，比如唐刘知几在《史通·内篇·题目第十一》中先说在上古时期就已有《春秋》一书：“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机》《志》《乘》。”之后他又说：“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干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内篇·六家第一》）  厢房 以此可见，刘知几既肯定以前有《春秋》之书，同时也认为孔子另外写了一部《春秋》。而孔子所撰的《春秋》则包含了自己很多的思想和判断，这足以说明孔子所撰《春秋》乃是著而非编。虽然此书与历史重名，但孔子所撰绝不同于那些书，故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说：“《春秋》之所以入于六经，是因孔子从鲁史中取其义。离开孔子所取之义，则只能算是历史中的材料而不能算是经。” 历史上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孔子作《春秋》一书是只参考了鲁国史，还是还参考了其他的史书。前者的观点被大多学者所本持，比如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说：“孔子因鲁史为《春秋》，一断以礼。”然而今文学家则认为孔子作《春秋》除鲁国史外还参考了其他的史书，孙瑴编《古微书》中认为：“闵因叙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按照以上所说，孔子作《春秋》以鲁国史为主，同时参考了一百二十国史书，但后世学者从《春秋》一书中发现其仅提到了五十多国，如果再加上戎夷等也不过六十国，那为什么有一半的国家的事迹没有在《春秋》体现呢？徐彦在《公羊义疏》中解释是：“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宝书，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则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 徐彦认为孔子得到的史料确实是有一百二十国之多，但孔子翻阅之后，认为有些史料不符合自己所强调的微言大义，所以他弃而不用。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实赞同者和反对者都拿不出证据，只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进行评说。 孔子作《春秋》主要是依据鲁国的史料，后世对此基本没有争论，但孔子是从哪里看到鲁国史书呢？说法之一乃是孔子曾前往周王宫去看书，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就持这种观点；“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也有人说孔子没有亲自到周王室去看书，只是派他的弟子们前去周王室取书。朱彝尊在《经义考》中引闵因的所言：“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 班固也认为孔子没有前去周王室观书，他只是在鲁国跟左丘明一同观看史料：“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汉书·艺文志》） 孔颖达在《春秋左氏传序疏》中记载了汉代公羊学家的说法：“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这段话称孔子跟左丘明一同前往周王室去看书，回来之后撰写出了《春秋》，但是《春秋》一书写得太过简约，左丘明担心后人读不懂，于是就对《春秋》作了详细的注释，这就是《春秋左氏传》。 但是，元代经学家郝经反对这种说法，他在《春秋三传折衷·序》中说道：“《严氏春秋》又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此又妄焉者也。圣人修经，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岂与其徒公然如京师，探天子之史而观之，以讥贬当世，必不然矣。圣人修经，高弟如曾、闵，文学如游、夏，而皆不与，岂独与丘明共之乎？亲受传旨犹不敢与，又况与圣人同时并修，分为经传乎？故此为尤妄焉者也。” 郝经认为孔子与左丘明共同前往周王室观书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后他讲出了自己的理由。那时孔子作完《春秋》之后，担心招来灾祸，他只是用口传的方式教授弟子在世上流传，既然如此的话，他怎么敢公开的前往周王朝首都去看史料呢？而他更不可能让左丘明来为《春秋》作《传》。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时间，历史上同样有着争论，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不同说法，比如他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此说乃是称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因为得不到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所以他回到鲁国后撰写《春秋》一书，把自己的思想融汇其中。孔颖达在疏《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时说：“贾逵、服虔、颍容等皆以为孔子自卫反鲁，考正礼乐，修《春秋》，约以周礼。” 可见这三位大家都认为孔子是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撰写了《春秋》一书。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孔子是在陈蔡间被围时撰写了《春秋》：“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但徐彦在《公羊义疏》中却说：“孔子厄陈蔡之时，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犹在获麟之后也。故《家语》云：‘晋文之有霸心，起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起于会稽。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愤厉志，始于是乎者？是其有意矣。” 徐彦认为孔子厄于陈蔡之时有了撰写《春秋》的想法，但那时并没有动笔，他正式写此书的时间乃是在获麟之后，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这个说法：“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 西狩获麟的时间是鲁哀公十四年春，看来这是孔子完成《春秋》的时间。黄开国在《公羊学发展史》中持这种观点：“《春秋》是孔子为拨乱反正而作，而孔子拨乱反正的想法从开始到见于《春秋》的成书，应该有一个过程。厄于陈蔡孔子开始有了著《春秋》的想法，自卫返鲁是孔子作《春秋》的开始，而西狩获麟则是孔子作《春秋》的完成。” 孔子回到鲁国撰写《春秋》的地点，《曲阜县志》中称：“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东南十里西邹村，士人又谓即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庙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以庙学官主其祭，后人随时修葺。乾隆辛卯圣斋立石以记之。”孔佾主编《曲阜地名志》中讲道： 据今发现的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石碑记载:“盖闻息陬乃圣人还辕之乡,麟经为百世不易之法。后人大恩其教泽,遂就其地建立‘春秋书院’,内奉圣象,配先贤先儒。在本村设集收税以为祭祀岁修之费,复结社八家以经理之,由来久矣。” 可见息陬村乃是孔子作《春秋》之处，在宋代时，人们于此处立了一块“孔子作春秋处”的碑，而后根据此碑又建成了春秋书院。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孔子故里史迹考略·第1辑》中讲得更为形象： 曲阜城南十五里的息陬村北，旧时有春秋书院，书院内曾立“孔子作春秋处”碑一座，任昉《述异记》谓孔子作春秋即在此地。按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八岁时自卫返鲁。据传在他进鲁城前，曾在陬地稍一休息，故后世遂把此地命名“息陬”（一说有东陬、西陬）。这里既是孔子的故乡，又距鲁城不远，在此教学和整理鲁国的历史(即作春秋或编春秋），地既清静，去鲁都查阅资料又甚方便，春秋充分体现出他的思想主张，既用作学生教学的教本，又是可贵的历史资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