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大学期间的我。 (到老乡老师家串门访问，还得到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我们毕业之后可能不回原单位，要去当打工分的教师。再过几天，消息得到证实。学校正式传达朝农经验,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分配工作，回乡当农民。我心凉了一半。好不容易从农村到了煤矿，煤矿虽然不好，好歹还有工资。现在连煤矿也回不去，怎么这么倒霉？ 班里炸开了锅。有说：「毕业后拿工分，这不是要集体所有制吗？现在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又让我们拿工分，这不倒退吗？」学朝农，社来社去，搅得每个人都心神不宁。后来是怎么平静下来的？记忆不是特别清楚。但记得不久军训，中文系党总支郑光荣书记来看望同学。他像聊家常一样，聊学校的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今年师院还要招收五百多，有八十个「社来社去」试点，其中有中文四十，数学四十。郑书记很关注学生思想，又很注意工作方法。他不能直接回答我们这些人要不要社来社去，只说今年会有试点。他实际上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我们是一九七四级。一百号人一个班，男生六十六人，女生三十四人。二十九名中共党员，六十六名共青团员。 不少是基层干部，省厂矿党委常委，民兵营长，大队书记大队长，大队公社妇女主任。很多在下面当过通讯员，不少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好几位老高三的同学。多年后，我访问当年教我们的老师。他们说：「工农兵学员独立生活工作能力强，基本不用老师管理，自己就管理了。哪像后来一些大学生，读书要父母送，要父母陪。经受不得事情，遇到了小事，就过不去。老是为他们担心。」他们又说：「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有差的，但也有强的。差的特别差，强的特别强。」他们说的比较客观。班主任叶树发老师是一九七○级工农兵学员刚毕业，很随和，瘦瘦的个子，清秀白净的脸，看着可亲又有点愐恬。这天班里开会，叶老师就讲反腐蚀的问题，要求做到四点：一，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摆正政治与学习业务的关系，二，改造世界观，三，加强组织纪律性，四，到学校后有没有保持工人农民的本色。刚入学是入学教育。后来有军训，劳动。) 站立说话者，当年的班主任叶树发老师，随和，热心，受学生尊敬。旁坐者，当年班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是班唐主任叶老师），南昌老高三学生，下放农村，任大队书记，即学习刻苦，到公社干部，下放老师干部那儿借书看，也省伙食费买书看的。毕业时他留校，后来担任副校长。 读书三年，开门办学特别多。开门办学有学工学农学军。学工是到工厂，学农是到农村，学军是军事拉练。 第一次是学农，时间一个月，地点在塔城。塔城是南昌县的一个公社，现在叫乡。每个组一个大队，有的也有两个组在一个大队。那时叫大队，现在叫村。我们七组和另一个组的一些同学在东游大队。 那天我们从宽阔的柏油马路，到沙石马路，再走泥泞的乡村小路。先到旁边一生产队，和八组同学一起吃午饭，接着帮当地老乡抢收油菜。天突然下雨，场上晒的油菜被雨淋了就会沤坏。雨住了，才到我们七组的住地。忙了一个下午，打扫出两间房子。 第二天上午快十点了，才请万队长来介绍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所驻的第四生产队，有三百多人，四百亩土地，平均分值只有五角多钱，粮食产量也不高，只有亩产六百多斤，是一个较落后的队。东游大队有四千人，塔城公社有三万多人。 我们接着分队讨论。一是宣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分工，二是五个问题的调查小组分工。每个组有带队老师。我们七组带队的是马列教研室的李时务老师。随队有中文系周盈科老师。周盈科老师是系党总支委员，教古代汉语，后来教我们先秦文学。他好像和锺义伟主任一起负责整个这次开门办学。锺义伟老师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主任。 这天周老师对同学说：「这个星期基本上以劳动为主。先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才能做其它工作。」 这天上午又听大队书记介绍东游大队的基本情况。下午，李老师讲课，讲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这是教学改革，不在学校里学，而在农村实践中学。又一天上午，李老师给我们具体讲如何调查研究，各个专题如何调查，用什么方法，有哪些注意事项。 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调查。还在村里用石灰在墙壁上刷「识字台」，搞学习专栏的。组长给我任务，编顺口溜，准备到生产队政治夜校做识字台。我编写道： 「主席指示闪金光，照得我们心里暖。理论问题要弄清，种田才能有方向。……」 这天下午，又听中文系汪大钧老师写作课，讲如何写调查报告。地点在东游小学。这个小学的老师也参加听课。他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听大学老师讲课。晚上队部一处大房子，办了政治夜校，我们的同学要政治宣讲。 这都是教学实践。 最初的印象不错。 所见是一望无际嫩绿的秧苗，天边一抹一抹深翠色的是村庄。住的是两间新做的砖瓦房，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看得出，他们把最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村里有五·七小学。毛主席有关于教育的「五·七」指示，大意是半工半读。我们到的当天，下午刚安置好铺盖，就邀我们去观看小学生的文艺节目，作为对我们的欢迎。 这天，大队胡书记作报告，讲他们怎样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他很会总结，说： 「批一步，进十步，批十步，进一路。」 他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狠批单干副业、投机倒把、扩大自留地、搞自由种植、自由贸易等倾向，大搞农山基本建设，修渠挖塘，调动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东游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多数生产队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第七生产队一九六四年亩产不到六百斤，到一九六八年就跨过了『纲要』，一九七○年跃上了千斤，以后更上一层楼，一九七二年达到一千二百斤，去年，一九七四年，又一跃为亩产一千三百斤。我们连年受灾，连年增产，集体经济不断得到巩固发展。这正充分说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他说得头头是道。 又一天晚上，开忆苦思甜批判会。贫协主任控诉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烧光杀光抢光。到这个地方，在一个大庙里关了二三百人，用重机枪轻机枪架起来扫射。一次，村里一个聋子没来得及逃走，被捉住，日本鬼子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我听不见哇，我是聋子啊，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啊！」日本鬼子便拔出刺刀，恶狠狠地说：「我看你耳朵聋不聋！」用刺刀从左耳穿进，右耳出来。 会场上响起激愤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我们参加劳动。先是耘禾。本地人双脚跪在地上，双手去扒。我从未见过，还是按照我在李村时的方法，拄一根小木棍，用脚盘着耘，或者象莳田一样弯腰用手扒。一下水田，我就象回到了李村，一种亲切感。五年时间没有下水田了。 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这天下午三点才出工。后来的几天也基本如此。晚上参加村里的干部会。一幢没人住的破落房子，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一张旧方桌，几条长凳。干部来开会，多是赤脚，随便围坐，坐下便抽烟，也有嗒拉着头象累得抬不起来似的。 队长讲了话，我们组长陈芳茂也讲了几句关于我们来意目的的话。时间并不长，就有几个干部好几次站起来，把烟斗插在腰间，显得不耐烦要走的样子。终于没能走，又坐下。 这天晚上又参加队里政治夜校学习。因为省里要到这个大队检查学习理论的情况。队里的干部先讲话，布置了一番迎接省里检查的工作，接着学省委书记在《红旗》杂志新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念了一遍。 参加学习的基本上是队革命委员会成员。有几个人很不耐烦，最后忍不住提出意见，说： 「不要光学在口头上，不用到实际上，生产队出勤不出力，出勤拖拖拉拉等现象，学了就要用，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天上午照常十点出工，十二点收工。二十多个人只耘了两丘田。当地社员说，这个队是「脱产干部多，社员跟着往后拖」。什么队长、会计、出纳，还有几个什么干部，都是很少劳动，工分却比一般社员多。怪道社员会没劲头。 这天上午，留了几个同学在村里用石灰在墙壁上刷「识字台」，也有搞学习专栏的。组长陈芳茂见人手够了，对我和另一个同学说：「我们去劳动吧。」于是来到村头，已经九点半了，一群社员还在田头，没有下田。 耘第二遍禾了，禾苗长高了，茁壮了。组长想起一件事，问旁边一个小青年： 「那地主的儿子也来耘田了吧？」 那人转过脸看了组长一眼，摇摇头：「不知道。」看清这人瘦小身材，小眼睛，尖下巴，瘦长脸，约十六七岁。 我和组长并排着耘禾。组长轻声对我说： 「糟糕，问到的这个就是地主的儿子。」 他又说，听说那天队长就叫他带我们耘田，是女同学也参加了的那天。 「队里也扯蛋，我们来这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却让一个地主的儿子带我们去耘禾，让我们向他学习吗？队里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没在意，只「嗯嗯」地应着。组长接着说： 「我后来听说那人是地主的儿子，很气愤，但是不敢肯定，如果真是，我们一定要向大队反映。所以，现在要调查调查。----谁知偏偏问到他头上。」 我于是也想，这村里也是有点怪。正气压不倒邪气，阶级界限不分清。前几天，地主分子死了，而且是解放前村里最大的地主。出殡的时候，抬着棺木在村边的田里转一圈，这才抬去埋葬。这些田原来是他家的，死后还要转一圈，表示他原来是这些土地的主人。那天地主死了，村里大摆宴席，请客喝酒，大办白事。队里几个干部也去「赴宴」。而且抬棺材的，还有贫协主任。这不更丧失阶级立场吗？ 又想到那天社员说的，队上五六个干部都「脱产」，有的几乎常年不下田，工分却比别人高，一不开会，二无公事，为什么不劳动呢？ 我们看到那个队长，淡眉圆眼，下巴微翘，一天到晚穿鞋着袜，游荡游荡，我们来了十几天，从未见他下过田。怪道社员在我们参加第一次政治夜校学习时，说他讲得多，做得少。不错，这人嘴巴很能讲，一开口，便若悬河，头头是道。 今天听到这一桩，更证明这村子里阶级斗争很复杂。 我们耘到田头，伸了伸腰。管水员正在旁边：高个泥腿，黑脸，衣袖高高撸起，拿一把铁锹。组长问他几句家常，便转问那件事。管水员说： 「那地主有两个儿子……」 朝田里二十几个背影望了一下，指着快耘到田头的一个扎黑腰带的粗壮青年说：「这是他大儿子。」又在人群里仔细看来看去，---因为隔着远，又是背影---好一会才指着末尾第三个瘦小身材的说：「那是他小儿子。」 正是那人，证实了组长的眼力。 我们没有急着下田，在田埂上跟管水员聊起村里有哪些劳动模范、先进典型。管水员沉吟了半晌，没作声，望着远处的田野村庄。组长补充说：「就是那种劳动积极，热爱集体。」管水员才慢悠悠地说： 「劳动积极么？×××，×××两个倒可以算。」 组长和我都没听清，忙问： 「什么名字？」 一边忙掏出纸笔要记下来。管水员又把名字说了一遍。组长记下来又问： 「他们多大岁数？是贫农吧？是干部吗？」一一记下来。又问：「有什么事迹吗？」管水员说： 「就是劳动积极，忠诚老实呗。」 「能举一两个例子吗？比方说，……」 「例子？……例子倒是没有什么。」 我们都失望了。因为要写通讯，没有事例是不行的。组长又问： 「有出席公社、大队劳模会的吗？」 管水员想了想，说：「有一个吧？」 「什么名字？」 「×××。」 我记得那天在公社看到光荣榜上有这个名字，可见是不错的。 可一问到有什么事迹，又失望了。管水员说： 「就是听话呗，队里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下雨也好，天晴也好，叫到他，他就一定会去干，忠诚老实。」 要他举一两个具体事例，比如说，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他摇了摇头。 看来再要深入了解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们结束了聊访，参加到耘禾的人群中去。 我与赖大仁同学当年合影。赖大仁，江西吉水人，一个淳朴踏实的农村青年。入学前是农村通讯员，白天顶烈日，冒寒雨在田里干活，利用晚上时间写通讯稿子，稿子曾上省报。家里穷苦，读书刻苦，入学后被子、蚊帐靠学校补助，一双解放鞋穿了三年，外衣只有换洗两套，一年四季只穿一条单裤的同学。在校期间就有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毕业后留校，和我同住一间单身教工宿舍多年。后来他成为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出版多部著作，是国内文艺理论界的著名学者。 我们调查社办企业。 李老师先给我们讲，如何调查研究，不同的专题不同的调查方法。这天我和杨华林、林日清为一组，去做调查。杨华林爱好诗歌。林日清性爽直。公社负责工业的李主任热情接待我们，公社工业办公室负责人万主任介绍情况。 下午去农具厂，农具厂赵主任又介绍情况。接着参观他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土车床，皮带锤和平板锯。他们说，这是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体现了毛主席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戝者最聪明」。 第二天继续调查。这次多了几个同学。组长也亲自出马。久雨后难得的晴朗天，太阳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蓝天飘着几朵白云，抚河水波浩淼，田野一片葱绿，微风吹过，绿色的禾苗泛起微细的波浪。 一路说笑，不觉走过了八里路，穿过公社，走过泥石铺的街道，走过卫生院，来到农具厂。两边是简陋的车间，正面是一排有走廊的楼房，当中一个空坪。空坪不空，堆放着沙石石灰。人字木房顶架，长长一根竹子，一筒一筒的大木头堆成一个小山。一边是废铁皮汽油桶，还有用这个汽油筒的铁皮加工成的保险柜，方方正正，漆成草绿色，崭新发亮。还有一些没有完工的保险柜，只涂了一层粗坯，也零零散散地摆了一地，东西乱七八糟，把这个大空挤得只剩下当中一条小过道。 走过空坪，到楼房前办公室坐一会，农具厂赵主任笑盈盈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今天开个调查会，能把各方面的人找一些来座谈一下最好。」公社万主任和农具厂赵主任满口答应。 上了楼，会议室乒乓球桌围坐了十大几个人，两个干部，会计，五六个工人，加上我们五个同学，满满地围坐了一圈。有的同学不得不坐到另一张桌子旁。 情况都是工人介绍，具体，生动。昨天汪老师告诉我们注意点上和面上。现在是「面」上的东西多，「点」上的东西少。几个同学暗自着急。但是总没有办法弄到「点」上的材料。 在农具厂吃过午饭，接着又开调查会。到下午两点，告别工人回东游大队。本想多呆一些时间，因为想去大队知识青年点。我们约好今天下午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是，到了知青点，扑了个空。 这天休息，有逛附近集市的，有看书的。我趁这个时间，写了通讯的初稿，写的是公社农具厂，一九七一年五、六月间自己动手，试制成功多用脱粒机。这种多用脱粒机，可以打稻子，也可以打豆子、麦子、红花草籽，给当地农村生产队解决了一个迫切问题。在试制多用脱粒机的过程中，还自己设计了一台土车床，又开展技术革新，试制了皮带锤、平板锯。又造了适合当地特点的铁犁、移苗器。他们的平板锯，锯架、连杆、锯基、大梁，都是用木头做的，因陋就简，就地取材。 我用了一个题目：「卑戝者最聪明」。 同学下来就要找乐子，互相之间开玩笑。玩笑有点过了，这天一个同学较真，说： 「再开我的玩笑，我就绝食！」 这天早上果然顺利地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大家先没理会，后来见他真的不吃，并且一个人朝大队方向去，头也不回。众人才慌忙去追。 刚下来几天劳动，都是耘禾，只是越往后，人员渐渐减少。带队的李老师去公社讲课，一个同学高烧，一个同学腹痛，一个同学腿麻木，两个女同学耘了几天，这天也不耘了。这地方本来就没有妇女耘禾的习惯。 这天晚上自娱自乐，搞了个「文艺晚会」，吹哨子，传手巾，哨子停了，手巾在谁手里，谁就唱歌。结果每个人轮了一遍，都唱了歌。 中午到池塘游泳。水很浅，最深也不过齐腹部。这天两个生病的同学到公社医院看病，回来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一个同学脸色腊黄，神态不振，病情严重，都说要送住院。于是向生产队借了板车，男同学全体出动，送他们到七八里外的公社医院住院。 这天夜里因为挂帐子，闹到十二多钟才睡。本来不想挂，但天气转坏，想下雨，蚊子都往屋里跑。我先还睡了。其它同学挂帐子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蚊子也来咬，没办法睡，只好也起来挂帐子。 墙上没有钉子，挂帐子没有地方生根。去找钉子，没有找着，后来在一个同学那里找到两个螺丝钉。墙是砖墙，不对缝打不进去。又折腾好久。钉好后，又没有蚊帐竹子。只好用绳子穿进帐子，勉强挂成。床铺才两尺宽，而且不够长，一伸脚便到床外。睡后不久拉动帐子，钉子本来就不牢，一下子拔动了。帐子落下来直接盖在身上。这时也懒得起床把它弄好，敷衍了一夜。 第二天休息时，在厨房屋梁上拔了两根满是铁锈脏得要命的铁钉，对准墙上砖缝当当地正打，隔壁农妇带着怒色过来叫嚷：「不要把墙打坏了！」 住宿总是不得安分。一个神经衰弱的非得要非常安静才能入睡，因此经常失眠。偏偏开门办学班上那个「呼噜」住到了一起。这「呼噜」躺下不到两分钟便可睡着，而且不怕蚊子，不挂蚊帐，照样「呼噜呼噜」。这「呼噜」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象雷激，一会又象拉风箱，一会又细得象蚊子叫。 这位失眠者可恼火了，只听得他在我身旁的床上翻来覆去，压得竹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不停地说： 「唉！真倒霉，同了这样一个人，睡又睡不着，晦气，晦气！」 这天这位「呼噜」看书到很晚，失眠者只能陪着。因为既然睡了，等会「呼噜」进屋，推门关门上床，都有吱呀吱呀的声响，「呼噜」手势又重，响声大，失眠者又会醒过来。 屋里六个人都躺下了，灯熄了。没有什么声响了。可是失眠者还是不能入睡。野外青蛙「呱呱」叫声，听得特别真切，一声一声传过来。一会儿，村里又响起「汪汪」的狗叫声。…… 终于睡着了。 这回是我们的「呼噜」睡不着了。他起身点着灯，摸出一本书看了起来。灯光很微弱，「呼噜」动作这回很轻。但失眠者看那灯光还是刺眼，声响还是很大。竹床一阵吱呀吱呀响之后，终于听到他的「抗议」声： 「哪个这么晚还点着灯？」 「唉！睡不着，看看书。」 是「呼噜」的声音。 「看书明天吧！搞得不能睡觉。」 「怎么啦？我看书又没影响你，你睡你的觉嘛。」 「呼噜」显然也对失眠者不满，抬高了声音。失眠者性情很温和，从不和人争吵，这时只轻轻叹了口气： 「唉，我是一有点声响有一点灯光也睡不着的。」 「呼噜」的大嗓门把我们几个人也吵醒了。大家也对他不满。在大家的抗议下，「呼噜」只好熄掉灯，忿忿地掀开被子，身子重重地往床上一躺，又故意似地在床上吱呀吱呀滚了几下。 这回是他的邻居抗议他了：「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把我的帐子弄下来了。」话音刚落，只听得「叮叮当当」往墙上敲钉子。 「呼噜」也有点恼火：「你的帐子掉下来，关我什么事！不是我把你的帐子弄下来的！」 「怎么不是你呀！」 大约怕影响其它人，再没有争吵下去。 不到两分钟，屋里又响起了抽风箱一样「呼噜呼噜」的声音。 这回失眠者余怒未消，想发泄一下。他翻身下床，故意叫一句： 「他妈的，去拉泡尿。」 把门重重地一拉，出去后进来时又重重地一关。 我以为「呼噜」会醒来。不料那「呼噜呼噜」声音象打雷一样，反而升高了八度。 野外青蛙「呱呱」地叫，不一会，村里的公鸡也「喔喔」地啼叫了。 我们自己做饭。有一个同学原负责买菜。他买菜丢的东西太多，一次开发票时丢了一支四块多钱的钢笔。后来发现上衣口袋有一个小洞。又一次下雨带了雨伞出去，回来时天晴，雨伞又丢在卖洋葱的那里。前几天又告丢了四块钱。另外，他也正为写调查报告苦思冥想。这天，他不去买菜。组长便派我和另一个同学到附近茬港赶集买菜。也让我见识了抚河边的农村集市。 清晨的野外格外清新，禾苗青翠欲滴，白露水挂在上面，像一颗颗珍珠。白蒙蒙的晨雾像一层薄纱，轻轻罩在黛青的村庄上。东边天际，一片片云彩被朝晖润染，金黄色，绛紫色，火红色，鹅黄色，淡青色，绚丽鲜艳，象一幅水彩画。渐渐地，从天际云堆里射出万道金光，那云彩全染成了绛红色，越来越鲜亮，最后变成耀眼的白色。田野里，勤劳的人们已经开始劳动了。有牵牛扛犁的，有担尿桶的，有扛锄头、铁锹的。大道上，赶集的越来越多，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挎着篮子，拎着小筐子，也有骑自行车的。那时候，自行车是高档物品。 茬港是个小墟市。道路两旁，摆着韭菜、洋葱、包菜，还有腌菜。各种鱼类，黄锹最多。猪肉是见不到的。只有一个人把红鲜鲜的牛肉一块块吊在木架钩上招卖。那边又有很多人担着稻草来卖。稻草能卖，在我是新鲜事。却不见柴草。平原地方，大约主要烧稻草。只热闹了两三个钟头，人就稀稀拉拉。我老家的墟市可是从早一直到太阳快下山，都是熙熙攘攘。 我们买了韭菜、包菜、腌菜，几斤小鱼，又到小店买了辣酱、榨菜。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照在身上痒痒的。这时才觉得肚子已经很饿了。 其它小组的事情，有时也传过来。 这天，系办公室锺主任和一个同学经过，顺便看望同学，讲到另一个组，一个女同学，找地方洗澡，不小心走到一户富农家。正好组里开会，强调这个村子有十多户富农，不能随便去富农家。队里贫下中农又介绍，哪家是富农，一一说得很清楚。组里强调，如果随便去富农家，要做检讨。这个女同学于是害怕，先找到组里一个班干部，说： 「我做错了一件事，向你作检讨。」 班干部不明白：「什么事要作检讨。」 「我那天不知道，走到富农家去洗澡。」 班干部当时说：「你跟我检讨有什么用。」 班干部一是有点气，二是叫她这件事过去就算了，不必检讨，以后注意就是了。不意这个女同学以为跟班干部检讨还没用，还要向老师检讨，在组里公开检讨，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更害怕，差一点闹出事。 这天上午锄棉花地。出工很晚，估摸只干了两个钟头就回家吃午饭。下午没事，在家写东西。晚上组里开会，传达干部会议精神，布置下个星期开门办学结尾的工作。 又一天，却传来抚河附近翻了渡船的消息。消息传得飞快，从出事到消息传来，也就两三个钟头。马上打听有没有我们的同学，所幸没有。我们的同学在上游，出事在下游。真佩服同学打听消息的本事，不一会，情况就打听清楚了。原来这渡船是生产队承包给私人的，船本来小，偏坐了三十三人，到江心受不住，又有风，人群一慌，重心不稳，船便翻了。三十多人全部落水，会水的游上来了，又救上一些，但还有十八人落难。 说是一个妇女本已上了船，看到对面店里有烧饼，肚子饿了，便上岸去买，等回来时，船已开走到了江心，亲眼看到船翻人落。她甚是庆幸，回到村里就打了一挂鞭炮。 四组村里有六人落难。说是船上许多人都是想到抚河对岸买腌菜回来卖，那边一角钱三斤，这边九分一斤，可以挣钱。还有很多细节，同学都打听得清清楚楚。 我与同学黄鸿，毕业四十周年聚会时合影。黄鸿是我在班里最要好的同学。入学前也是农村通讯员，白天干活，晚上辛辛苦苦写稿子。因为苦干，被推荐入学毕业后。思路开阔，对问题常有独到看法。毕业后，没有背景，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从普通的县广播站工作人员，一路做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和县政协主席。在班上也好，毕业以后也好，黄鸿对我帮助照顾特别多。 这天又讨论师院党委关于学朝农的初步计划。组长把「计划」读完，就让大家提意见。开始比较温和。一同学说：「我看关于开门办学的地点，应该相对固定。这样有利于对一个地方运动的全过程加深了解。」 带队老师和我们一起讨论。老师说：「马列教研室下放到各系成立政工组，以前也搞过，但分散下去不好备课，也不能拿出什么系统的材料来，对教学科研都没有什么益处。至于下去做思想工作，光靠几个政治老师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党团组织。」 这时就有同学嚷嚷： 「教材还要砍掉三分之一，我们还学什么呀！」 又有同学叫道：「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我举双手赞成。」有同学对就近开门办学有意见： 「人家朝农是怎么做的？朝阳地区有多大，朝农就有多大。我们师院就不应该到全省各地开门办学吗？」 有同学说：「开门办学也应该到先进的地方去，才能学到东西。象现在到后进队，尽是小生产，把我们都带坏了。」马上有人反对：「这也不见得，后进地方也有先进的一面。」有人插一杆子：「以后开门办学，最好不要到有小生产者的地方去。」众人都笑了。 对三分之二的时间到农村开门办学，和师院着重培养农村中学教师这两条意见更大。大家争先恐后发言： 「光到农村去，工厂矿山就不要去了？」 「光是农村中学需要教师，工矿企业就不需要教师了吗？」 有人越说越不满：「我看这个材料，只是学了朝农表面的东西，并没有学到朝农根本的东西。或者说，表面上学朝农，实质上反对学朝农，歪曲朝农经验。」又有同学说：「照它上面说的，江西工学院应该写上专门培养农村拖拉机手。」众人又笑了。 开门办学的目的，是在实践中教学，收集素材进行写作。这天组里交换作品。有调查报告，通讯，都亮了相。有两个女同学，汤荣芳和叶水仙，通讯写得好，朴实，自然。欧阳忠详的小调查报告，「小学生闯进了大课堂」，短短一千多字，精辟，简要，立意深，有条有理，有血有肉，受到众人称赞。欧阳忠详是「文革」前是南昌市一所重点中学的老高三学生。「文革」期间下放到赣南宁都。前面提到的那位下放知青当大队书记，就是他。他在农村刻苦学习，到公社干部，下放老师干部那儿借书看 ，也省伙食费买书看的。大家习惯简称他叫欧阳，公认他知识面广，有水平。那时他是班里学习委员。后来班里党支部改选，书记是叶老师，副书记就是欧阳。毕业时他留校，后来担任副校长。 我写的调查报告则太冗长，不被大家看好。 （文中插图，有的是班里同学提供，谨表感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