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第十四」16-17【原文】 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文】 16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死节，而管仲没有死节，这可称为不仁吧？”孔子说：“桓公曾会盟诸侯很多次，都不是倚仗武力（而是依靠诸侯的拥护），这都是管仲的功劳啊！这就是仁了。这就是仁了。” 17 子贡说：“管仲不能算是仁者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非但不能死节，反而去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领导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仍受益其中。要是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沦为夷狄（而失去礼义文明）了。怎能像（不明大义的）普通人那样去践行信义呢？（像召忽那样）自杀殉节，没人会明白他的死（意义何在）。” 【注释】 “子路”，孔门十哲政事科弟子，小孔子九岁。为人刚直，好勇力。 “桓公”，即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应早孔子150年以上，春秋五霸之首。 “公子纠”，齐桓公之兄，曾在鲁国庇护下与齐桓公争位。齐桓公即位后，逼迫鲁国杀掉了公子纠。 “召忽”，曾与管仲共同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被杀后，召忽自杀殉节。 “管仲”，周穆王后裔，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早孔子170余年。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曾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九合诸侯”，指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桓公曾前后十几次会盟诸侯，故“九”非确指，而是极言其多。 “不以兵车”，即不倚仗武力。“以”，倚仗、凭借。 “管仲之力”，管仲的功劳。“力”，此处泛指功劳。 “如其仁”，这就是他的仁德。如，如同，比得上，相当于 “相”，辅佐。此处亦可指百官之长，用作动词，即为……之相。 “霸”，古时诸侯的首领。此处用作动词，即为……之首领。 “匡”，正也。扶正、匡正。 “微”，要没有，要不是。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微斯人，吾谁与归”。 “被发左衽”，古时夷狄的风俗是披散头发，衣襟左掩。此处指沦为夷狄。“被”，音义皆同“披”；“衽”音“认”，衣襟。古时夷狄不尚礼义，是不文明、未开化之人。 “匹夫匹妇”，此处特指不明大义的普通人。似暗指“召忽”。 “谅”，信也。“为谅”，指践行信义。 “自经”，也作“自缢”，上吊自杀。 “沟渎”，通常是都解作沟渠、水道。但沟渠、水道按理并非自缢之所。此处似应指召忽自缢之地“句渎”（音“勾豆”），亦即《史记》中之“笙渎”，在今山东菏泽北。 “莫之知”，即莫知之。此处似应指没人明白召忽之死意义何在。 【评析】 齐桓公就是齐国的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异母弟弟。襄公即位后，行事无常，荒淫无道。鲍叔牙预知齐国将乱，便辅佐小白逃到莒（音“举”）国，管仲、召忽二人则辅佐公子纠逃到鲁国。齐襄公在位十二年被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闻讯后，都急忙起程回国接位。公子纠派管仲率兵于半路截杀公子小白，管仲用箭射中公子小白身上的铜制衣带钩，小白佯死脱身，抢先回到了齐国即位，是为齐桓公。鲁国因受齐桓公的威胁，被迫在“笙渎”这个地方杀掉了公子纠，随行的召忽自杀殉节。而管仲则被其好友鲍叔牙以桓公视管仲为死敌，必欲亲手杀之为借口接回了齐国。因事先已得到了鲍叔牙的极力推荐，故桓公不计前嫌，以厚礼拜管仲为相，并放手让管仲为政。 管仲上任后，提倡举贤任能，重视取信于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革，使齐国国力迅速增强。管仲还提出了“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齐国领导春秋诸侯多次抵御了山戎和狄人的入侵。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或许早已遭受了灭顶之灾，华夏民族也早已沦为了夷狄。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齐桓公出兵救援，燕庄公对此充满感激。齐桓公回国时，燕庄公一直送到了齐国境内。桓公说：“我不是天子，诸侯相送不能出境，我不可以对燕无礼。”于是便把燕君所到之地尽数割让给了燕国，并勉励燕君向燕国的始祖——贤明的召公学习为政之道。诸侯闻知此事后，尽皆拥护齐国。正因如此，齐桓公才能在周天子日渐微弱而诸侯日渐自行其是的春秋时代，不倚仗武力，全凭诸侯的拥护而多次会盟成功，纠正了一些国家违反礼制的行为。是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为天下的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结果的直接受益者，当然少不了民众和民生。是故子曰：“民到于今受其赐”。 著名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先生在其《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中说：“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无论管仲的私德如何，为政的出发点怎样，其捍卫华夏文明和“一匡天下”的事功，在客观上都已利泽天下，也与儒家的仁道追求颇为相合。是故子曰：“如其仁，如其仁”。 对于召忽的殉节，孔子则颇不以为然。但召忽已死，孔子亦不忍具名直斥其非，只是批评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认为只有不明大义的普通人才会那么肤浅地理解和践行信义。而像召忽那样自杀，则实在是没有意义。 生命可贵，未可轻言放弃。虽然如此，孔子仍主张“见危授命”，孟子亦主张“舍生取义”。可见儒家并不畏死，唯须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召忽死之”，不过是徒增桓公之恶，却根本于天下无益；而“管仲不死”，却终得“一匡天下”，使“民到于今受其赐”，不至于“被发左衽”。二人孰优孰劣，岂非一目了然？ 子曰：“主忠信”；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惟以救民为第一要义，故忠信必要有益于天下方为义。若忠信只益于小团体或个人，那就不是义，而是“愚忠”，是“愚信”，是“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子曰：“志于道”，又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参见《善读「论语」4.10》）。故君子理应唯道是从，唯义是取。是故明大义者，应当从道不从君。可以为道舍君，而不可为君弃道。是故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若只知有君，不知有道，而以君死臣随为“义”者，即如召忽之流，是“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子路和子贡之所以疑管仲不仁，就是因为不明白“道”与“君”的关系，以为从君死节即是义。殊不知孔子虽曰“臣事君以忠”，但其真意却是为臣者应尽心竭力辅佐其君行道为仁，而非依附其君，以至于君死臣随。故儒家所忠者是道，而不是君；可死于道，而不必死于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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