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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2019年）冬季新冠状病毒肆虐，国家的治疗方案已经第四版出台了，关于第四版存在很多争议，今天有时间回顾一下温病的发展历程，或许就没那么多争议了。 第一阶段：战国至隋唐时代 一些重要医学文献中，对温病的论述逐渐丰富。 1. 《黄帝内经》与《难经》关于温病的记载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说：“气乃大温，草木乃荣，民乃疠，温病乃作。” 《难经·五十八难》中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在这里，“伤寒”这个名词出现了两次，一个是“伤寒有五”；一个是“伤寒有五”中的“伤寒”，是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统称。就是说，当时把所有的外感病都称为伤寒，范围很广。“有伤寒”中的“伤寒”，是狭义伤寒，是一个具体的病种，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所讲的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这两种证候。也就是说，这两种证候是真正的外感寒邪所导致的急性热病。而湿、热、温与寒邪无关，湿温、热病、温病当然与伤寒不同。也就是说，在广义伤寒的范围里，把外感病分为两大类，一是伤寒类，它包括中风与伤寒；一是温病类，它包括湿温、热病、温病。 2．《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对温病的认识 《伤寒论·平脉法》：“师日：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胃之内，欲有伏气，当须脉之。” “太阳上篇”第1条是太阳病辨证的总纲，文中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第2条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第3条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第6条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一条讲的是太阳温病的具体症状。 明确地把太阳病分成了三类：一类是中风，一类是伤寒，一类是温病。 由前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从战国到东汉末年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医学对温病已经有所认识，对温病的病名、病因、临床表现以及治疗都有所涉及，但都是散在的，内容不多，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临床体系。因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这四部书历来都被视为中医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伤寒论》，它是现存的第一部讲辨证论治的重要临床经典著作，所以后世把它称为“方书之祖”，称张仲景为“医圣”。因为《伤寒论》里提到了温病，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后世的医家一般都认为《伤寒论》里的所有治法也就包括了温病的治疗在内。《伤寒论》里清法的代表方剂如麻杏石甘汤、白虎汤，下法的代表方剂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这些经方也确实被后世温病学派所广泛应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伤寒论>对外感病初起的治疗用辛温解表，而温病初起是表热证，不能用辛温解表，可见伤寒法不能完全包括温病的治疗。虽然《伤寒论》里的一些法、一些方对后世温病学派很有启发，而且直到今天也被采用，但是并不能说《伤寒论》就包括了温病。因为《伤寒论》是经典著作，被历代医家所尊崇，所以从它问世以后一直到公元1200年左右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温病的认识始终不能跳出<伤寒论》的框框，不仅认为温病是伏寒化温而致病，而且认为《伤寒论》的治法也包括了温病的治法。从这方面来看，《伤寒论》也确实限制了温病学的发展，所以一直到宋代以前，温病学说一直是徘徊不前，没有大的进展，这种尊经崇古、缺乏创新恩想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导致温病学说发展缓慢的原因。 3．《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干金要方》对温病的中药贡献：滋阴解表的葳蕤汤与清热凉血的犀角地黄汤。 第二个阶段是宋、金、元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对温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有所发挥。 1．《伤寒补亡论》在伏气温病的基础上提出新感温病 《伤寒补亡论》郭白云提出：“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从温病分类学的角度来看，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二者的区别在于：伏气温病初起就以里热为主，它可以没有表证，一发病就见高热，称为伏邪自发；有的伏气温病初起也可以有表证，但不是单纯的表证，而是表现为表里同病，而且以里热为主，称为新感引动伏邪。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不同，它初起必然有一个明显的表证过程，然后再由表入里。这两类温病的病种不同，初起的治法也不同。可以说，新感温病的学说发端于郭白云，这个学说是很有创见的新理论。从战国一直到隋、唐，都认为温病是伏邪引起发病，这种学术观点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始终是在伏气学说这个范围内徘徊，没有大的进展，直到宋代的郭白云才明确提出了温病也有因新感而发病的学术观点，为后世研究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的区别开拓了思路。 2．《素问玄机原病式》开创寒凉清热药物治疗热病的先河 在金、元时期，对温病学贡献最大的应该说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后世称他为刘河间。他的著作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等。这几部书不是温病的专著，但是都谈到了温病的问题。特别是《素问玄机原病式》，它发展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在十九条基础上，把火热病的范围扩展了，特别提出外感六淫，热证居多。所以叶天士总结刘河间的学术思想，指出他的学术思想核心是“六气皆从火化”。刘氏强调“六气化火”、“五志化火”，认为外感病、内伤病都以火热为主，在治疗上主张寒凉清热，因此后世称他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他特别提倡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这几个方剂。双解散、防风通圣散是表里双解之剂，他用表里双解的方法治疗热病，发表用麻黄，清里攻下用石膏、大黄、芒硝，以辛温药与寒凉药配合使用，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天水散就是六一散，方中滑石与甘草的用量是六比一，是清热解暑的常用方。他的用药思路开创了用寒凉清热药治疗热病的先河，所以有“伤寒宗仲景，热病用河间”的说法。后世尊称他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3．《医经溯洄集》对伤寒与温病之区别的诠述 《医经溯洄集》的作者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生于元末明初。他明确地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他说：“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喧热之时，火郁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伤寒的发病季节是冬季感寒邪，发病特点是受邪的当时就发病，病变部位“在表”，病机是“闭其腠理,：因为寒主收引，受寒邪之后，皮肤、毛孔、肌肉收缩，腠理闭塞，所以治疗非用辛甘温的麻黄、桂枝这类药物组成方剂发散寒邪不可。温病、热病不是外感寒邪当时就发病，而是“后发于天令喧热之时”。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认为温病是伏邪发病，是冬天感受寒邪，当时不发病，寒邪潜伏在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季气候温暖，阳气升发，腠理开泄，体内的郁热从里向外发，'所以他说温病的病因与发病是“火郁自内而达于外”。明确指出不是外来的寒邪由体表向里去，而是体内蕴郁的热邪从里向外发。“郁其腠理”这句话，是说温病与伤寒的病机不同。伤寒是“寒邪在表，闭其腠理”，因为寒主收引，．腠理是闭塞的，所以非辛温发散不可。温病是热邪从里向外发，火热郁于体表发散不出去，而导致气机郁滞，邪无出路，体表并没有寒邪，腠理并不闭塞，所以非用辛凉、苦寒、酸苦的药物组成方剂治疗不可。这段话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伏气温病的框框，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病因、病机、治法的不同。伤寒是寒邪在表，闭塞腠理，治疗必须用辛温发散；温病是热邪从体内向体表而来，郁滞在腠理，治疗必须用寒凉清解。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就是说，王安道第一个从理论上突破了《伤寒论》用辛温解表法治疗温病的旧习，阐明了温病的辨证与治法。但是吴鞠通也指出：“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鞠通提得很中肯，王安道虽然从理论上对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位、病饥、治法的不同进行了阐述，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但是论述并不详细，立法也不完备。 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是在明代和清代，特别是明代的后期至清代的中期，温病学说开始形成，而且形成以后发展得很快，所以这个时期的温病学著作较多。 1．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提出膜原创造达原因 《温疫论》的作者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82-1652年，时在明末清初，大约在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顺治年间。他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温疫的流行，他在《温疫论·序》中说“崇祯辛巳年”（就是公元1641午）发生了一场大的温疫，波及到“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南北两直”是指南直隶省江苏、北直隶省河北，由南往北，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四个省发生了一场大的温疫，死了很多人。当时医生都是用《伤寒论》的方法治疗，也有的按《伤寒论》“七日愈”、“十四日愈”的说法不去治疗，等待患者自愈，实际上是等死。因为当时人们不认识这种病，不知道应该怎么治疗，所以死人很多。吴又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温疫的“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自己的治疗实践，在公元1642年著成了《温疫论》这部书。从病因上说，他首先反对“非其时而有其气”的说法，他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又称为“疠气”，也称“戾气”。“疠”就是形容它致病力很强，传染性很强烈。“戾”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个宇上边是“户”，下边是“犬”，“犬出户下”，很暴戾的意思，“异气”、“疠气”、“戾气”含义相同。从病因上讲，他提出了“戾气学说”，而且指出戾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不是《伤寒论》所说的由皮毛而人，而是从口、鼻进人人体。侵人人体以后的病变部位，并不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他认为邪气从口、鼻进人人体后，直走中道，一直到“募原”。“募原”也称“膜原”，他说这个部位既不在表，又不在里，而是在胸腔的里面，在胃的外面，称为半表半里。关于治疗方法，他提出初起应该用疏利透达的药物，疏通气机，使潜伏在募原的邪气溃散、外达，出表而解。他所创制的方剂命名为“达原饮”，又称“达原散”，是通过清热燥湿，疏通气机，透达邪气，使邪有出路。，从学术观点可以看出，他已经摆脱了《伤寒论》外感病初起用辛温解表法的框框，开拓了新的治疗思路。吴又可还指出，如果邪气向里传变，并不是如《伤寒论》所说的那样按六经传变，而是由于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分别有九种传变形式，应该分别针对其病情进行治疗，可以用吐法、可以用清法、也可以用下法。总之，吴又可对温疫的论述，从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治疗的方法，到具体方剂，都与《伤寒论》不同。可以说，他在温病的治疗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温疫论》这部书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温病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但是也应该承认它所述及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书中只讲了温疫，温疫当然包括在温病的范围之内，但是温疫也有多种，它只讲了其中的一种。 在《温疫论·正名》里，吴又可还对“温”、“瘟”、“热”、“疫”这几个字进行了考证。他说：“《伤寒论》日：‘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关于“温”与“热，”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就是说，温与热之间仅仅是程度的差别，其本质没有区别，温就是热，热就是温，所以热病也就是温病。关于温疫，他说：“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去“彳”，加‘疒’为疫。”也就是说，疫病就象“徭役”一样，“众人均等”，这种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论男女老少，症状相似，所以就把“役”字去掉“彳”，加“广”，就成了“疫”字，“疫”与“役”实际上含义相同。古代没有“瘟”字，也没有“疫”字，是由温与役两个字的偏旁变化而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疫”与“温”，也没有区别，疫病就是温病。吴又可这种把温病与温疫划等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温病有很多种类，而温疫只是温病中传染性很强的一个种类，温病的范围广而温疫的范围窄，温疫包括在温病的范围内。按现代的说法，温病包括多种感染性疾病，也包括多种传染病，其中只有传染性强烈的温病才称为温疫，但并不是所有的温病都具有传染性，所以吴又可把温疫与温病等同看待是错误的。 归纳前面所讲的内容，吴又可的贡献在于他写出了温病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在世界传染病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温病学专著。在书中，他突破了《伤寒论》的框框，提出了温疫的治法不同于伤寒，对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具体的治法、传染性等都有非席明确的阐述。他对“温”、“瘟”、“热”、“疫”这四个字的考证，对后世也很有启发。吴鞠通对《温疫论》给予了很高的的评价，他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指出了吴又可的学术观点是前人所没有提到的，具有独创性，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是他又说：“细查其法，未免支离驳杂。”就是说，这部书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句话说得也很中肯，《温疫论》确实是不成体系，因为它只讲了一个病，不可能成体系。他又进一步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书“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就是说，吴又可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他的不足，他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是学术不精。 3． 《尚论篇》、《医门法律》对温病的阐发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简称《尚论篇》，成书于公元1648年；《医门法律》成书于公元1658年。这两部书的作者喻昌，字嘉言，是明朝的万历至清朝的康熙年间。他说：“然从鼻、从口所人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明确地指出了邪气从口、鼻先进入中焦，然后再弥漫到上焦、下焦。他这种邪犯三焦的说法，关子温疫和伤寒的区别，他指出：“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人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关于温疫的治法，他特别提出：“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人，此为上也。邪既人，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他所说的“上焦如雾，升而逐之”，是指用轻扬的药物升浮透邪；“中焦如沤，疏而逐之”，是指用行气的药物，疏通气机，气行则邪却；“下焦如渎，决而逐之”，是指用开决水道的药物，通利小便，使邪从下祛。同时，三焦都要加解毒之药“兼以解毒”。他这种洽温疫用芳香、逐秽、解毒药物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启发很大。 《医门法律》里有一篇“秋燥论”，是专论秋燥的。刘完素扩展了病机十九条，提出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提出了燥病的病机。喻嘉言在这个基础上写了“秋燥论”，深入地讨论秋燥。《医门法律》中的清燥救肺汤，是治燥热邪气犯臃的代表方剂。“秋燥论”与清燥救肺汤，为后世对秋燥病的认识与治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4《温热暑疫全书》论温、热、暑、疫 《温热暑疫全书》指出：“黄芩汤，治温本药也。”也就是说，他以黄芩汤为治疗温病的主方，这种治疗思路对后世治疗温病热郁少阳的病变有所启发。 5．《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温病学体系形成的标志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作者叶桂，字天士，号番岩，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67-1746年。他14岁丧父，随其祖父的门人学医，非常勤奋好学，十年间先后从17师，集思广益，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功底。他成名很早，毕生忙于诊务，没有留下亲笔所写的著述，现在流传下来的《临证指南医案》等叶天士的著作，都是后人整理刊刻的。 后世为什么对叶天士这篇文章特别重视呢？因为它是温病学形成的标志。没有这篇文章之前，温病一直包括在伤寒里，从这篇文章问世后，温病学派就独立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篇文章中多处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特别是原文的第1条与笫8条，论述尤为精辟。《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1条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病因、邪气入侵的途径、所侵犯的部位及发生、发展的规律都不相同。叶天士的这段话，不能把它只看成是对温病的论述，实际上讲的是寒温之辨，是伤寒与温病的区别。伤寒是外感寒邪，温病是外感温邪，邪气的性质不同。其侵入人体的途径，寒邪是下受，温邪是上受。其侵犯的部位，伤寒是先侵犯足太阳膀胱经，温病是先侵犯手太阴肺系。其传变的途径、向里传变的过程，伤寒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是顺传于胃，或逆传心包。所以说伤寒与温病虽然都是营、卫、气、血的损伤，但是因为邪气的性质不同，对营、卫、气、血损伤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治法也就迥然不同。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总共才43个字，就把“寒”与“温”给区分开了，所以温病就不能用伤寒法治疗．它就必然要从伤寒学说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体系。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温病的治法与伤寒太异，而且叶天士在第8条中又明确地指出了温病各阶段的治法，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茌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角等物；人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加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致慌张矣。”这一条虽然仅有92个字，但它是纲领性条文，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指出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传变及其治法，给后世对温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结叶天士的成就，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寒温分论。也就是说，明确地指出了伤寒与温病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致病后的发生发展规律、治法的不同。二是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明确地指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是按卫→气→营→血逐步深入。他不仅提出了辨证纲领，而且指出了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治法，从而创立了温病学说，使温病学从伤寒学说中分离出来。所以说叶天士这篇文章是温病学派形成的标志。另外，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医诊断学也有较大的发展。比如辨舌，在温病的望舌上，他在文章中讲得非常详细。再比如验齿，他提出：“再，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特别是他对温病过程中斑、疹、白痦的形态、色泽、治法、预后都讲得非常清楚，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总之，叶天士的这篇文章虽然仅有五千余字，但它有重大突破，使温病学从伤寒学说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新的学科，他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后世把叶天士称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 6．《薛生白湿热病篇》——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 《薛生白湿热病篇》的作着据传说是薛雪，字生白，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81-1770年，与叶天士是同时代、同乡，都住在苏州城。这篇文章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讲得比较全而，是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补充了《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不足。“叶论”虽然既讲温热病又讲湿热病，但是它毕竟重点在温热病，湿热病讲得少，《薛生白湿热病篇.补充了“叶论”的这一不足。 7．《伤寒温疫条辨》论伤寒与温病之辨 《伤寒温疫条辨》，作者杨璿(xuan)，宇玉衡，晚号栗山老人，河南夏邑入，大约生卒于公元1706-1798年。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是表证，皆里热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关于温病的治疗，他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唯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书中以升降散为主方，并以它为基础加减化裁，列出“轻则清之”八方，“重则泻之”六方，共十五首方剂。升降散中用蝉蜕、僵蚕、姜黄、大黄四味药，杨栗山解释这个方剂的功用说：“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流毒顿消矣。” 8．《通俗伤寒论》论广义伤寒 《通俗伤寒论》的作者俞肇源，字根初，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734-1799年。加减葳蕤汤、羚角钩藤汤、蒿芩清胆汤、芩连二陈汤、陷胸承气汤、犀地清络饮等。 9．《温病条辨》——温病学的集大成之作 在清代诸多的优秀温病学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温病条辨》。作者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758-1836年。这部书理、法、方、药系统完整，是一步温病学的集大成之作。 12．《温热经纬》——优秀的温病学文献集注 《温热经纬》的作者王士雄，字盂英，晚号梦隐，浙江钱塘人，《温热经纬》这部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选录了古代有关温病学的诸多重要文献及前人的注释，更重要的是王孟英本人的按语，他的按语对前人的评价大都很公允，少有偏见，而且议论宏阔，有很多前人所没有阐发出来的深文奥义都从按语中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9条的按语中，他力辟前人之缪，给“暑”正名。他说：“经云：热气大来，火之盛也。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盖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是暑即热也，并非二气。或云暑为兼湿者，亦误也。暑与湿原是二气，虽易兼感，实非暑中必定有湿也，譬如暑与风，亦多兼感，岂可谓暑中必有风耶？若谓热与湿合始名为暑，然则寒与风合又将何称？更有妄立阴暑、阳署之名者，亦属可笑。如果暑必兼湿，则不可以冠以‘阳’字，若知暑为热气，则不可冠以‘阴’字，其实彼所谓阴者，即夏月之伤于寒湿者耳。设云暑有阴、阳，则寒亦有阴、阳矣。不知寒者，水之气也。热者，火之气也。水火定位，寒热有一定之阴阳。寒邪传变，虽能化热而感于入也，从无‘阳寒’之说。”他在这段按语中把“暑”字剖析得非常清晰。暑就是热，不存在阴暑、'阳暑的问题，暑虽然可以和湿结合，但是“暑必夹湿”这种说法太过分了，特别是“阴署”、“阳暑”之说更无道理。王孟英的这段论述，确实非常精辟。再比如说，《薛生白湿热病篇》第38条说：“湿热证，湿热伤气，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身热气高，心烦溺黄，口渴自汗，脉虚者，东垣清暑益气汤主之。王盂英在按语中说：“此脉此证，自宜清暑益气以为治，但东垣之方，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敬临证时须斟酌去取也，余每治此等证，辄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荷秆、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以清暑热而益元气，无不应手取效也。”《薛生白湿热病篇》第38条所列的证候，是暑热邪气盛而耗气伤律，导致气阴两伤之证，李东垣清暑益气汤的方剂组成是：人参、黄芪、白术、陈皮、神曲、泽泻、苍术、升麻、麦冬、炙甘草、葛根、当归、黄柏、青皮、五味子，所用的大多是燥药，它适用于暑湿损伤脾胃，阳气被湿邪遏伏之证。但条文中所述的证候不是暑湿郁遏阳气，而是暑热耗气伤津，如果用李东垣的清署益气汤，反而更加耗气伤津，使病情加重。所以王孟英说李东垣这介方剂“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而王孟英所用的这些药，却恰中病情，所以后世就称之为“王氏清暑益气汤”。从以上两个例证可以看出，王盂英的按语所讲的都是他个人的临床见解，讲得非常深刻、精辟，所以后人对他这部书非常推崇。《温热经纬》与《温病条辨》这两部书，都被视为学习与研究温病学以及临床实践的必读之书。《温病条辨》的优点在于它是自成体系，理法方药非常完整的温病学著作。《温热经纬》的优点在于它正集了《黄帝内经》直至清代诸多医学家的优秀论文，并选了前人的注释，加上王孟英自己的按语，对读者非常有指导意义。 从前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温病学说的形成过程是非常漫长而且艰难曲折的。从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提出温病的名称开始，直到清代中期温病学说的形成，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漫长历程，这也是中医学又一次重大突破的进程。战国时期出现的中医学第一部著作《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时期以后，中医学有几次重大的突破，第一次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它大概成书于公元150-219年间，这个过程距离《黄帝内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第一部临床著作，它确立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它是《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经典著作。在《伤寒杂病论》之后，再一次重大的突破，就是金、元时期的“金元四大家”。在这四大家中，刘完素是“寒凉派”的代表；李东垣是补土派的代表；张子和是“攻邪派”的代表；朱丹溪是“养阴派”的代表。从《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到“金元四大家”的出现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再之后就是温病学说的形成，这是又一次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明、清时代完成的，实际上最后完成于清朝的中期，与“金元四大家”又相隔了几百年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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