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酒文化”：透过饮酒谈谈“魏晋风度”的独特意蕴

酒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作为二者的结合的''酒诗”不仅具备诗歌的特点，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意蕴。

一．酒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发展

再加上魏晋时期士人开始解放自己，对酒、生命以及诗文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因此酒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既继承了过去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创新，让酒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内涵。

二．为什么魏晋时期人们普遍爱喝酒

1.无休止的动乱与残酷的政治摧残

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腐败，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人们生活苦不堪言，于是爆发黄巾大起义。起义虽被地主阶级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去，但是东汉王朝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亡，从此地方豪强无休止地割据混战，中国进入自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大分裂大动乱，人命如草芥，白骨露于野，另外， 疫病流行。

据史料记载，仅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十七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曹植《说疫气》记载当时疫情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房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正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于难，“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哉！”（曹丕《与吴质书》）其惨状可见一斑。

如此剧烈的动荡使得每个人都经历或亲见无数的生离死别，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人生短促，生死无常，生命如同风中烛一样随时幻灭。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经历这次劫难的士人对人的生命产生强烈的无助感，饮酒成为消释这种孤独恐惧的良方。

在政权的毁灭与建构中，为了争夺权力与地位，无休止的政治屠杀使参与其中的“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士人时时战战兢兢，觉得灾难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曹氏杀孔融、杨修、丁仪兄弟……；司马氏则屠杀了曹爽、夏侯玄、何晏等数千人。《文选》中130多位作家竟有34位被杀。

在如此残酷血腥的摧残下，人的生命“长度”可能随时被剪断，于是人们开始追求生命的“密度”，尽兴地过好当下。人生的未来过于不可知与不可控，士人在享受着生命的过程中，酒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酒不仅可暂时麻醉自己以忘记现实中的苦难与屈辱，得到瞬间的解脱，而且在无路可走的绝情境中掩护自己，作为保护自我的脱身之计。

对于嵇康、阮籍的醉酒，沈约《竹林七贤论》就明确指出。南宋叶梦得也指出，在痛苦的自由中，人们开始了对生命本身的认真思考与认知。在如何缓解痛苦和实现生命的 价值的问题上，酒的价值得到极大的重视与宣扬。

2.玄学的异军突起与魏晋士人价值观的重构

东汉末年以后，大一统的政权趋向瓦解，动摇了西汉以来独尊儒术所依赖的基础，无论是窃取权力的宦官外戚，还是通过篡位自立的曹魏和晋朝，在本质上都与经学所维护的纲常伦理观念相背离。因此，经学的衰落是不可逆的。经学一元价值观己难以符合分裂动荡的现实。士人不再只是讲求伦理纲常道徳修养，开始有多元的思想方式与价值观。

士人逐渐走向自觉，开始要求摆脱礼教的束缚，重新认识人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经学虽已衰败，但影响仍很大，统治者总打着名教的大旗杀害名士，铲除异己。为解决士人自觉的要求与名教束缚的矛盾，找到社会人生的新出路，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强调自然无为，超越名利摆脱物累，并最后驾驭它。但这种超越名教，返归自然演变为任情放达，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这要求人们重情轻礼，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而嗜酒就与他们所追求的任情放达的人生境界有联系。

《庄子·达 生》就说过，为人处世，达生养性，与酒醉的状态很相似, 万事不入其心。因此，士人的嗜酒有时借身体的迷醉来找寻心理上的醺然无知，清思静虑。在对自然的不懈解读中，玄学家得出新的解释，人的各种欲求，都是出于自然，人可以“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

因此，只要是无心，虽循名教，求富贵，也是合于自然，结果就是名教即自然。这种思想是在西晋建立后，名士面对司马氏对不合作者残酷屠杀后，为解决自身与 “名教”矛盾而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名教与自然合二为一，自此士人与政权不再对立，“称情即是自然”，那么现实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美酒佳肴皆是“天理自然”。

这种观点给士人的纵情享乐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们可以心安理得饮酒享受。同时这个理论给士族的世袭的权势富贵找到一个高雅的理论支撑，他们即可继续拥有无限的财富与高高在上的地位仍可让自己称情顺义。从此，虚无主义与享乐主义便大行其道，人们全身心寻求权钱酒色，不再物务萦怀，士人放弃社会责任，而重情于欲望享受，于是嗜酒之风日盛。

在正始时期玄学的思想已经进入诗歌之中，甚至在酒诗中也有所体现，但是这种趋势在西晋的诗歌却没有得到发展甚至受到压制。首先西晋士人在经过正始时期的政治屠戮之后，已经不再坚持自己的内心的自然与真实，世风已经萎靡难见刚骨。

另外，西晋时的玄学已经有了不同于过往的变化，西晋接受向秀的自然即名教的观点，西晋的司马彪主张自然无心论，不再主张超脱现实，而以“无心”以处世。裴傾更是用崇有论来代替贵无论，到了郭象时更是认为万物自生自化，肯定一切，肯定名教礼制与伦理秩序。

如此的士人品格在加上玄学适性称情的理论让士人不再纠结于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以及内在的超脱淡然，追求外在的物质与 享受，因此西晋的诗歌很难有与正始甚至东晋的诗歌的玄学思想内核。其次，在西晋玄言家与诗人二者的身份往往是分离的。

西晋时的玄学理论大家比如说司马彪、裴傾、郭象等在诗歌上的成就一般，在酒诗上几乎毫无作品，而西晋时的文 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三张两陆一左等多在“诗缘情”的道路发展，在玄学上并无什么建树，而且对世俗社会的热情也阻止他们在诗中表达以往的玄学精神思想，因此在玄言大胜的情况下，西晋的诗歌包括酒诗却少见玄言的踪迹。

3.魏晋士族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汉选拔官吏所釆用的主要是地方察挙与公府征辟两种途径，但随着政治的腐败以及士人集团的清议实力的不断壮大，他们作用已被扭曲，士人的个体独立性不断加强，不再完全地忠君爱国，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名与利。

士人与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促使其在国家动乱危机时，更多的是利用自身的名望地位团结门生、故吏、宾客、随从，形成一个个以自己 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名门士族。他们不断扩充势力，既竞争又联盟成为连政府都难以驾驭的社会的强力中心之一。

累世的公卿大族比如宏农杨氏，汝南袁氏，已经开始影响甚至左右官吏的选拔。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出身浊流的曹操，为加强统治巩固新政权，打压名门上族的势力，扩大选人标准，提出唯才是举。但是根深蒂固的士族势力，不是曹操一人之力所能战 胜的。

另外，随着政权的巩固，社会不断稳定，士族的家法师传及家藏典籍，知识可以世代相传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统治者根本无法忽视这股强大的力量。

于是魏文帝颁布了九品中正制，结果就是“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这种极其不公平的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政治安排，给了高门大族合法而强有力的特权支持。这种偏袒性的支持，使得士族可以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全方位的统治国家与社会。

三．品味东晋时期的酒文化风度——雅士情怀

东晋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追求精神的高雅脱俗，由物质欲求转向精神超俗，他们追求一种宁静悠闲和精神的超凡脱俗，他们是一群精神贵族。他们虽有丰裕优厚的生活条件，拥有世袭的权势富贵，但不以奢靡为尚，不再有西晋时的竞奢斗富的场面，曾经的躁竞之心越来越淡，更多的表现为谦退高雅悠闲的情致。

即使对待世俗之物也要用超脱的态度处理。于是，在追求悠闲淡雅精神时，东晋士人向内谈玄论理，向外发现山水之美。在江南的山水间，士人们品着清酒谈论玄言，成为名士风流的标志，而在其中的酒，不再是狂欢烂醉。

而是在山水间谈玄论道的低斟浅酌，超脱物质性，如同兰亭雅集，毫无物欲的侵染，全是士人们的体悟山水与宇宙奥妙的雅致。恬静的饮酒方式以及高洁的饮酒目的促使东晋酒诗脱离西晋时期的世俗之气，孕育成独特的贵族化的雅士情怀。

东晋士族已脱离西晋士人对物质欲望，而追求精神超俗，他们虽然生活优裕但不以此为尚，甚至鄙视官位钱财，更变为是一群文化修养的闲逸优雅的精神贵族。于是，东晋的士人以不再热衷于纵酒作乐，而更多的在酒诗中展现一种雅致脱俗的精神境界。这其中以兰亭雅集时所创作的《兰亭诗》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