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没经历过，风月也只残留了些电影里的长衫马褂瓜皮帽，或撑伞成一景的旗袍印象。 上世纪二十年代，开衩镶边带盘扣的旗袍逐渐流行。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还是旗女之袍？没人说得清楚。 历史上，服饰是分等级的，什么身份如何着装都有明确规定。那叫“昭名分、分等级”。按说，民国时期受共和、民主思潮影响，旧观念也该被扫地出门才对。可清末至民国初年，旗袍的样式那叫一个怪。 清末“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民初的接棒改良却令人眼界大开。不仅领口增高，且越高越为时髦。紧跟其后的还有如自带功能模式的“扫地旗袍”。令接受新思想的女学生们等，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男子的长衫、长袍。 长衫独有的圆领、窄袖、贵族四衩，虽剥离了“长衫大袖舞春风”，视觉却比旗服来得清爽。女子穿长衫，倒也英姿飒爽。 民国男子长衫到了后来还是分了等级。在刚出现时，还得参照国民政府分别在1921、1929和1936年制订的《服制》、《服制条例》及《修正服制条例草案》上的要求。 旗袍分清代、民国和现代三个阶段，民国的旗袍算是承前启后，也最为精致。收藏界里值得收藏的，当属这一时期。而其中的精品，恐怕是连很多南京人也未必知晓的南京土布旗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迎来了全盛时期。裁法和结构显得更为西化，如流行的大开衩是越开越高。同时，对穿着者的要求也变得严苛。 反观男子长衫，本可与旗袍并驾齐驱，甚至还曾一度弯道超车，无奈一路走低成了要面子，无勇无力气，受了委屈不声不响的书生形象代言。 民国时期的文人里，也曾有过不少的小鲜肉，大概也就如那位写出，“轻轻的我走了……”像踮起脚尖偷偷跑掉般的徐志摩。纵是如此，长衫与文人合体的装扮，也显得与时代脱节。清代的积贫积弱沿续到了民国，尚武之风大行其道。 那时多数的文人，就如作家田汉曾说过的那句话，“杀人无力求人懒”。平时一副无事拢袖淡心性的模样，既无法血染征袍，谈不上宿将还山不论兵。最喜的，却是大言兵法论权谋。 民国时期，仍停留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意识当中，文人的嘴辣心不辣，多少也招烦。辛亥革命以来对于长衫不适之言论，便不绝于耳。 冯玉祥就曾公开反对穿长衫，“余反对长袍者，因其妨碍人之自由动作也。余以为长袍应改短一尺，非特别便于动作，且不益与经济。除此人民穷困之时所省材料，大可以有作用。” 这话再明白不过，长衫长袍羁绊动作还浪费布料。1936年的《英文周刊》上，记载有当时南京政府的电文，“民国四月八日南京电，自本月起凡公务人员一律应穿制服，盖政府深信中国长袍，行动不便，而形式亦嫌拖沓，故设计将此旧式之服装废弃也。” 与此同时，旗袍却一路走高，西式剪裁与洋布的应用及从形体上大做文章，不仅打破“旗袍无省”的格局，让身着旗袍也就等同标榜自身与增肥减瘦之事绝缘。 原来长短适中开始变短，下摆收敛上缩至膝，袖口短而腰身小，从旗服只用以遮掩身体，一下子提高到突显女性温婉妩媚之美。 长衫，一直被知识分子视为一种体面与身份象征。就连上海滩的流氓杜月笙，也曾附庸风雅，一身的长衫配折扇。 四十年代，从西服演变而来的中山装与西服一道，携手走进了正服行列，留给长衫的空间愈发狭小。这时的长衫也开始有了所谓的“阶级之分”。 据毛可人在1943年的《长衫阶级西装制服》中记载，“民国时期根据男子着装形态大约可以分长衫阶级、短衫阶级、西装阶级、制服阶级等四个阶级。 长衫阶级通常是教员、书记、测字、账房先生等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或是乡绅。长衫虽也曾有过亦步亦趋地紧跟旗袍玩起了混搭风，可也阻止不了行将淡出历史舞台。 作为中国首例无等级之分的服饰，本以为打破了“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的观念可大放异彩，无奈被贴标签又生不逢时。 最终，民国的长衫、旗袍，一个黯然离场，一个活色生香。现今对于长衫的印象大概也只留存在对其情有独终或一直坚守的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大师的身上了。 民国的长衫马褂终究还是比不过一袭旗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