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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我国学界涌现出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曾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西学东渐中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使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因而能超越前辈，取得辉煌的成就。王国维（1877-1927）就是这样一位继承乾嘉学派严谨之风并借镜西学精要而开创新路，受到学界普遍赞誉的巨子。早年王国维为《时务报》书记，同时在罗振玉的东文书社修学日文、英文，开始接触“西学”，1901年初和1911年底两赴日本。这些经历让他接触到当时处于学术前沿的西方理论。国际借鉴精神铸就了王国维贯通中外、取法乎上和注重创新的治学特征。其治学方法，贡献卓著。对此，学界亦有涉及。这些研究多围绕“三境界”说立论，而对其借镜西学的方法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关注。借鉴精神实则是创新的基础，也是治学过程必备的因素。本文将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从三方面探微其借鉴精神的重要体现，提出王国维治学的国际视野与借镜西学的研究方法，阐释晚清西学东渐潮流对王国维借鉴精神的影响。 1 王国维不仅继承了传统，并借鉴西方文艺学、美学来重新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学，自觉地将中西理论进行融合，赋予中国文艺美学以崭新的内涵。最为显著的就是《<红楼梦>评论》。陈寅恪概述王国维的治学业绩时说过：“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王国维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美学理论转换成“悲剧”论与“境界”说，这是对中国的传统治学理念与实践的中西融合，达到了兼融后的学理再创。 1904 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像春雷般震惊了中国批评界。此前，红学界以索引派和考据派为主，多从作者考据或人物隐射进行研究。王国维借鉴叔本华的悲剧理论阐释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提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长沙：岳麓书社1999版，第12页）王国维侧重从生命抗争的角度强调悲剧所带给读者以“解脱”的警醒，并将之作为鉴赏悲剧高低的标准，这当然也摆脱不了其自身的悲剧情感及乱世的压抑氛围的嫌疑。他在《<红楼梦>评论》里论述了《红楼梦》伦理上的价值，提出“解脱”是《红楼梦》伦理学上之最高理想。“夫如是，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非薄也与？”（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19页）按王氏理解，人生苦痛的彻底解脱实属空想，即便短暂的解脱也不能，对于解脱的追逐也同样具有美学之价值。 王国维《红楼梦研究》之“解脱”说源自叔本华的“原罪——解脱”论。根据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理论，人类的感情寄托欲望和解脱痛苦欲望是推动世界的能源。王国维借鉴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解释《红楼梦》，提出世界最终的本质就是盲目的意志，但意志本身即是痛苦。他对违逆传统团圆精神的《红楼梦》给予了高度评价，正是看到了《红楼梦》临照现实的真实性和它在浩如烟海里充溢着的卓然深刻的悲剧性。“《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14页）贾宝玉出家和林黛玉辞世带给我们的是合理的欲望无法满足，生命损毁心灵破碎而产生的悲悯之情，正达到了净化心灵的悲剧效果。 王国维对叔本华尊崇有加，谓：“愿言千复，奉以终身。”（《叔本华像赞》）虽然他也提出解脱与意志同样理论抵牾的疑问，在写就的《叔本华与尼采》中又进一步演绎，但总的说来，《<红楼梦>评论》的悲剧论的理论基础就来源于叔本华。王国维欣赏《诗学》的悲剧伦理学，进而借鉴叔本华悲剧理论的美学与伦理学，认为《红楼梦》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所写的《叔本华与尼采》、《<红楼梦>评论》以及《人间词话》等，可以理解王国维与叔本华产生了跨越时空的神会。他写就的理论和著作，必然渗透着生命结构中的悲剧性意识体验，如《<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等都弥漫着浓郁的悲观情结。《<红楼梦>评论》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自己也承认的，《静庵文集·自序》即言“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以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红楼梦>评论》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开创了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开创了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的潮流。王氏从文学审美上落脚，《<红楼梦>评论》新颖别致，被称为近代文学的批评先声。因为这是完全运用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而撰写的文学批评专著。王国维的新红学研究为《红楼梦》拓宽了道路，他改变以往红学研究只重视考辨人物原型、索引本事来源的成规，在继承前辈的观点上借鉴而有创新。以叔本华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系统探究小说题旨、美学和伦理上之价值，是红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人物。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第1页） 2 如果说《<红楼梦>评论》在借鉴西方理论时还不成熟，有“牵强”、“硬扣”之嫌，那么《人间词话》则是王国维娴熟地将西方理论融会到中国旧有的传统批评中来。《人间词话》作于1908～1910年，其理论核心是“境界”，按照境界结构成分的不同，王国维把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人间词话》第二则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王国维著，郑小军编注《人间词·人间词话》，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但“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临于理想故也”，“这正是王国维对康德艺术美的科学引申，他充分尊重了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力和知解力规律。”（唐红兵、文丽丽《王国维“境界说”的西学渊源》，《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 期） 王国维“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思想来源于叔本华的“自然物”与“美之预想”两者“相合”的审美理念说。诗人头脑里朦胧地存在着“美之预想”，即某种对象的理念，仿佛该对象的“美”的理想的模样：在后天的“自然物”（包括人）中发现似乎与之相象的东西，于是“唤起”了原先模糊认识的那个模样，并据以对此“自然物”给予“补助”，使那个朦胧的、游离于诗人眼前的模样，通过对该“自然物”的“补助”，而终于“ 入于明晰之意识”。这样先（理想）后（自然）“相合”的结果，就是该“自然物”的理念的显现。王国维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王国维著，郑小军编注《人间词·人间词话》第7页）怎样才能“观”呢？王国维认为首先诗人本身需“合乎自然”，即摆脱意志的束缚，忘掉自我存在，“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之中，以此来“观物”、“观我”。这与叔本华的“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22页）是相切合的。“境界说”中的“春草之魂”、“荷之神理”，就类似于叔本华的“理念”。叔本华认为，“理念是意志或自在之物尽可能的恰如其分的客体。”“能摄春草之魂”，“能得荷之神理”就类似于叔本华对理念的直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6页）《人间词话》虽然以传统的诗话体裁著成，但已与传统的评鉴诗话有本质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遗留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好象并没有清晰的理论体系，但透过各则词话之编排安置，却仍是颇有脉络清晰及层次可寻。 王国维“境界”说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的借鉴及去粗取精的吸纳。叔本华的“审美直观”就是如此去透过表象去认识理念，它要求摒除生命的意志，超越自我，完全投入到这种审美的环境中，达到那种忘我偕忘的状态，这即是王国维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当后主在残酷的现实中尝尽艰辛, 慢慢咀嚼人生的苦痛后, 方能如凤凰涅槃般重释生命。尼采谓“一切文学, 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 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 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其大小固不同矣。（王国维著，郑小军编注《人间词·人间词话》第91页） 王国维自觉地探索精粹的文艺理论，通过中西思想的有机融合，将中国传统理论积极引入到现代文艺理论的框架中来，开创了中国现代审美理念的先河。可以说，“王国维是促成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的第一位关键人物。”（董希文：《矛盾与悖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论发展滞后探因》，《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人间词话》是作者借鉴融合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结合中国诗词学抒情传统的心得，使中国文艺思想中很多明而未融的东西讲清了，有个理论的框架了。王国维是基于实践鉴赏之上的，即他的鉴赏批评在借用西方诗学的概念在中国诗词鉴赏中进行了中西会通，他用西方的诗学概念改造了“境界”。 3 王国维于1912 年撰写的《宋元戏曲考》是对中国戏曲研究的杰出贡献。王国维极其重视戏曲的研究，并且认为：“美术（按即艺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6页）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提出了元剧悲剧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目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享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公之意志，即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宋元戏曲考》，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61页） 王国维在戏曲批评史上，率先突破中国传统的索隐、考据等旧式批评方法，参照西方理论，建构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批评体系。陈鸿祥认为：“王国维关于戏剧的概念及元杂剧之‘文章’的论说里，都有着‘参证’西洋近代美学、文学、与戏剧理论的明显特色；而在对戏曲之史的发展的探索中，则又运用了清代‘朴学’家的‘考证’方法，探赜索隐，钩沉故实，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之，运用考证的方法治戏曲史，贯串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美学、文学观论述中国戏曲之艺术性，应该要算是王国维这部专著的最明显的两大特色。”（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4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过一个衡估新旧学术的尺度：“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於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治学必须要了解学界前沿，要有国际眼光，具备借鉴精神。如不熟悉最新理论，一则是境界狭小，陷入“三家村”之流；二则会荒耗精神，贻害自身。王国维的治学特征表现为：第一，视野宽广，兼收并蓄。他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第二，治学态度缜密、严谨。以纯粹研究为业，强调“未有不视学术为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第202页。）第三，重视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他据考古的新材料与众多典籍相校勘，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第四，借鉴西欧哲、美理论并通晓几国外语，强调博学慎思，圆融中西，注重创新。这些特征也造就了王氏的理论主张，即悲剧观、境界说以及《宋元戏曲考》里提出的著名论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宋元戏曲考》第225页。） 晚清之际，西学东渐，西方理论刺激着中国的传统。正如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所说的：“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正是在此刺激下，王国维演绎“第一个儆悟醒觉而尝试着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拓新途径的先锋。”（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西哲深邃思想开阔了王国维的视野，也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1911年春他为《国学丛刊》写的创刊“序”里提倡“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并提炼道“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也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三册第205-206页）他在学习西方哲学、美学及文学中看到中西学各自的特征，把中西学不同的特质做了比较，在当时不得不说具有预见和深刻性。 对于以前缺乏创新的原因, 王国维总结为三个主要原因:习惯、酬和及机械模仿。他说：“社会上之习惯, 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 杀许多之天才。”（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删稿》第九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把习惯定势当作天才的大敌, 扼杀创新的元凶。中西思想融会的积累，以及开阔的视野，造就王国维如此独到的见解。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说其“完全凭借西方既有之理论体系为基础，将之应用到中国文学批评中来”。（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54页。）注重以中国传统作为基础，有选择地吸取西方理论，“将之融入中国文学的精神生命之中”，讲究逻辑联系，系统严密。王国维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中西文艺思想在此得到了交流融合。王国维治学提倡中西学术各有所长，遂将西欧的科学精神和乾嘉朴学大师们的治学传统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获得了巨大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创新精神所取得的成绩，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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