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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森:游走在府县之间的李白

原创
2020-02-06  新用户144...

李白一生,心存魏阙,志佐王侯。当天子征召的消息传来,他能瞬间唱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高歌。然而,世路干戈,天意并不能久遂人愿,李白在长安,作为天子近臣,前后总计不过三年,他六十二年人生的大部分岁月,还是在帝都之外的广袤天地间行旅。这其中,又尤以在作为王朝地方治理中枢的各地府县官邸的居留时间最长;与形形色色的各级地方官吏的交往牵系,也相应成为李白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诗人冀图高飞,离不开地方官员的提携推奖;诗人身心疲困,受助于地方官员的安顿帮扶,推而广之,李白精神世界的升华与诗歌天地的恢拓,也与其长期近距离浸淫唐地方行政环境关联至深。在李白走向诗国顶峰的道途上,在诗仙盛名经典造就的过程中,唐地方行政体系及其主持者、参与者所发挥的作用,值得重看。

我国古代地方行政体系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成熟。唐代文人因为担任主官、受聘幕僚乃至充当清客等来到地方府县者众多,但李白的介入地方,却与以上类型皆有不同。他从一开始与地方府县接触,便只是希望以之为跳板而实现一飞冲天的政治理想,其内心并无与府县环境有明显实质牵缠的打算。此后,虽然李白久在地方府县间游走,甚至其身后仍需府县官员关照,但无论是李白本人还是府县官员,都将其视为不能以寻常人物相待的文化巨星,彼此间亦不存在相互制约或束缚的因素在。李白与地方府县发生关联的形态,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亦难见。这种关联,本质上是盛唐这样一个一切尚未完全定型的特殊时代与李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背景、特殊才能与特殊性格的诗人之间的特殊相遇。考察地方府县经历对于李白的影响,首先必须对于这个特殊性做出交代。同时也需指出,尽管李白与地方府县的关系具有特殊性,但是其中仍然包含着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与文化经验。揭示出这个经验,对于深化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应有积极意义。

 地方经历与李白的政治参与

李白与王朝政治牵连至深。他很早即立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用世之志,其后走向朝廷、入永王幕,一直不曾远离王朝政治。即便是面对流贬老病的绝境,依然眷眷不忘国政,临终之际,还在“冀申一割之用”,[1]希望能为形势的安定尽一份心力。表面上看,李白对王朝政治的深度介入,只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本能自觉,但如果充分考虑到李白的背景、个性与经历,则会发现能够将此志向维系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坚定,实属不易。而唐王朝地方行政体系的引导、推荐与营造条件,是支撑这个维系的关键力量。

关于李白少时,曾有一则“铁杵磨针”的著名掌故,原载《方舆胜览》卷五三“眉州”:

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媪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岩。(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中册,第948页。)

掌故自为小说家言,但言李白起初不好读书,已动“弃去”之心,这与李白的家庭和个性背景是匹配的。李白家世背景模糊,其前代所以要远遁中亚,即便逃归,也要家于西蜀小城,而非选择通都大邑,很可能有远离政治中心也即避祸的隐衷。蜀地巫道任侠之气昌盛,[2]并为李白所薰染,虽然各自理念中也有一定用世之旨,但在一个统一王朝的政治语境下,这些风习的消极色彩,极易造成对正统秩序的抵触与冲击,因而只能被严格约束乃至弃置不用。此外,李白个性浪漫,举止不免轻狂,甚或敢做出“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这样为任何正常社会所不容的极端行为。如此主客观条件累积叠加,则李白起初并不宜选择一般仕途。然而李白终于发愤“卒业”,并且一生皆以追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为职志,这其中高人的指点起了很大作用。不过现实中指点引导李白的,并非磨针的老妪,而是苏颋、赵蕤等蜀地官员与显达。

李白在蜀中,曾从赵蕤学,又蒙益州长史苏颋推奖。《唐诗纪事》卷一八“李白”引《彰明逸事》云:“(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馀,去游成都……”[3]既然赵蕤本有“征君”之号,说明受过朝廷征辟,而征辟之举,又需经由地方行政机构察访推荐,李白从赵蕤学,等于间接了解王朝政治发现使用人才的一条路径。[4]后来李白又前往成都,直接拜谒由朝廷委任的益州长史苏颋,既获崇遇,又得到了兼含肯定与厚望的考察结论:“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正是苏颋的指示,才使李白终“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上安州裴长史书》),继而扁舟出峡,走向了蜀中之外的广阔天地。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李白终于结束长期漫游,“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开始了一段失之难再的巅峰政治体验。李白的得偿所愿,其背后的推手究竟是谁?前人有过各种推论,惜皆无确证。其实李白最终所以能成功入朝,其最可能的情形,应是多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共同作用的结果。[5]而据李白本人诗文,各级地方官员的宣传推介,或许才是多种推力之中最为基础性的一端。

早在李白路谒苏颋后不久,苏颋即向朝廷上《荐西蜀人才疏》,直言蜀地有“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这应是李白之名首次为长安所知。后来李白来到楚地,又蒙都督马公重视,“一见礼,许为奇才”(《上安州裴长史书》)。两位地方大员的品题,本身就为李白的声名长价做了重要铺垫。李白还曾拜见当时在士林声望很高的荆州长史韩朝宗,希望“收名定价于君侯”(《与韩荆州书》),[6]这意味当时李白对地方官员在推荐自己入朝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已有明察。开元二十年(732)、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唐玄宗多次下诏,指示地方拔举人才。[7]李白以受天子邀请的方式再入长安,显然与此关联甚密。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中云:“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说明这位杜秀才,先是游历成都,被当时西川长官章仇兼琼看上,继而由章仇兼琼向朝廷上书举荐,最终促成“天书降问”的巨大政治荣耀。李白二入长安获得天子亲自召见,其路径与杜秀才应当并无大异。从开元十八年起,特别是一入长安无功而返之后,李白不断结交各地地方官员,屡屡于诗中明确表达希望地方官员提携之意。[8]居家东鲁期间,李白频繁写诗寄赠当地及附近官员,请求荐引,“我有结绿珍,久藏浊水泥……拂拭欲赠之,申眉路无梯”(《赠范金乡二首》其一)既表达自己有材无用的苦闷,更希望对方能够认识自己的价值,为自己的升迁发迹铺路设梯。天子之命,本使地方上负有不容辞却的荐才之责,[9]而官员们既然愿意与李白来往,已反映出李白的才华得到承认。只要他们也如苏颋、章仇兼琼那样,向最高君主举荐李白,只要这类笔墨言辞源源不断传入长安,在唐玄宗及其核心成员的耳边形成回响,那么天子的下旨征召,李白的入朝,就是指日可待的大概率事件。

李白长期在地方府县中游走,获得了认知社会的契机。这种认知,使李白对王朝政治愈见亲近与熟悉,特别是当其被“赐金还山”乃至长流夜郎之后,由于他主要生活在地方官员所营建的环境中,对王朝政治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具体而微的影响,体验更深更真切,也就更自觉地加强了一份责任担当。注意这一点,则李白后期所表现的种种不愿与政治疏离的思想行为,也就不显过分突兀。

长安首尾三年,已经切身感受朝堂冷暖的李白,内心早有归意。玄宗诏令还山,对诗人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天宝三载离开长安不久,李白即往请北海高天师等人授道箓,后又启程远游吴越,“不向金阙游,思为玉皇客”(《草创大还赠柳官迪》),看来已是决心与朝廷做久别,而要彻底遁入方外。然而即便如此,李白还是对政治恋恋不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如学者所言的“在入朝的实际生活体验基础上,感情上建立了一种与朝廷、朝政难以割断的联系”(《“诗家三李”论集》,第50页),另一方面也因接触实际之后所带来的认识深化与思想触动。南行求道途中,李白曾有《丁督护歌》《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二诗,写的都是地方行政情状。前者按王琦说,乃朝廷取石北运,“期令峻急,役者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此诗”。[10]后者则追怀了开元名臣齐澣开通伊娄河,“丰功利生人”的历史功绩,一正一反,寓含昔是而今非的政治评判。面对在地方上所感知到的已经征象昭著,且远非个人一己之穷通所能涵盖的,关乎国运的朝政危局,诗人显然会思效力,而非选择作壁上观。

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盛衰的分水岭,也是检验中央与地方凝聚力、执行力的试金石。乱起之初,黄河两岸各地府县官员,固有奔亡附逆者,但还有一些地方组织的勤王义军,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叛军脚步,也提振了社会信心。后来虽然长安沦陷,有关重要据点的坚守,既保存了唐王朝的实力,也让唐玄宗看到借助地方力量平叛的可能性。奔蜀道上,玄宗下“制置”之诏,特别是命永王李璘主持江南军务的同时,也赋予其人、财、事等资源的分配与处置权力,显然包含着冀图地方救护中央的政治考量。李白在叛乱之初即表明“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扶风豪士歌》)的鲜明态度,希望如张良一样,在乱世里做出一番事业,并非如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所判定的要当一个“逃亡分子”(《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67页)。作于唐肃宗至德元载(756)的《赠溧阳宋少府陟》诗中,诗人急切向地方官朋友表达自己不忘君臣恩义,愿意丹心救国的志意,并与这位宋少府相约:“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应永王征召后,他又有诗云:“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永王东巡歌》其五),将“诸侯不救”与“贤王远来”对举,以永王水师东下来呼吁各地实权人物应立刻集结力量,共同平叛。李白所言,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诗人对地方府县负有救护中央之责有清醒认知的前提上。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但他不顾自己已被肃宗朝廷打入另册,正该彻底避开以求全身的现实处境,仍然不断请求荐引,“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登朝若有言,为访南迁贾”[11]等诗句频频出现,其中固有其个人功名心“作祟”,但是,形势的无所改观,恐也是促使李白希望为国纾难,贡献残力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对于形势的观察与判断,同样是由于诗人在这之后长期与各地主官密切联系,得以及时且真切地了解时局变化。直到李白辞世,安史之乱都未彻底平定,北方仍处动荡,李白《豫章行》即为悲悯北方“征戍之将士而言”(《李太白全集》,上册,第344页)。南方的局面又开始不安,李白东返逗留江夏期间,荆襄一带发生康楚元之乱,诗人连作数诗,既指斥作乱者为“鲸鲵”(《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又将动乱带来的伤害道出“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到了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寓家当涂,一方面李光弼与史朝义在河南鏖战犹酣,另一方面,润州的刘展之乱、浙东的袁晁起义更近在咫尺。连年战祸,受虐最深的还是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国家乱离在地方上的微观表现既为李白近距离感知,那么由此受到的巨大思想情感激荡,必然促使诗人升腾起一种强烈的参与王朝政治重建的志气,“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赠升州王使君忠臣》),甚至在生命将尽之际,依然壮心不已。

 地方经历与李白的身心安顿

李白周旋地方府县,希望由此登陟要津,然而现实中有能力助其圆梦的地方政治人物并不易求。尽管如此,地方府县的存在,仍为李白营构了一个可供安顿的后方。有这样的后方存在并提供支撑,则无论求官失意之后,或是乱后无归之时,[12]无论从“逆”遭贬之际,还是垂老流转之馀,李白的生活得以安定,精神也能得到舒展。

郭沫若曾据“兄九江兮弟三峡”(《万愤词投魏郎中》)之句,推测李白应该有两位“坐庄”经商的兄弟充当其“富厚的后台”(《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21222页)。李白生性轻财好施,加上长期漫游,确实需要一个稳固的经济来源作支撑,但现实中真正有能力对诗人持续资助的,或者说李白寄望最深的,还是地方行政体系。李白早年寓居安陆,曾将自己东游维扬黄金散尽而至“丐贷”营葬其友的仓皇情状向安州的裴长史陈诉,到了暮年流落皖南,他更因酒债难偿而写诗给宣城的刘都使借贷,中云:“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赠刘都使》)虽不免悲苦,但也说明他愿意向地方官员坦陈自己的生存困境,希望能得到接济。而从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馆”字可知,他确实长期生活在由地方府县所安排的居所之中,这也是李白受到地方官员照拂的重要例证。[13]

除了使李白的基本生计得以保障外,地方官员与李白进行各种交往,更为诗人带来了特殊而有益的精神体验。一入长安前后,李白曾在京郊府县以及南阳、洛阳、太原等地游历,不少地方官员都曾为之安排过周到的游赏宴乐。李白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中即追忆他和友人元演受多地官方热情招待之场景。在汉东,当地太守为李白一行举办宴会,不仅亲自起舞助兴,而且还以锦袍之赠,来表彰诗人的文才;[14]又由于元演之父当时正在太原任武职,诗人开元二十三年北游太原,获得了更为惬意的游赏兴致:

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

孤立地看,诗中所写的琼宴醉饱、晋祠泛舟、美人歌舞等场面,或许难免奢靡放纵之嫌,但是一则太原在唐前期一直承担着防御突厥进攻的军事重任,[15]李白此游所以能乐享胜景,侧面折射出的却是开元后期北疆已少严警的可喜局面。再则李白此前求仕无门,屡遭冷眼,因此当时这种热闹华贵的声闻感受,对诗人也是一种极可珍贵的精神慰藉,而这种慰藉,本质上是源自像元演之父这样的地方实权人物的照顾。

“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东武吟》),如果说天宝元年应诏入京之前,李白所对应的社会身份尚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文士,那么去朝堂上走一遭,蒙最高君主顾盼之后,其作为文化名流的角色骤变,自然使其声价陡增,纵然离开中央,在地方也能产生巨大的轰动与追捧效应。天宝三载离京东返经停商洛,即受到了裴姓使君的优遇,“我来属芳节,解榻时相悦”(《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在裴氏的陪伴与安排下,李白游石娥溪,吊四皓墓,这是诗人刚刚脱离长安三年屡贻讥诮、独坐孤吟的精神压抑后所获得的全新的社交体验,反映了地方政治人物对李白的看重,截然不同于此前的朝堂群小。“明发首东路,此欢焉可忘?”诗人的夫子自道,显示出他对于裴使君的感激。后来李白回到山东、南游金陵、宣城,一直保持着与各地官员的密切互动。在山东,他应邀为雍丘崔明府的丹灶题诗,观览博平王少府的山水粉图,赴砀山刘少府之约“泛宴喜亭池”,[16]又与从祖济南太守共游鹊山湖……,这些来自地方官友朋的邀请,对已经离开长安朝堂的诗人而言,应酬之外,更是一种雪中送炭般的精神安抚。

不过对于李白而言,他最珍视的,或者说对其精神最起安抚作用的,还是他在政治上遭遇巨大困顿与挫折之时,地方政治人物所给予的理解与护佑。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一是他天宝十载北上探访安禄山反迹之时在沿途所受各地长官的接待。二是因永王璘案获罪之后,各级官员所及时伸出的援手。

天宝中期以后,安禄山必反已渐成唐朝野上下共识。李白天宝十载至十一载间进入安禄山幽燕巢穴,在实际察访中预知到危机的迫在眉睫。[17]多年以后,诗人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还以“弯弧射天狼,挟矢不敢张”的诗句追叙当时忧惧。而当诗人带着这份忧惧南归之时,身为地方主官的韦良宰为其举办盛大宴会:

逢君听弦歌,肃穆坐华堂。百里独太古,陶然卧羲皇。征乐昌乐馆,开筵列壶觞。贤豪间青娥,对烛俨成行。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欢娱未终朝,秩满归咸阳。

显然,能在脱身虎穴,惊惶未定之际,受到韦良宰这样的地方官员的迎候,一定程度上松弛了李白的神经,也有助于诗人思考下一步行程。

为了及时将自己的幽州见闻上呈天听,李白决计三入长安,[18]然而“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察余之忠诚”(《远别离》),进谏无门,有恨难诉。此时,还是地方官员的出手,让李白在极度苦闷忧惧中,有了可供入海从龙的新的栖身之地。《江上答崔宣城》诗云:

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台岭荫长松。

首四句言诗人与时任宣城令崔钦[19]在华岳相遇。中间八句以问答形式表明自己终无可恋,去意已绝的心志。最后四句则言崔钦向诗人发出来访邀请。天宝十二载秋,李白南下宣城,自此至安史乱起避地剡中之前的三年里,李白一直在宣城。他和宣州辖境府县两级几任官员相处,谈诗论文、游赏风景。当时,朝堂上的腐败、边疆上的祸患已入膏肓,杜甫切近观察,即已既感慨个人颠踬,又悲怜国运漂荡。其实与彼时尚无缘接触核心政情的杜甫相比,早有高层政治体验,且早做实际挽救努力的李白,内心所受震荡可能更大。不过李白毕竟还拥有一大批有能力且愿意助其解脱的地方官友人,这使得李白有可能将无计消除的深重政治忧虑与巨大精神苦闷稍稍放下,去亲近迥异于北方朝堂之上的,由地方府县经营的旖旎风景。

因参谋永王军幕而遭惩处,这是李白遭遇的最生死攸关的政治失败。李白下狱之初,本人做过自辩,其妻室曾多方奔走营救,崔涣、张镐、宋若思等大员也确曾试图宽缓处置,但是在涉及封建王权之争这一根本问题上,无人不晓其中厉害。因此,讨论李白获罪之后地方政治人物对其提供的救助,重点绝非寻绎后者使用何种手段来帮李白脱罪,而是考索当李白领刑首途,且就此背负政治“污点”之后,地方官员们对其持何种态度,又究竟对李白此后的人生带来何种影响。

“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虽几经反复,李白终于不免肃宗忌惮而长流。需知,在那样一个肃宗竭力清算整肃玄宗、永王势力的大背景下,李白能否生还尚未可知,因而内心悲苦不难想象。宗璟作为亲属彼时的陪伴相送固然为李白所需要,但是他更关注的是,地方官员们会否因其重罪之身而躲避不及?所幸李白整个往返,一直备受沿途地方官员的款留。“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这是李白出发之时,浔阳当地官员的送行场面。行至江夏,李白不仅获得一位长史叔与薛明府设宴留欢,不仅在汉阳王县令的厅堂之上大醉酩酊,而且还收到了四百余里之外的故人——时任荆州长史的张镐托人送来的罗衣与诗什……地方官员如此厚待李白,正说明他们并没有把他当成是附逆的罪犯,这显然给了几至绝境的李白以极大宽慰。待及诗人遇赦东返,再经江夏,地方官员又为李白组织了各种更为盛大的宴豫游赏,使得李白的精神更加释放与畅快,类似“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寄谢弦歌宰,西来定未迟”“他日观军容,投壶接高宴”“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20]等相约相期的诗句,于此间集中出现,折射出诗人劫后余生,喜不自胜的高亢心情。所以能及此,固然是由于终得王权宽宥的庆幸,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地方官员群体一直以来的未曾离弃,“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场大的动荡,足以鉴照出一切人间冷暖。李白的诗歌,说明他深深感动于这些地方官员的交道。在当时那个动辄得咎的险恶情势下,如果没有这些重视朋友情谊的地方官员的仁义与体恤,那么李白只能在萧索孤寂中长途远征。如果真是那样,诗人还能否等到“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的千里回还,或许终难预料。

 地方经历与李白的诗境升华

地方府县给予李白大量的、长期的支援,为李白减轻了严峻的生存之困,为李白守护住微弱的理想之光,从保全一位大诗人的性命角度予以考量,仅凭这点贡献,也完全可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为那些府县官员们记上一大功,但是他们的功劳远不止此。他们更重要更深层的贡献在于,为李白登上中国诗歌的顶峰,营造了一片广袤而又厚沃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土壤,提供了从现实养料到精神局面等多种质素的具体滋润。李白诗歌之所以能包含深广的社会内容、之所以能浸润丰沛的思想情感,之所以能呈现巨大的艺术独创,不仅是由于李白的天才,不仅是由于他生逢盛唐这个“时代的顶峰”,[21]也得益于地方行政体系的存在所发挥的作用。

与地方官员长期深入交往,为李白深入考察地方行政详情,继而成为唐诗史上第一位较为全面描写地方官员群体工作生活状态的诗人,创造了客观条件。唐代是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治理架构发育日渐完备的重要时期,不过文学中对于这一架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社会生态丰富性的介入与书写,并非同步。尽管从初唐起,就不断有诗人行走地方,与地方官员开展交往并产生诗作的事例(如“四杰”),不过那更多是一般性的唱酬,客套成分较重;初盛唐时期也有一些中央显宦因为政争失势获贬地方而形诸诗咏(如张说),但其内容所及,多集中于个体情感的抒发。从诗史演进的角度考量,并未超出前代谢朓、沈约等人地方诗文所开辟的疆域。在李白之前,高适、岑参、王维等人虽已基于实际赴边经历而对边镇军募与市井情状有过描绘,但将地方政治与社会生活作为一类独立素材,真正纳入诗歌书写范围,李白是第一人。

李白在地方,接触到当时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以实际观察与亲身体验作诗,特别是对各级地方主官施行善政与文采风流的书写,构成其诗歌中一道独特风景。如《赠徐安宜》诗,李白借一位“楚老”之口,表彰徐姓县令在安宜任职期间,通过积极主动的“制锦”“操刀”,吸引流民,劝励农桑,以至治境之下呈现出一片安定景象的治理佳绩。《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赠从孙义兴宰铭》二诗,则从多个角度细致刻画了安史之乱以后有关地方官员在一片衰残破败的乱象中,对于治境秩序重建所作贡献。李白诗云:“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赠闾丘宿松》),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官员的作为,对其作出客观评价,确乎不能浅尝辄止,而是要真正沉潜下来。假如李白不是对地方社会有入里把握,不是对地方府县官员的职责使命与工作内容有切近体察与深刻理解,那么他必然无从对于像义兴令李铭、当涂令李阳冰、安宜令徐某等地方官员的政绩与情怀做出逼真贴切之点评。评价政情之外,李白还对地方官员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细致描绘。由于李白在地方上久被视作贵客,地方官员组织的各类宴豫游赏、吟咏品题,李白多能参与并将其写入诗中。《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宣州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等诗,涉及赏画、酒饮、出游等多项内容,风致潇洒、用笔戏谑、情韵悠长。这类作品,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地方官员群体的品位格调,也证明地方经历对李白诗歌表现天地的拓展,具有关键支撑。

长期游走地方府县,使李白得以深入察访王朝政治在底层社会的微观表现,幷据此反察王朝政治运行的得失利弊,进而在诗中深入表达政治见解,增强了其诗的思想深度。以当时社会最为关注的西北边患为例,李白创作过大量涉及这一问题的诗歌,但是前后的关注重心与态度向背,却有明显不同。《赠郭将军》《白马篇》《出自蓟北门行》《塞下曲》《塞上曲》以及《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送族弟绾从军安西》等早期送别诸诗,多以赞美将士神采威风与表彰义勇精神为旨,《子夜吴歌》虽已触及战争消耗,但“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既然将对手置于和平的破坏者位置,远征也就具有合理性。而那则著名的李白醉草《答蕃书》的掌故,就更能反映出一种大国自尊的心理。到了《关山月》《战城南》以及《古风》其六、其十四等作,情况则有了重大转变,诗人开始以沉重笔墨揭示战争的持久惨烈及其所带来的流血牺牲,并且直接发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忧愤之语,表达了鲜明的反战倾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公然将当时社会吹嘘热捧的“石堡城之役”定性为非正义的“屠”,[22]并且明确指出“君不能学哥舒”,对穷兵黩武予以否定。诗人何以能及此?只能是受亲身见闻之触动。自天宝元年起,唐玄宗开强力推行军事冒险,在河陇、云南等地多线出击。大规模的军事扩张需要兵员,从河南河北,直到江南等地靑壮,皆在征用范围。这个征兵及其对内地农桑和社会稳定的破坏,李白由于放还后久在齐鲁与皖南之间往来,特别是与当地府县官员交往交流,而得以切近感知。《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云:“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古风》三十四中云:“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群鸟”句用《庄子·在宥》“乱天之经,逆物之情”典,刘学锴云:“‘群鸟’句用典,正示此次征兵赴边的军事行动是‘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的不义之战”,[23]两相对读,可知李白对于战争态度的前后逆转,根本上是因为他通过那些地方官员接触到了实际情况。边事之外,中年以后的李白,不断在像《古风》五十九首这样的诗歌中,[24]深刻而广泛地揭露当时长安的政治黑暗、风气浇薄、人才受压,在很多问题上比同时代的诗人们见机更早、反省更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拥有府县官员群体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参照系。

杜甫曾感叹自己:“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满含无奈。杜甫后期,“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虽然也备受各地长官接济,但是具体到其所接触的人物,严武“前后在蜀经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旧唐书》本传),郭英乂“既至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旧唐书》本传),高適虽为诗人故交,然其为人“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旧唐书》本传),且因反对房琯而与杜甫“政治上并不投合”,[25]都难以真正被杜甫看作知音。李白则不同,他是有知音的,他的地方官友人,与其或志同道合,或诗酒相亲,特别是那些和李白同样遭遇风浪而在心理上相通相惜、相互激励的贬官群体,由于同为当代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对于李白的理解包容,爱重护佑乃至在重大政治立场上的接近,使得彼此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存在共鸣,这显然为李白后期写出一系列主要以这些“知音”为倾吐对象,包涵更为厚重宏大社会历史与思想情感内容的五七言“叙情长篇”,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原动力。

李杜集中,均有一类具有掣鲸碧海气势的五七言长诗,前人谓之“叙情长篇”,[26]但是细究起来又有不同。杜甫的这类作品,前期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后期如《昔游》《遣怀》等作,均为独吟,其中成就最高的《咏怀》《北征》,正如余恕诚所云:“不涉交游。”李白的叙情长篇,则多具交游性质,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高度评价李白五古长诗的艺术成就,云其“兴趣所到,瞬息千里,沛然有余”,[27]其用以论证所引之十二例诗句,有七例明确为寄赠地方官员之作,分别是《留别广陵诸公》《经乱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赠从弟宣州长史昭》《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占比58%强,这类长诗,除许氏所引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特别是最能体现李白五七言歌行特点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江夏赠韦南陵冰》等诗,几乎全是写给地方官友人,其共同特点是内容的浩博与情感的激荡,忆往昔交道、歌今朝欢会、状社会百态、评国政得失,发人生感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全诗一百六十六句,涉及长安求仕、离京初别、北上探险、贵乡再饮、安史祸乱、参谋永王、今日三聚、赏舞论诗、冀求荐举、情牵国运等十个方面内容,其中还穿插各种具有深度的社会历史议论与人生感慨,如“一别隔千里,荣枯异炎凉”“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都是阅世至深之后方能体悟提炼出的思想精华。李白交友广泛,遍及三教九流,李白也有大量诗歌写给道友、平民、江湖朋友乃至长安朝堂的权贵,但是只有在面对地方官友人时,李白的心臆才会被充分廓张,古今上下、叙议纵横。李白是一个思想深邃、情感丰沛的大诗人,他的思考与感触,尤其涉及政治层面,上层未必愿意听,普通人未必听得懂,只有那些彼此信任的地方官员群体,才是最为合适的谈话对象。也只有面对他们,诗人才能少有拘束地痛快表达,相关诗歌才能大开大合,展示出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与历史厚度。

以上诗歌,多有明确问题指向或人事背景,创作上受李白地方府县经历的影响痕迹,较为易显易察。而那些最能作为李白文学标识的经典作品,长诗如《蜀道难》《梁甫吟》《梁园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赠卢侍御虚舟》,短章如《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春夜洛城闻笛》《赠汪伦》《望庐山瀑布》《劳劳亭》《秋浦歌》等,或雄奇壮美,或明秀飘逸,但都充其量只能大致推定创作时间范围,有的则很难系年,[28]这些作品,是否也与诗人的地方经历存在联系?

《彰明逸事》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颇可寻味:

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离徙,已有凤雏态。(计有功《唐诗纪事》,上册,第271272页)

指出李白蜀中作品“大抵皆格律”,并言其“微类《宫中行乐词》体”,皆显“体弱”之态。这实际上就是认为李白帝都和蜀中时期的作品,虽已初显英气,但无论是体裁,还是格调气骨,均尚不足以代表其诗歌成就,核诸李白的全部创作,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李白现存的绝大部分作品,特别是那些代表其文学高度与主体风格的诗歌经典,大多还是创制于帝都和蜀中之外的广阔天地间,尤其与其长期生活在地方府县环境的特殊经历联系甚密,只是这种联系更为深层更为潜在。这种潜在的、深层的联系,是指长期在地方府县游走、受府县官员推重,使诗人能始终保持一份高度的自信,从而造成其诗歌始终充盈着一种永不衰竭的浩荡英气。具体来说,则表现为对自身文学才能的自信,对时代光明进步的自信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养起的一份自在自足、从容健朗的心态。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无论李白对自己的事功期待如何落空,他的文学天才一直为时所称。以在成都初谒苏颋为起点,其后,从荆楚到吴越,从河南到太原,从东鲁到皖南,从九天宫阙到万里贬途,社会上,主要是各级官员对于其文才的承认,从来未曾发生改变,这对保护李白的文学自信,增强其创作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李白曾自言:“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庐山谣》),话说得很狂傲。尽管在盛唐诗人中,狂傲者并不鲜见,王昌龄、王翰,以及杜甫、高適等人,为人处世都有使性尚气的一面,这一面往往也能造成诗人某一特定时段与领域创作的奇思壮彩,但若论将自信保持得始终如一,且长久地、元气淋漓地贯注于诗歌之中的,他们都不如李白。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兴酣”缘何而起,“笑傲”向谁而发的问题。“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人们往往会更关注一处处让李白激动的阳春烟景、伟丽山川,但是那春夜宴游的环境、官员友朋的相邀,才更可能是让诗人产生“不有佳咏,何伸雅怀”的创作冲动的触媒。李白在地方上,类似的由地方官员所组织的宴游活动经常参加,不能简单认为有涉庸俗,要充分估量到其对调动作家创作积极性的正面作用。“名公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这样写于府县宴豫环境的诗句,虽是评他人之画,也体现着对自身诗歌艺术境界的更高追求,也正是在这首诗中,李白写道:“高堂粉壁图蓬瀛,烛前一见沧洲清。洪波汹涌山峥嵘……与君对此欢未歇,放歌行吟达明发。却顾海客扬云帆,便欲因之向溟渤。”这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写之景象、所用之词语,所显之气势,相似度极高。不仅如此,李白那些描写蜀道、黄河、长江、五岳的诗句,许多都能在其与府县官员的唱酬之作中找到影子,说明这种李白式的对于名山大川的文学建构,往往需要特定创作环境的刺激才更有可能一气呵成。可将李白与杜甫做一比较:杜甫的山水诗,更着意于对山水作客观的工笔描摹,完全不像李白所擅长的那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时甚至发生巨大变形的泼洒。艺术个性的差异之外,人文环境的影响因素不可小视。杜甫虽然早年也有过裘马轻狂、放荡齐赵的快意游览,但是那些代表其山水诗特点的陇蜀纪行诗与长江风景诗,却大多作于其辛勤跋涉、漂泊愁苦之时,“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杜甫《秋兴八首》其八),杜甫后期,长时间独自吟望,这是使其诗歌呈现厚重苍郁色彩的重要心理原因,而李白身处热闹氛围中的机会很多,且往往会使其很快得以心胸开张、精神快慰,因而给李白诗歌的气势雄放创造了重要前提。流贬折回途中,李白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说明苦闷压抑的生存处境,会严重限制李白的诗思飞跃,只有环境轻松,他才更有可能达到“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理想创作境界。显然,地方官员对李白的文才长期看重,并为其文才的展露积极提供条件,这才使得李白始终能保持一份高昂的文学自信,进而保持其诗歌的主体艺术风格。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三首》其一),这是在赐金放还之际,李白对长安生活所写下的回顾性诗句,李白在长安,虽然待遇优渥,但心情郁结,对有的不平并不真的能明言无拘,而当他进入地方以后,却敢于对长安朝堂做出各种尖锐乃至辛辣的抨击与讽刺,写出像《玉壶吟》《梁甫吟》《将进酒》这样充满志气的歌行,以及“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语气很重的诗句。原因何在?欲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当时中央朝堂与地方府县之间的对抗性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健康因素,有所注意。

直到开元、天宝时期,尽管已有初唐百年宫廷斗争,但是门荫大族还是中央朝局的主导力量。门荫大族秉政,从具体行政效率与对局面的控制力看,有其积极意义,[29]不过由于其自身的封闭性,长远看会对社会活力的增加造成阻碍,也不利于统治基础的巩固和扩大。面对这种政治格局,一般文人要么选择以放弃尊严而依附,要么选择为保全性命而远离。李白进入长安,亲身体验了这个集团的僵化与腐朽,他的背景和个性,与长安的环境显然格格不入。李白不是没有想过逃避,但“身在现世,怎么离去?”(鲁迅《文艺与革命》)既然逃避不了,又不甘依附,只能选择斗争。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寻找到可以支持抗争的基地。幸运的是,当时的地方府县环境为李白提供了特殊的支撑。当李白进入地方,他发现,即便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有像李邕、裴敦复这样的正义力量在和黑暗势力作斗争;当他来到地方,他发现,即便长安群小庸碌无能,那些夙夜在公的府县官员依然在竭力进行有效地方治理;当他进入地方,他发现,即便那些君王公侯因安史之乱而仓皇四窜,地方上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依然强劲自觉;当他进入地方,他发现,即便自己早已被最高君主视作“穷酸”乃至判为罪囚,地方上的有识之士仍然能对其热情肯定、倾心维护……正是这些对抗性因素的存在,才使李白对于王朝的未来还抱有信心,才使李白不愿轻言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因此也就敢于在诗歌中嬉笑怒骂、壮怀激烈,与贪墨者斗,与鄙吝者斗,与分裂者斗……并且正如林庚所云,是“表现为更解放,更无顾忌,更尖锐,甚至于说是更放肆的语言”(《诗人李白》,第24页)。地方府县环境的存在,使李白的热爱国家与追求光明得到广泛认同,即便是长安浮云蔽日,他仍能于地方上发现亮色,从而也就为自己的坚定信念找到理由。试想,假如当时的地方上也是一片死寂,让李白感觉毫无希望,让他心灰意冷,他又何以能有动力去创作出那些有筋骨有格局有怀抱的豪情之作来?

地方上的光明与生命力,不仅让李白斗志饱满,也让他有机会充分去发现、去体会生活的暖意,进而以开朗舒展的眼界与心境去观阅世事、体认人心,这使他的诗歌,特别是后期所做不少短章,语言上、气蕴上,都进入到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明净悠远之境。李白在皖南,写下诸如“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30]等许多深刻精警,逗人情思的千古佳句。这其中,固然有皖南明丽山水的“江山之助”,固然有南朝乐府民歌的文学滋养,同时也要注意到长期与各级地方官员相过从,对李白创作境界的影响。李白在地方上,生活大体安定,心情能保持愉悦,他所接触的地方官员群体,才干、品格、胸襟、辞藻、神采,也都各有优长。由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的相对自足完整的地方小环境,使李白有可能在天下汹汹的大时代中暂得“偷安”并相信生活仍有向着美的方向进步的希望,从而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提升李白的阅世观念与思想境界。进而推动其诗歌境界的升华。李白《赠秋浦柳少府》诗云:

秋浦旧萧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树桃李,此地忽芳菲。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时来引山月,纵酒酣清晖。而我爱夫子,淹留未忍归。

地方官员通过积极作为,使辖境焕发生机,也使寄身此间的诗人感到欣慰,愿意展示诗情,因此诗人也就积极主动走出馆驿,寻访美丽景致,营造创作氛围。好诗做成,反过来又进一步让诗人增添了对当地的流连忘返之情,产生了长久居止的心意。这就是从地方善政到佳作形成的逻辑轨迹,也是政治与文学相互推动、互为表里、良性循环的典型例证。

 地方经历与李白的价值呈现

李白从蜀地走来,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31]一直身处由他所持续掀起的文学与文化风暴的中心。此后的漫长岁月,尽管李白也曾遭遇过如清人王琦所深以为非的“评李则多深文而索垢”(王琦《李太白全集》序,下册,第1686页)的不公,但其经典地位却一直未受撼动。李白所以能获得既煊赫当世,又超越时空的声名,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身上所蕴含的独特价值。李白价值的发现,过去的研究或从一时一地着眼寻找成因。其实,如果充分注意到李白长期深入的地方经历,注意到相关地方官员在李白生前身后所做的大量工作,可知地方官员群体对李白价值的完整呈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根本上为20世纪以后李白接受新局面的开创,提供了遥远却有凭藉的根基。

地方官员们首先发现了李白的文学天才。李白足堪与司马相如并肩的文学天才,早在其于成都路谒苏颋之时便受到肯定,一句“四海明识,具知此谈”(《上安州裴长史书》),显示出这个肯定在社会上的认同度。其后,无论是“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留别西河刘少府》),还是“梦得池塘生春草,令我长价登楼诗”(《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都显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级行政官员对李白的文学天才不仅有统一认识,而且能非常精准地把握住李白创作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那篇最早自叙行状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还引了一段从元丹丘那里听来的前安州都督马正会与长史李京之的谈话:

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丘亲接斯议。

以上所引各种对于李白诗歌的评论,多是通过将李白与前代优秀文人并举同提的方式来肯定其成就与地位,而这段文字则指出“李白之文”与同时代“诸人之文”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李白在文学上的特殊性。将这段文字与李白《古风》其一对读,即可发现,李白所感叹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局面,就是对于马正会指出的“诸人之文”缺点的进一步概括凝练,而李白所展望的“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富有活力与气势的文坛景观,在李京之眼里,恰是具体地呈现于李白本人的艺术创造中。地方官员对于李白作为文学天才的独特价值揭示能够如此精确而具有高度,并且还能在长期的接触交往过程中,精心呵护这一文学天才,不断推动其价值的厚殖与丰富,这既是相关地方官员的贡献所在,也是他们的智慧与见识所聚。

李白个性豪放、不受拘束,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容易引起讥评。人们所熟知的唐玄宗斥李白为“此人固穷相”(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一二)“非廊庙器”(孟棨《本事诗·高逸》)的掌故,以及理学家所指责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自不待言,就是选李白诗十三首入《河岳英灵集》的殷璠,在肯定其《蜀道难》等篇“奇之又奇”之前,首先还要指出:“白性嗜酒,志不拘检”,[32]亦含有明显的批评之意。但是当李白来到地方,其“好酒”的个性,却得到了官员们包容,“与君数杯酒,可以穷欢宴”(《赠王汉阳》)、“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经乱后将避地剡中刘赠崔宣城》),说明即使针对李白“好酒”这一重大“缺点”,官员们不仅没有任何抑止,相反却时时以酒相招、以情相待。更为重要的是,官员们还将李白的“好酒”,看作是其反抗黑暗与自我保护的武器,如李阳冰云“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草堂集序》);刘全白云:“(李白)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云:“(公)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上世纪八十年代,程千帆在《唐诗的历程》一文中,曾这样评价李白:

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授之以轻蔑。这种被现实牢笼而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莫砺锋编《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906页)

在另一篇《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中,程氏谈及杜甫所写的李白好酒,又重新引述了这段文字,并特意在“一切美好的事物”加了一个括号注:“当然也包括物质享受在内。”(《程千帆选集》,下册,第1439页)如此,则李白的好酒,不仅应看做是热爱美好事物的特殊方式,也是反抗黑暗与庸俗的一种精神力量。程氏的看法,显然带有在新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观照古代作家的崭新视角,但若论远源,李阳冰等人的认识,则可以视为异代知音。

由对李白好酒特质的肯定,府县官员们进一步标举出李白的傲岸不谐的人格形象。李白性格豪放,特别是在长安三年,结怨甚多,其本人诗文中也多有折射。殷璠所给出的“志不拘检”的评语,显然与此相关。然而地方官员们的文字中,写李白戏弄高力士。惹怒杨贵妃,都没有任何斥责之意,而是满含同情。李阳冰云李白“故王公趋风,列圣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风”(《草堂集序》),李华云李白“上为王师,下为伯友”(《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魏灏《李翰林集序》则云:“世称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都刻画出李白在面对权力时不卑不亢、风流自若的神采。这些刻画,或源自于李白的夫子自道,如李白即曾说过自己“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但由李阳冰等人以第三者陈述的方式固定下来,就带有明确的盖棺论定的意味,说明他们对于李白这种与权贵取平视的态度,是支持的。后来北宋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引用夏侯湛评价东方生的一大段评语:“陵轹卿相,嘲哂豪杰……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并言“吾于李白亦云。”如果将这段评语特别是苏轼的断辞与以上文字对读,可知李华等人的文字,明显启发了苏轼的同类联想。[33]

李白一生最难自辩的就是参加永王集团。对此,他本人曾写下过“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万愤词投魏郎中》),表达了他的忧惧,不过对于这段经历,相关地方官员却选择尽可能淡化。李白本人借宋若思之口自辨的《为宋中丞自荐表》,曾强调自己入永王水军是被其“胁行”,就是要指出自己不是主动从“逆”。其实不管实际情形究竟如何,这封表文既由宋若思具名,也就显然代表了宋的意见。在那个永王李璘各种“谋主”几乎被赶杀殆尽的大背景下,[34]宋若思竟然敢于为李白尽力脱罪,其维护李白正面形象的用心,不言自明。此后,在魏颢、李阳冰、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等唐人为李白撰述的碑志序文中,这段经历,魏颢与裴敬皆用寥寥数语带过,而李阳冰等人则干脆完全略去。李阳冰等人当时多为东南地方官吏,在这个关涉李白人生重大关节的问题上,均要如此处理,显然有其考虑。其本意,一方面可能是想避免李白被视为乱臣贼子,使其大节得以保全;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包含有不易明言的对肃宗朝廷有关定性的微词。当代有学者曾通过细密的考索,尽力还原李白从璘案的细节,证实了李白的被诬。[35]其实诗人的冤屈,当时人已有深知,杜甫即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的名句,但杜甫作为诗人,言说上毕竟尚能存有一丝自由度,而李阳冰等人身当职任却能有所闪烁,其勇气无疑更加令人感佩。

地方官员对于李白形象的维护,不仅体现在大的政治品节上为其声辩,即便是对其家风传承,也进行了有益的展示。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一文,曾述及他任职宣歙时保护并重修李白墓园、寻访并照拂李白后代之事,其中描写他和李白两位孙女见面谈话的一段文字如下:

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藉。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妻,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甿也。因召之郡庭,相见与语,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闾逼迫,忍耻来告。”言讫泪下。余亦对之泫然……因告二女,将改适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余亦嘉之,不夺其志……

人们对于李白的认识,更多是其豪情浪漫的一面,但上引这段文字,却以作为地方长官的范传正的视角,通过描写李白后人“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的形容气度。通过描写两位孙女以“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的决绝理由来断然否定范传正的改适他族的提议,反映出李白本人自有博大守正之伟岸人格,且对后人影响至深,并不因岁月迁延、弱女无援而有丝毫减弱。唐代以后千馀年,尽管李白因为“诗仙”的名号而久受推崇,但是其人性光辉,却有意无意地被遮蔽,有时还不免受到曲解。只有到了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时代新风的引领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人民立场的影响下,评价李白更加客观全面,李白的优秀精神品格,也才得到更加充分深入的正面揭示。抚今而追昔,应该庆幸在唐代那样一个一千三百年前的古老中国,还有这样一批地方官员群体,还有他们能以非凡的眼光、包容的情怀、长期的辛劳,让李白精神风貌的本来面目得以被保存。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李白这颗明星才终于升腾在中国文化的浩瀚天宇,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付出,今天的李白才能更加可亲可感,这颗诗国的明星,也才终于光芒不减,耀眼如初。

余论

历来论中国文学与政治,特别是文人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片面强调其矛盾对立的一面。然而古代的政治人物,并非都是质木无文。很多时候,他们是能够对文化发展起到正面保护与推动作用的。不能简单认为只要与官员走动密切,文人品节必然有亏,或者文人与官员发生冲突,过错方一定是官员。优秀的文人与官员,是古代社会的两类文化精英。他们在一起,有时也完全可能实现平等相待、相互爱重的理想交往状态。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与地方官员接触最广、交往最深的一位,[36]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不仅深刻影响到他的人生,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创作,也在根本上决定着他给历史留存下怎样的印象。李白在诗中,曾多次以陶潜、桓温、山简、谢朓等或有吏干,或具人格的前代贤吏,来比拟他所敬慕的当代地方官员,不仅寄寓诗人自己对于优秀地方治理人才的期待,更寄寓对如何构建健康的文人与政治人物交往范式的思考。其实李白自己,以及与其有过深交的各级官员,均对此做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

(附记:本文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多位师长的帮助。其中,已至耄耋之年的刘学锴先生给出的意见尤为精准、具体和有建设性。谨向刘先生及有关师长致谢。)

注释:

[1]李白暮年有诗题为《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按本文录李白诗文,均据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不再重新出注。又,李白诗文中有题目较长者,为便阅读,试加标点。

[2]余恕诚《“诗家三李”论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页。

[3]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271页。

[4]可以作为地方官员负责具体察访隐士并劝导出山入仕工作的另一条证据,是李白的《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中云:“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说明韩氏等人先由牧伯礼请出山,然而因为“轻衣簪”亦即轻仕宦功名而选择婉拒不出。

[5]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虽然将李白的入朝归功于道士吴筠的推荐,但又说:“同时得到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等人的支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卷,第313页)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对于李白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仅靠哪一个人的力荐,是很难打动唐玄宗,促使其下旨征召的。

[6]《与韩荆州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昔王子师为豫章,未下车而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荀爽、孔融均为汉末影响力很大的名士,侍中、尚书亦显是中央职官,他们的升迁都是得益于在地方任职的王允、山涛的发现人才。李白以此为例,显然是希望自己通过韩朝宗的“甄拔”而进入中央。

[7]参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743485254页。

[8]据《李白年谱》,李白一入长安以后,接触过的地方官员有:邠州长史李粲、坊州王司马、方城令王某、汉中太守某、荆州长史韩朝宗、襄阳县尉李皓、太原尹元某、阳曲县丞王某、阳曲县尉贾某、石艾县尉尹某、安宜令徐某、东阳县量移官韦参军、瑕丘县尉王某、金乡县令范某等,除此之外,在这些地方的各种应酬场合中,他还结识了大量其他人士。

[9]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云:“臣闻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即此意。

[10]王琦校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332页。

[11]以上诗句,分别出自《送别得书字》《赠常侍御》。

[12]李白诗云:“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

[13]如“横江馆前津吏迎”“征乐昌乐馆”“宾馆罗轩盖”“伏枕寄宾馆”“华馆陪休息”等句,李白又有《题宛溪馆》诗。据李德辉研究,唐宋时期的各种馆驿,由官方统一建设与维护,对入住者有严格规定。李白并非公职人员,而能长期逗留于各处宾馆之中,显然是由地方官员出面安排。参见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相关论述。

[14]诗中云:“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据《唐诗纪事》卷一一“宋之问”条所载之“龙门夺袍”掌故,对诗才富赡之人予以锦袍之赠,是当时风尚。这位汉东太守的举动,显然效此。

[15]李白《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中形容北都太原战略地位云:“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巨镇,非贤莫居”,可证。

[16]李白有诗题为《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

[17]安旗《幽州之行发覆》一文对此段行程及有关诗歌的深意做了深入探究,参见安旗《李白诗秘要》,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372页。

[18]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从军等人提出李白三入长安说,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李白确曾有过西行救国之举。如余恕诚即曾指出,“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请救国难。终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径而隐于庐山。”(《“诗家三李”论集》,第53页)笔者认为,李白在叛乱已起之时的各种努力固是实情,但是结合李白的个性与诗文,他完全有可能在既见乱机之初,即入朝进谏,安旗《三入长安始末》《长乐坡前逢杜甫》等文,对此有详细考察,参见安旗《李白诗秘要》,第370389页、第390405页。

[19]崔宣城指崔钦,参见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80页。

[20]以上诗句,分见《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早春寄王汉阳》。

[21]林庚《诗人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2]按,“屠”字多含杀戮、毁坏等贬义。如司马贞索隐《史记·高祖本纪》“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爲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之语云:“按;范晔云:‘克城多所诛杀,故云屠也。’”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350页。

[23]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544页。

[24]按,《古风》五十九首向无明确系年,林庚认为属于“中年以来”(《诗人李白》,第20页)的作品,可从。因为诗中所触及的社会内容极其深广,对问题的辨识也极其尖锐深刻,若无相当的政治阅历与实际体验,很难写出。

[25]余恕诚《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26]余恕诚《李白与唐代的叙情长篇》(《“诗家三李”论集》,第6375页)一文对“叙情长篇”有过详细讨论。

[27]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28]李白曾五次来到皖南,他在皖南一共创作了150馀首诗歌,具体到每首诗歌,究属哪一次,并不易确考,参见《“诗家三李”论集》,第2930页。

[29]譬如李林甫掌权二十年,恰使唐王朝国力达到鼎盛,东北部族也不敢轻举妄动,李林甫的韬略才干,也确有远超张九龄等人之处,过去的研究,只要一说到李林甫,就视若寇仇,一味强调其罪过,包括对文坛上的所谓负面影响,是有失公允的。

[30]以上诗句,分别见《独坐敬亭山》《清溪行》《秋登宣城谢脁北楼》《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赠汪伦》《山中答俗人》。

[31]如果把李白开元十八年首次进入长安作为他为社会所瞩目的起点,那么到他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去世,刚过三十年。

[32]殷璠《河岳英灵集》“李白”条,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33]苏轼的这段评论及意义,参见詹福瑞《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3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对此有深入论析,参见《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80页。

[35]参见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邓小军《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等文。

[36]李白所结交的地方官员,涵盖了当时除岭南地区的几乎所有大的唐行政区域,这在盛唐诗人中十分罕见。

作者简介:王树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论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等。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地方行政与文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CZW02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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