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枞阳县城莲湖方苞题名石 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文|方云龙 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1611-1671）、钱澄之(1612-1693)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二人在文章创作上给后人树以楷模，在文章理论给后人以启示，有学者称他们是桐城派的先驱。而这种启发意义，方以智侧重于文论、钱澄之侧重于创作。
清道光年间桐城古城地图 而桐城派的文论则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创作技巧的，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1731-1815），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对姚鼐的古文理论，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进一步加以肯定和推崇：“当乾隆中叶……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之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之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在内外交困、世变万端的晚清时期，曾氏“经济”说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引导桐城派学人更加自觉地注重实践和事功。 文章与学问、学术不是一个层面，只是三者中的“辞章”，是讲文章写作方法与技巧的。因此，不可以错误地理解桐城派专门研究古文和文学的，桐城派更多的影响是整个文化思想和学术。如果将道德、事功、学术、文学集于一身的大家人为分开，一方面的成就就会掩盖了另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成就。姚鼐是集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之大成的学者。其实桐城派的大家都首先是理学家和经学家,正是为了更好地透彻地理解和阐述儒学、经学的要义，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发挥儒学、经学的社会功用，他们才致力于做好“载道之文”的。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智慧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姚鼐身上，姚鼐不仅曲意提出“桐城派”的概念并进而努力发展壮大桐城派文学队伍，而且他的许多“语录”极富哲理；同时也体现在传播文法上选择了“授教、编写文学范本”两条科学的路径，在实践中，桐城派教育家往往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打“组合拳”。桐城派学人的求真务实，既表现在探索文章创作规律上，也表现在求学问学术之真谛上，更是对儒家“修齐治平”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与奋斗。无论是创作，还是文论；无论是道德修行，还是为人处事；无论是从政，还是投身实业；无论是对家族子弟成才的重视，还是在书院教书育人……桐城派既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也妄自尊大、排斥异己，而是始终把握时代脉博，时变事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将桐城派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它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能容纳新思想的学派，有自身调节机制，不断革新，“生态”特性明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在研究它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学术成就时，尤其要研究其“经世致用”“时变事变”“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和“忠正体国”“关注现实”“关爱民生”“孝悌节义”的人文特征。
文庙大成殿 叶鑫摄 这里举两个非桐城籍作家为例：面对泛滥成灾的鸦片，姚鼐弟子、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一带）的姚椿(1777—1853)，积极主张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执掌湖北荆南书院，前后七年有余，和林则徐结为好友，时常一起探讨国计民生。姚椿虽是一介布衣，但是多年游历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曾写过《运米行》和《续运川米议》等文章，提议从四川贩米解决两江、两湖灾民以及其它民生问题。林则徐读了这两篇文章后，写信表示赞同，认为是恤民长策！ 还有上元（今南京）的管同（1780－1832），对于蔓延于川鄂陕数省、花费朝廷近九年时间和二亿两白银的白莲教起义，他在《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中指出：“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义者盖已鲜矣。天下幸无事，畏惧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因此他建议说：“今日之贼，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今日之兵，不患其战而患其守。惟人心固而后守备坚，守备坚而后贼势败。公宜告三省长官，急讲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罢之。”这种治乱先治官、除民之害的主张，无疑很有见地，也确实很深刻，他抓住了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写成于嘉庆二十三年（1817）的《拟筹积贮书》一文中，管同则探讨了当时京师粮食储备空虚问题。他认为，京师粮食储备空虚是寄生阶层急剧增加造成的，寄生阶层急剧增加的原因包括王侯子孙的愈衍愈众、满兵尽人而养之、“匠役无事而食者盖过重”，而解决办法，除满兵生计所关要保证外，匠役可以裁减，王侯子孙的俸禄可以适当减少，“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其中贤能者可以派官差、食官俸。管同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在实际中得到验证。
桐城市区全貌 吴纯杰摄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史，我觉得桐城派的文化品格可以用“崇文重教、求真务实”这八个字来概括。“崇文”自不待言，现在桐城有“文都”之誉也并非浪得虚名。元代延祐年间建成了桐城文庙，明代方学渐建桐川会馆广授门徒讲学，清初桐城书院之多，这些都是桐城人“崇文”的实证。但这只是桐城派的“崇文”的第一层内涵，即桐城人对广义上的文化的尊崇、热爱、传承与学习。我认为桐城派的“崇文”还有两层内涵：一是崇尚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严格地讲，这个“文”是儒家思想文化；二是指桐城派致力于“载道之文”的研习、创作与传授。这两者与桐城派的价值取向紧密相关，我们讲桐城派的崇文，更多侧重于这二者。这里说桐城派“重教”，不仅仅是大家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重视教育”，而是有着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因为桐城派不仅思想认识上重视教育，诸代表人物还身体力行，乐教善教，培养了许多人才，这也是桐城派能够长期兴盛、影响清代文坛二百多年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是被后来的姚鼐等人追认的。历经《南山集》案被康熙皇帝特赦后，方苞根据当时文化政策、文坛状况和政治、社会现实，明确打出“助流政教”的文化旗帜，提出并一以贯之地宣传和实践其“义法”说。其后，经刘大櫆、姚鼐等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努力，桐城派日益发展壮大，并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力。
嬉子湖景区方以智雕像 吴苏琴摄 “经世致用”是桐城派体现出的鲜明特征之一，也反映了桐城派的价值取向，但却不能反映桐城派文化的实质，更没有触及桐城派人文精神的内在。为什么 “与时俱进”或“兼容并包”也不算桐城派的文化品格呢？因为这二者都只是桐城派各个时期“务实”的表现，唯其“务实”，才能在文论与创作、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做到“与时俱进”和“兼容并包”。桐城派诸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屡有创新，继承与创新的螺旋式前进道路，实质上也是不断“求真”的历程。这种“求真”，既是在探索文章创作规律上也是在求学问学术之真谛上孜孜以求，更是对儒家“修齐治平”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与奋斗,以及进而对中华民族、伟大祖国的的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探索。 对于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她）品质高尚或低劣、格局大或小；对于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说它勤劳智慧或质朴尚武；对于文章来说亦有它风格，“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刘大櫆曾提出过“品藻说”，认为“文贵远、文贵变、文贵大、文贵奇、文贵雄、文贵逸……”；对于一个文学流派，当然也有它的品格。只是总结提炼绵延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文化品格，并非易事。如果广大读者觉得“崇文重教，求真务实”这八个字有点接近，于我已荣幸之至。在此借用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所言：“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无论当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桐城派的文化品格》一书）
南京钟山书院姚鼐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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