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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文庙的历史及重要价值，上海文庙管理处2005年撰写的《上海文庙》一文中给出的总结之语是：“上海文庙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的一座祭祀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的庙学合一的古建筑群，是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圣地。自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文庙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期间，四经迁徙，现址于清咸丰五年（1855）移建，占地十七亩许。是上海著名的名胜古迹，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从其他文献看，早在至元三十一年之前，上海文庙已有其雏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一书中收录的《上海县学之记》中称：“上海旧为镇，景定间，里士唐时措、时拱（以）已资买韩氏屋为梓潼祠，尝像先圣先师于祠宫，又建古修堂为诸生肄习之地。至元辛卯，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甲午扁县学。县尹周汝楫洎教谕诸执事，方营建未遑，遇圣上龙飞，首下崇儒之诏。明年改元，浙西廉访签司朱君思诚，按行是邑，适与余偕至。越二月朔，率其属拜殿，时县僚迫以田粮四出，皆不得与邑事。于是寓贵万户费侯，请以己资修葺之。乃饰正殿。完讲堂，起斋舍。不三阅月，沈沈翼翼，如至邹鲁之间，游洙泗之上矣。”
棂星门 宋景定年间，当时的上海只是个镇，上海镇有两位名叫唐时措、唐时拱的乡绅出钱买下韩氏旧宅建起了一座祠堂，他们在祠堂内供奉了孔子像，同时又建房屋做为学生的读书之地。这样的建筑与此后定制的左庙右学基本一致，故而上海文庙的建造时间至少要追溯到南宋。对于这件事，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修订版中有《上海的文庙》一文，该文中亦提及唐氏建文庙之事：“上海之有文庙，迄今已经六百多年了，其间搬移了五次，移到目前这一文庙路上，倒还是近一百年间的事。大约11世纪时，上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成立了上海镇，那时镇上并没有文庙；到了13世纪中叶（宋度宗咸淳年间），镇人唐时措购买韩姓房屋，改建梓潼祠（即文昌阁），图孔圣遗像于祠中，并筑古修堂，作为子弟肄业之地，上海始有镇学，可说是文庙的雏形（今天官坊街左近）。到了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分华亭县东北境五乡为上海县；过了二年，在县署东首，营建县学。次年，建筑完成，有正殿，有讲堂，买邻地造斋舍，庙制大体粗备。1302年，又添筑殿轩，增设大门和学门，重新立圣像，再绘先贤像，前通泮水，架桥其上，这才是文庙，地在今敬业路。”
尊经阁外观 
月台下的盆景 曹聚仁此文中讲到的建庙的历史，以及搬迁的次数与上海文庙管理处所撰之文略有差异，但他仍然认为上海文庙的雏形始于南宋，只是他将宋理宗的景定年间错后为宋度宗的咸淳年间，也有可能是曹聚仁看到了比《上海县学之记》更为翔实的原始史料。进入元代，官府建造文庙的时间，《上海县学之记》称至元辛卯年即1291年，朝廷将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与上海镇合并为上海县。三年之后的1294年，上海县创办县学，县学的主办者乃是县尹周汝楫，而曹聚仁则将文庙的创办时间定为1291年。进入明代，知县刘婉在县学内建造起尊经阁，此阁设于明伦堂之后，钱溥在《尊经阁记略》中称：“邑宰刘侯婉议地于明伦堂北建阁，以贮六经御制诸书及百家子史；而以尊经阁名，经以载道也，侯知经学所当重，创斯阁以尊崇之。”
尊经阁旁建筑 此阁到明末时已经残破，后来因战火而焚毁。叶梦珠在《阅世编》中称：“吾君府学明伦堂后，旧有尊经阁，予犹及见。崇祯之季，阁虽稍残，而巍然雄峙也。后遭兵燹，竟至坍毁，明伦堂亦废。”清初时，县学的尊经阁又再次得以复建，可惜复建的尊经阁在三年后毁于台风，之后的太守竟然用罚款的方式将上海县学内的尊经阁又恢复了起来：“顺治初，廖公文元守松，重建明伦堂，不三载而毁于飓风。颐治十二年己未，太守李茂先正华以听讼，罚庠生唐廷球宝言鼎建，共费八百余金，规制不甚弘丽，至今因之。”为了能够保证县学的维护费用，早在元末，就有僧人舍田给县学，元延祐五年，黄溍所撰《释氏舍田上海县学记碑》就记载了此事，该文首先讲到了县学的创办时间：“上海由镇为县之三年，县始有学；又十年，学始有田；又九年，邑丞王君珪乃改作学于县东若步。延祐元年冬，历山张侯如砥来伊是邦。厥既延见诸生。视其居则斋庐未治也。庖廪未充也。”之后文中又提到邑人浦元、姜济捐私田495亩作为学宫产业。然该碑所记其实主要是元延祐元年释善能上人舍田给上海县学作为经费之事。
金身孔子 关于上海文庙从元代设立，以及在元朝时的增修情况，上海文庙管理处所撰《上海文庙》一文有如下简述：“南宋末年，上海设镇，建镇学。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升格为县。两年后，知县周思楫等在县署东首（今聚奎街）营建县学，未竣。次年，由乡贵万户长费拱辰出资建成；有正殿、讲堂、斋舍等建筑。元大德六年（1302），松江判官张纪、县丞范天桢又添筑殿轩，增设大门、学门，重绘至圣先师像于大成殿，再绘先贤像于两庑；知县辛思仁又筑潭一百三十尺，前通泮水，架桥于上，规模具备。元至大三年（1310），两浙盐运使瞿霆发捐肇家浜（今复兴东路）北岸县衙（今学院路）土地，兴建新文庙。四年后（1314），县丞王珪又将文庙迁回原址，庙制更加扩大；有天光云影池，池中有芹洲，洲上有止庵，还有杏坛、盟欧渚、舞雩桥、洗心亭、酸窝、古井和焦石堂诸胜，并植古松梧竹无数。元至正十一年（1351），知县刘辉又建教谕厅、讲习堂；监县丌奴汉、县丞张议重建庙门斋舍。何缉还在庙左建明伦堂。僧觉元捐田荡六百多庙，作为修葺费用。”这段话中也提到一位法名觉元的僧人捐田达六百多亩作为文庙的日常维护费用，从这些资料来看，至少有两位僧人曾捐出大量田地给文庙，这是何等奇妙之事。上海文庙在明代时的状况，现有资料少有记载，曹聚仁在文中仅称：“有明一代，文庙历有兴修葺治，地址始终在原处，并没移动过。”
魁星阁
进入清代，尤其在康熙末年，上海文庙又得以扩建，同治版《上海县志》载有康熙五十六年蔡嵩所作《重修县学碑记》，此文中讲到了扩建后文庙的状况：“自殿堂斋庑外，所为蕉石堂、酸窝、洗心亭、天光云影池、芹洲、止庵、杏坛、盟鸥渚、舞雩桥，苍松翠柏森然并秀，又有所为养贤堂、致道斋、育英斋、三友轩、射亭、观德堂及东西号房二十二。”到了清咸丰三年，小刀会占领文庙，清军在攻打小刀会的过程中，上海文庙被毁。清咸丰三年八月五日，上海知县袁祖德率文武官员和地方士绅在文庙举行秋日丁祭，刘丽川带领小刀会化妆后从东门进入，上海文庙管理处所撰之文中写道：“清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举事就是在文庙开始的。时值农历八月初五（公历9月7日）正式祭祀孔子的秋日‘丁祭’。上海县官袁祖德率领同僚在文庙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时，小刀会起义军乔装打扮混入文庙乘机举事，县官袁祖德道台不服起义军，被斩首示众。起义军冲出文庙，一举攻占了整个上海县城。起义军首领刘丽川便以文庙明伦堂为指挥部，以文庙魁星阁为义军的了望塔，组织和领导义军斗争，多次打败清兵的反扑，坚持占领县城达十七个月之久。”
魁星阁前的景致 关于当时的情形，曹晟在其所撰《癸丑八月初五上丁助祭文庙警即事》一诗中描绘道：“整肃冠夜四更，妖言转笑昨宵轻。出门惟讶街无柝，入庙已知殿列牲。三献将行诸事集，一言告警众人惊。可怜与祭诸君子，云散风流次第行。”小刀会占领文庙后，就将这里作为大本营，黄本铨所撰《枭林小史》中称：“初，刘贼伪辕在敬业书院，既而迁明伦堂，常登文星阁，瞰城外，遂拆大成殿以广其居。”看来刘丽川将大成殿给拆毁了。咸丰五年元旦，清军收复上海时，其炮火要毁掉了大部分文庙建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上海名建筑志》中写道：“清咸丰年间，刘丽川在上海地方官员聚集文庙祭祀孔子之际发动起义。起义军头包红巾从北门和小东门胜利地攻入上海县城，杀知县袁祖德，擒道台吴健彰。清咸丰三年，即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将学宫作为指挥部。咸丰四年，文庙被清军炮火击毁。咸丰五年小刀会突围出城，学宫为入城之清兵焚毁。”
魁星阁对面的古建
平乱之后的文庙残破不堪，转年上海当地官员想搞丁祭时，发现文庙内的各种祭器全部丢失，曹晟在《红乱纪事草》中讲述道：“文庙前为贼窟，克复后又遭回禄，地既污秽，殿亦无存，议葺书院权奉祀事，尊彝鼎豆一器无存。”但更为倒霉的是，原本已经破败的文庙又遭受了火灾，《上海文庙》一文称：“清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文庙作为义军的指挥部，成为联军攻击目标而毁。当年上海县即集资在原址重建，但开工后，立柱遇火烧毁而被迫停工。咸丰五年（1855）再次动工兴建，又遭回禄之灾。人们议论纷纷，以为这是触犯火神，不宜在此复建。后由上海士绅刘枢、李钟瀚提议选在西门内原右提标营驻地重建，占地十七亩有余，耗时一年零一个月；建有大成殿、魁星阁等建筑。”因为两次火灾之故，使得人们迷信了起来，于是有人提议异地重建，恰好上海西门内有明代海防道署废基，于是新的文庙就建造在此处。自此之后，直到今日，上海文庙地点未再改变。异地重建的文庙从咸丰五年七月开工，一年后建成，新的文庙占地28亩，关于新建文庙的状况，同治版《上海县志》有如下描绘：“前为棂星门，进为大成门，又进为大成殿，后为崇圣祠。大成门左右为名宦祠、乡贤祠，棂星门左右为兴贤坊、育才坊。南为宫墙、璧水。学门在其左，学门之内为仪门，仪门之内为明伦堂，堂后为尊经阁，堂东隔河为儒学、署学，土地祠、洒扫局、庖湢咸具。仪门之左为忠义、孝悌祠，右为斋房，四周缭以垣。”
远眺魁星阁 但遗憾的是，上海新文庙刚刚建成仅几年，就又发生了战乱，咸丰十年，太平军进逼上海县，上海县官员感觉难以抵抗太平军的进攻，于是邀请英国和法国士兵入城内协防，这些士兵驻扎在文庙之内，为此管理文庙者将神牌等暂时移到了关帝庙。同治三年六月，英法部队撤离文庙，但文庙内的设施大多被毁。道台丁日昌看到文庙被损情况后颇为痛心，他认为这些洋兵因为不懂得中国传统，所以毁坏文庙内的物品不足为怪，但是本土官员面对文庙的残破情况，难道不觉得羞愧吗：“西人不识学之为学，固不足怪。司兹土者，能无恧乎？”（《同治六年三月苏松太道应宝时重修上海县学记》）于是倡捐修葺文庙。同治五年，道台应宝时又将文庙进行全面整修，同时添置了祭器。上海文庙又恢复了旧观。关于上海文庙在民国年间的状况，张国鹏所撰硕士论文《政权与信仰变革下的民国文庙——以上海文庙为考察中心（1911-1934）》所论最为详尽，故以下引文大多转录自该论文。到清末时期，文庙依然是官员士绅心中的圣地，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七日的《申报》中刊发了《丁祭志盛》一文，从此文可窥得当时文庙祭祀之盛况：昨日为文庙丁祭之期，届时关道宪聂仲芳观察，率同松海防刘乙笙司马、上海县黄爱棠大令、学师宣琴山广文、水利厅林少尹、东厅吕二尹、捕厅蔡少尉、提右营廖楚材参戎、城守营程厚庵守戎等，以及佾舞诸生，莫不整肃衣冠，恪恭将事。于五鼓时恭诣西门内大成殿，随班行礼，次及两庑先贤前。陈太牢之供，举释菜之典。时则鼎彝悉备，管龠具陈。舞则按部就班，乐则和声依咏。旁观者甚形拥挤，莫不叹为观止。历二点钟之久，然后由读祝者宣读祝文，礼始告成。各官咸入侧室小憩片时，随分道鸣驺而返，时则旭日一轮已照遍大千世界矣。以上叙述的是当地官员搞丁祭时的情形，而上海文庙内的乡贤祠能够列牌其中，也是极荣耀之事。1911年6月20日《申报》刊发了《曹一士入祀乡贤志盛》的报道：“是晨九时，由曹氏宗祠起行。有西城学堂及贫民学堂职员学生列队恭送，曹氏族人或公服或常服衣冠，步送仪仗甚盛。所过之处，曹氏族人及邑绅多设香案致敬。抵文庙时，本邑士绅衣冠恭候。至明伦堂社学师行礼毕，即奉牌位至大成殿阶下行谒圣礼，复奉至大成门侧乡贤祠安供。田邑尊、社学师先行致祭，绅士族人等依次行礼而退。西城学堂职员学生复迎曹公遗像至学堂公祭。”这些描绘都可看出文庙在世人中有着何等高的地位，但是随着政权更迭，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辛亥革命使得上海文庙照例举行的丁祭出现了小刀会事件后的首次中断。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会议议决学校不再祭拜孔子议案，张国鹏在论文中写道：“社会偶像由儒家的先贤转向了革命的先烈，在其后于7月31日教育部规定的小学科目表中已废止了读经，并由内务部通令各省，将旧有用于文庙祭祀的各府厅州县学田予以清查，以专充县属小学经费之用。”这个议决对于上海文庙的影响，姚明辉在《废孔教育之大危》中写道：“明辉置身教育，于今十载……而不见孔子学校则自去年始，不与学生拜孔子，亦自去年始。去年何年？孔子诞生两千四百六十三年，即中华元年也。教育者相与谋，不奉孔，不拜孔。”1913年10月24日《申报》刊发的《修葺孔庙议案》一文写到了当时上海孔庙的状况：“光复之初，颇遭蹂躏，至以黉舍为驻兵之地，泮水为饮马之池。丧乱降之自天，斯文因而扫地。今则荆棘弗剪，榛莽塞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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