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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是《明史·隐逸传》中不多的隐士之一，其隐逸之情较为纯粹，表现出知行一致的特点。其后的祝允明、文徵明等人的隐逸则有了新的特点，他们隐逸于其熟悉的城市，逃避于喜爱的书画艺术世界中。 诗歌创作中多处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着重抒发自我之性灵，个性主义凸显。明中期吴中派诗人认为，陶渊明的隐逸生活方式是自适的，是与仕宦生涯隔离的。在隐逸生活中，他们和陶诗、用陶韵，表现出了对陶诗的重视与推崇。 明代中期弘、正年间活跃于苏州的吴中文人群体，文学史一般称之为“吴中派”。学界对明中期吴中派的研究向来着重于其书画创作，其实，他们的诗文创作成就不亚于书画创作。时人吴宽曾说沈周“诗余发为图绘”。 其后，“吴中派”代表人物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人与沈周情况相近，也是诗文书画俱佳。由于时代的变迁，以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人为代表的明中期吴中派文人虽继承了吴中的隐逸传统，但也表现出了与此前隐逸不同的特点。 特别是科举制度给吴中士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文徵明、祝允明等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久试而不第，他们内心深处遂萌生对隐逸的偏爱。而他们的隐逸则选择他们熟悉的城市，逃避于他们喜爱的书画艺术世界之中。 吴中隐逸传统由来已久。吴中都穆《南濠诗话》曾载元末杨维桢（字廉夫）拒绝张士诚征召一事： 张士诚据吴中，东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杨廉夫一人，士诚无以为计。一日，闻其来吴，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宾贤馆中。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甚说，即命饮以御酒。酒半，廉夫作诗云：“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士诚得诗，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1] 杨维桢有较为浓重的隐逸之思，不但对张士诚之召毫无兴趣，入明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召他修礼乐书，他亦不甚挂怀，且言：“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2]7309并作《老客妇谣》，有云：“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意在说明自己身为元臣，不再出仕新朝。关于吴中隐逸传统及特点，祝允明《金孟愚先生家传》赞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赞曰：遁之时义，以遗世自善为是者，必与斯人寡群，亦势尔也。然而有不尽绝世，念孔氏，亦与之耳。吴最多隐君子，若杜公者，函中蹈靖，何其凤德之盛与！其一于狷独者，邢氏与故沈诚希明。有名隐而专与世事者，赵同鲁与哲，顾亮亦然，而金孟愚乃略同之。亦各从其志也。今杜、赵之后，乃涉荣涂，邢、顾、沈皆无闻。金之子成性，守素慕文，不令家声委地，辑述先事甚勤，又乞余特传之，亦孝矣哉。[3]372-373 赞语中提到的杜琼、邢量、沈诚、赵同鲁与顾亮等人，皆为吴中著名隐士。祝氏此处也指出了明中期隐者的新特点，那就是“不尽绝世，念孔氏”之所谓“儒隐”。这些隐士与先前隐士较大不同在于，先前隐士大多隐匿于山林田园，不问家事世事，而杜琼等则多居住市井之间，与东汉郭林宗相似。 吴宽《杜东原先生墓表》评杜琼说：“先生，今世之隐君子也。学不在于为文而已，行修家庭而伦理蔼然以厚；教不止于授徒而已，化及乡闾而风旨超然。以高色清，而夷凡贤愚不齐之人，皆可与语。” 杜琼于乡间，学不只在于为文，教不也止于授徒，而且行修家庭、教化乡里，堪为此时期“儒隐”之代表。除了“儒隐”，还有一种隐士也与前代隐士不同，那就是“市隐”。 文徵明《顾春潜先生传》一文中所描写的顾春潜先生即为一位“市隐”者：“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而春潜既仕有官，且尝宣力于时，而随缘里井，未始异于人人，而以为潜，得微有盭乎？虽然，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常为建始参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为处士，其志有在也。”[4]634  顾春潜曾出仕为官，回归乡里也未始异于人，有人怀疑他是否为隐士，文徵明以陶渊明为例，指出有隐志即可称为隐士，不能只看其行迹。 此时期吴中派文人与明初吴中派有联系也有区别，他们继承了吴中的隐逸传统又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用诗歌抒写着其隐逸生活情趣，对陶诗多有接受。 一、采菊见南山 赋诗临清流 ——沈周的陶诗接受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终生不仕，入《明史 · 隐逸传》。沈周深受家族隐逸传统影响。其祖父沈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款宾，人拟之顾仲瑛”[2]7630。其伯父沈贞、父沈恒“并抗隐。构有竹居，兄弟读书其中，工诗善画，臧获亦解文墨”[2]7630。  可见，沈氏家族有深厚的隐逸传统。因此，当郡守欲荐沈周贤良时，其决意隐遁，有不与世俗相合的原因，也有家族影响的因素。沈周被列入《明史 · 隐逸传》，但其隐逸方式及心态与传统隐士有着较大的不同。 张 《石田诗选跋》云：“石田先生逸民也。古之逸民，如《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而先生则不然，身在田野，乃心罔不在庙堂；虽曰遯世无闷，而忧时悯俗之志，未尝去诸方寸也。” 沈周《市隐》一诗认为，隐逸不只是遁居终南山，住此城中亦为甘。“浩荡□门心自静”，颇有陶渊明“心远地自偏”之意。诗云： 莫言嘉遯独终南，即此城中住亦甘。浩荡□门心自静，滑稽玩世估仍堪。壶公溷世无人识，周令移文好自惭。酷爱林泉图上见，生嫌官府酒边谈。经车过马常无数，扫地焚香日载三。市脯不都供座客，户佣还喜走丁男。檐头沐发风初到，楼角摊书月半含。蜗壁雨深留篆看，燕巢春暖忌僮探。时来卜肆听论易，偶见邻家问养蚕。为报山公休荐达，只今双鬓已毵毵。 既为隐士，沈周的诗歌创作较多地表现出对陶渊明的推崇及对陶诗意象的运用，或者有意用陶韵，有的诗歌从整体诗风上向陶诗学习，表现出平淡自然的风格。其《闲居》诗云： 残书满屋迹堪埋，俯仰宁求与世谐。贫贱自安愚者分，毁誉何挠老年怀。小篇铅椠时时课，粝饭齑羮日日斋。外慕素空尘梦绝，庭前似厌有高槐。 诗人残书满屋，贫贱自安，不计名利，陶醉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与陶渊明一样，追求一种随缘自适的生活境界。沈周还有一首《闲居》诗云：“心与陶翁有相得，时歌吾亦爱吾庐。”  心与渊明相得，生活也如归隐后的渊明一般闲适。隐士的生活中，读书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沈周读书涉猎广泛，文徵明说沈周：“自群经而下，若诸史、子、集，若释、老，若稗官小说，莫不贯总淹浃，其所得悉以资于诗。”[4]583在沈周广泛的阅读范围中，陶集无疑备受重视。《石田诗选》卷八录有其《读陶诗二首》，诗曰： 采菊见南山，赋诗临清流。偶耳与物会，微言适相酬。浩荡思惟表，其心共天游。江不阻水逝，天不碍云浮。后人涉雕琢，七窍混沌愁。掩卷三太息，至山莫容丘。 元气本无声，宣和偶宫征。沨沨合自然，其音无沾滞。流之天地间，六代激绮靡。遡观删余什，雅岂不在是。后来庶有知，韦柳实兴起。更后邈无人，斯文止于此。 沈周说陶诗境界高超，韵律自然，与后人故意雕斫之诗迥异，后世只有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能得陶诗精髓。给陶诗以极高之评价。文徵明说沈周：“其诗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所拟莫不合作。”[4]583 文氏认为沈诗学习了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祝允明则认为沈周诗宗法对象有着较大的变化，早年学唐，后又宗宋，晚年仍归之于唐。[3]530-531张鈇则认为沈周诗学老杜。诸氏所论，各主一说。我们认为以沈周之随性，早年或许宗法某代某人之诗，待其自己风格形成之后，则不再那么模仿前人了。  “四库馆臣”评沈周诗说：“挥洒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栖心丘壑，名利两忘，风月往还，烟云供养。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兴于町畦之外，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之以绳削，其于诗也，亦可谓‘教外别传’矣。”[5]2299自写天趣、不雕不琢、自然拔俗之诗很难说不受陶诗影响。沈周说“心与陶翁有相得”，我们认为其诗也应与陶翁有相得。 二、衔觞辄忘世 何似栗里陶 ——文徵明的陶诗接受 黄卓越先生在谈到明中叶吴中派隐逸传统时指出，沈周一辈的隐逸与其后的文徵明、祝允明辈有重大的差异。他说：“如果说沈周辈的隐逸之情是一种单一层次上的心理发露，并有其知行一致之处，那么至文、祝一代，其隐逸之情便处于心理的多层次结构之中，与其他的心理意识如脱隐之心等是并存与交织的。这也是明中期吴中前后两代人之间的一种重大差异。”[6]  这种认识极有见地。文、祝等人醉心科举，无法摆脱科举的强大诱惑力，但在未中试之前他们皆保有吴中隐逸传统，可以说，隐逸是他们一贯的精神向度，他们自身的生存目标以及自我的价值估量都以此为基础。 十试科场的文徵明与七试科场的祝允明，皆不第，在短暂为宦后又都归乡而居，隐逸成为了他们的终身选择。在隐逸生活中，他们和陶诗、用陶韵，表现出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喜爱之情。下面分述之。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徵明，后更字徵仲，号衡山、停云，长洲人。十试科场，皆失意而归。嘉靖初为翰林待诏，不久即致仕，归乡而居，以翰墨自娱，不复与世事。居乡三十余年，年九十而卒。 文徵明早年与其他士子一样，醉心于科举，难以摆脱科举强大的诱惑力，这是时代使然。久试不售，内心所受之煎熬非亲身经历者所能想象。嘉靖二年（1523），年过五旬的文徵明被征入京，授翰林院待诏。多年来所形成的闲散不羁的心态，使得他与朝中同僚颇不相合。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7]  文徵明作《感怀》以叹之：“五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白头漫赴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4]311 于是，坚决辞官回乡。关于文徵明辞官之原因与经过，其子文嘉《先君行略》有详尽的记载：“先是罗峰张公为温州所拔士，公亦与交。及张将柄用，遂渐远之。公于早朝未尝一日不往。偶跌伤左臂，始注门籍月余。时议礼不合者，言多讦直；于是上怒，悉杖之于朝，往往有至死者。公幸以病不与，乃叹曰：‘吾束发为文，期有所树立，竟不得一第。今亦何能强颜久居此耶？况无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真不安也。’遂谢归。方上疏时，或言：‘公居官已三年，若一考满，当得恩泽，或可进阶。’公笑而不答，竟不考满而归，时丙戌冬也。”[4]1725 时为冬日，河冻舟胶，不可立行，于是与黄泰泉公同守冻潞河，待明年春天冰解乃归。由此可见，文徵明入朝之失望与归心之急切。“到家，筑室于舍东，名玉磬山房。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于是四方求请者纷至，公亦随以应之，未尝厌倦。惟诸王府以币交者，绝不与通；及豪贵人所请，多不能副其望。曰：‘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4]1725 王世贞《文先生传》记载略同。《明史·文苑传》也说：“（其归乡后）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2]7362归乡之后的文徵明寻找到了自由，也找回了自信。其不与诸王豪贵结交的傲岸也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归乡之后的文徵明表现出了对陶渊明的喜爱，自号“停云”，居所有“停云馆”。陶渊明有《停云》诗，其序曰：“停云，思亲友也。”[8]1文徵明《初归检理停云馆有感》，写于辞官归乡后不久，诗云： 京尘两月暗征衫，此日停云一解颜。道路何如故乡好，琴书能待主人还。已过壮岁悲华发，敢负明时问碧山。百事不营惟美睡，黄花时节雨班班。[4]266 归乡后居于停云馆，有琴书可娱，无京尘暗衫，百事不问，悠然自得，在停云馆里才得解颜。那种摆脱樊笼、重返自然的喜悦之情，堪比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的发抒。文徵明作于停云馆的诗歌还有《人日停云馆小集》《停云馆燕坐有怀昌国》二首，皆描写归隐之情趣。文徵明推崇渊明其人，亦好其诗。其集中明确标明有次渊明韵之诗有三首： 端居念物化，草屋秋风生。白云从东来，因之感浮名。素发已充领，世欲移聪明。穷无致用资，安事蜚英声。尘埃失故步，老大怀弱龄。菁华不复妍，白日已西倾。抚时不能忘，徙倚当前荣。寒花媚幽歜，怅然伤我情。怆兹霜露早，宁知岁功成。（《九日闲居用渊明韵》）[4]35 时叙不容淹，忽忽寒暑交。矧余蒲柳姿，望秋已先凋。山林乐闲旷，势途利崇高。人性各有适，奚但壤与霄。爰以一日欢，酬此卒岁劳。古来明哲士，取材不遗焦。衔觞辄忘世，何似栗里陶。得酒且复乐，安能待来朝。（《九日游双塔院次渊明已酉九日韵》）[4]49 季秋气未肃，鸣禽尚交交。澄空霜华薄，木叶不尽雕。抚舆陟前冈，不觉身已高。回视平湖东，逸峰耸晴霄。但欣双目明，宁辞一身劳。物理会有穷，何以心烦焦。世情共扰扰，吾乐方陶陶。达人悟迁化，千载犹一朝。（《十日游治平寺再迭前韵》）[4]49 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对浮名的厌弃，对陶陶之乐追求的旷达心情，在这些诗歌中一览无余，真实地表达了他归隐后的心态。文徵明有些诗歌虽不标明效陶或者和陶，但无论是诗歌语言还是意境，直至诗歌所表达的对生命的感悟，都与陶诗有惊人的相似。如： 晩得酒中趣，三杯时畅然。难忘是花下，何物胜樽前。世事有千变，人生无百年。还应骑马客，输我北窗眠。（《对酒》）[4]113 明经三十载，潦倒雪盈簪。疾病乘虚入，摧颓觉老侵。安心方外药，适趣个中琴。淡泊穷生计，高人独赏音。（《病中四首》其三）[4]110 其诗酒之隐逸生活、孤傲之心态、安贫乐道之个性在诗中一再抒写。“席门环堵心如水，莫笑渊明不讳贫”（《答吴次明》）[4]213，文徵明归隐乡间，虽无渊明归隐后生活的困窘，但其内心是相通的。“淡泊穷生计，高人独赏音”，作者是把自己和渊明同看作高人了吧。高人的隐逸生活总是相似的，陶渊明云“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8]335，文徵明亦云“陋巷还车马”。 陋巷还车马，高斋漫简编。尘埃销短日，雨雪入残年。揽照空双鬓，探囊有一钱。西风洒修竹，吾意已萧然。（《岁暮闲居》）[4]107 扫地焚香习燕清，萧然一室谢将迎。坐移白日窗间影，睡起春禽竹外声。心远自应人境寂，道深殊觉世缘轻。却怜不及濂溪子，能任窗前草自生。（《静隐》）[4]993-994 桑麻鸡犬自成村，天遣渔郎得问津。世上神仙知不远，桃花只待有缘人。（《桃源图》）[4]404 晩禾垂穗野田平，九日登临宿雨晴。出郭由来少尘事，逢僧聊得话浮生。秋霜落木黄花节，破帽西风白发情。却喜东林能破戒，提瓶沽酒醉渊明。（《九日娄门胜感寺》）[4]340 文徵明以萧然之心态描写高斋陋巷、桑麻鸡犬、落木黄花，这些都是陶诗常用意象。“心远自应人境寂”，确有渊明“心远地自偏”之境。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文徵明曾告何良俊说：“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音也。”[9]王世贞《文先生传》说：“先生好为诗，傅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认为文徵明诗学柳宗元、白居易、苏轼等人。清人陈田则否定王氏说法，认为文徵明诗“和平蕴藉，于风雅为近，奚必以模宋范唐，自矜优孟衣冠耶！”陈田认为，文徵明诗和平蕴藉，颇具风雅之姿，不必说其模仿宋唐。我们认为，文徵明七律诗受陆游影响较大，而五言诗则古雅有致，其中陶诗的影响不可小觑。 作为书画大家的文徵明，其对陶诗的接受不只是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的书画作品中也有较多的陶渊明抒写，往哲时贤多有所论，兹不赘述。 三、提壶挂舟旁 还戴漉酒巾 ——祝允明的陶诗接受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人。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后久之不第。正德五年（1510），55 岁才得授广东兴宁知县，以名稍迁应天通判，谢病归。嘉靖六年（1527）卒。 祝允明少有壮志，但久试不售，逐渐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现实，隐居家乡。他内观自省，重视自我。他在《丁未年生日序》一文中曾说：“放意溟涬，则埃壒不容；帖息滓秽，则肝肾弗克。茫茫下土，谁则同心；汤汤巨波，独也遐逝。”[3]455 他认为，如果放任天性，不以礼法为意，就不会被世俗所容；如果顺从世俗，则又“肝肾弗克”，不能忍受。所以，他在《答张天赋秀才书》中说：“仆诚不善仕，其故大帅不能克己，不能徇人，不能作伪，不能忍心。”[3]291 《明史》本传称其“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2]7352正始时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好友山涛的引荐，有“七不堪”之论，言说自己不能忍受官场生活。祝允明对此非常赞赏，他在《嵇叔夜七不堪论》一文中说：“嗟夫！忍情徇世，颠失道职也者，其无死乎哉？杀而弗辱者，嵇生甘哉之愿也。”[3]265 不过，祝允明在 55 岁时还是接受了兴宁县令的任命，“吾年五十五，始受一县寄。……只应尽素衷，玄鉴不可悖。一区石湖水，渔舟早相伺”[3]74。兴宁任上，祝允明尽职尽责，以名迁应天通判，不久辞归。由此可见，祝允明是一个追求自然、放任天性的自由旷达之士，王夫之直呼其为“狂汉”[10]。  《四库全书总目 · 怀星堂集》提要云：“顾璘《国宝新编》称允明学务师古，吐词命意，迥绝俗界。效齐梁月露之体，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陆。其推挹诚为过当。然允明诗取材颇富，造语颇妍，下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体。”[5]2308 “四库馆臣”认为顾璘对祝允明诗歌推挹过当，但同时也承认，允明诗歌取材丰富、对晚唐、六朝诗歌多有所宗，能成其一体。陶诗作为六朝诗中的杰出代表，对祝允明诗歌创作影响也较为突出。 祝允明对陶诗的诗史地位给予过非常高的评价。其《祝子罪知录》论及汉魏六朝五言诗史时说：“诗达经外，猗与士乎，作之者也，其亦能言之圣哉。况又一制之间，还能变化，各臻妙地，亦故殊科。是故其为五言也，汉家肯构，接武之，是西京一格也，东都少辨，犹当弟昆，亦一格也，曹一格也（谓魏），马、刘一格也（晋宋），二萧一格也（齐梁），陈、杨少靡，当萧附庸（陈隋）。陶信自挺，要冠其代（渊明迥然尘表，然不可谓二汉一门，所以云尔）。” 祝允明认为，陶渊明迥然尘表，其五言诗歌为汉魏六朝五言之冠冕，与两汉五言迥异。给予陶诗高度评价，也为晚明许学夷等人陶诗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祝允明表现出对陶诗的极大喜爱。 40 岁时曾作《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诗前有小序：“仆本拙讷，缪干时名。两年之间，三谒京国。游趣既倦，风埃黯然。舟中有二苏《和陶诗》，夜灯独酌，读其《饮酒》二十篇，不胜怅慨，聊复倚和。”[3]62 祝允明少有壮志，科举成功而入仕为官成为他实现壮志的唯一途径，使得他无法逃脱科举的诱惑，“士生三代后，干名本其情”[3]62。但久试不售，心态焦灼，身心俱疲。 其《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3]62-65正是作于其倦游之时。在这组诗中，他思归故乡的慨叹、超然豁达的胸怀以及追求任真的志向都表露无遗，兹录几首如下： 回首望乡井，窅在东南隅。倦鸟不出林，胡为涉川涂？冬半多北风，疲马不奈驱。昔行气长健，兹来感有余。园田苟可治，岂不怀安居？（其十）[3]63 知我不暂舍，举眼天日白。默然便归化，亦复何足惜。（其十五）[3]64 提壶挂舟傍，还戴漉酒巾。何必访巢许？今古皆斯人。（其二十）[3]65 诗中对乡井家室充满深深的怀念，对转蓬似的羁旅也有着深深的怨念。“三岁凡五出”[3]63，还不如巢中的禽鸟，不受霜霰风雨的吹打。虽然如此，祝允明在该组诗中也表达了他旷达的胸怀。“天运实为尔，通塞任所之”[3]63、“默然便归化，亦复何足惜”[3]64、“何必访巢许？今古皆斯人”[3]65等诗句都可以看出他豁达的气度。“提壶挂舟傍，还戴漉酒巾”，不正是陶渊明式的生活吗？ 祝允明受庄子思想影响较为明显。在生活中，他常以庄子式的生活方式消解世间的纷扰，他曾写道：“秋日与客午食罢，客去，席地而卧。既交关未息，喜怒亘怀，寐去易境，情随见迁，寤而更追昔事，以为真喜怒，亦能知其妄矣。时仰视庭下，木阴过半，日加申矣。内外寂谧，悦怿无限，谓境加美加恶，咸不是适焉。世何负于人哉？廓然感荷，第未及坐忘耳。”[3]457 这一点在《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也多有表述： 大道本一致，无问寂与喧。每有希夷时，不见耳目偏。逝水喜东流，浮云忘故山。美人隔秋风，涉江耻空还。旦莫或遇之，庄周有遗言。（其五）[3]62-63 客来相话言，言多非与是。问我谁适从？我不识誉毁。幸客来相过，惟能默饮尔。随意翻瓦盆，不解弹绿绮。（其六）[3]63 这两首诗都表达了庄子万物一齐、超越是非的思想。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相连，章法深于布置，颇显淋漓变幻之姿。祝允明和诗虽不及陶诗，但也能多方面、多层次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与豁达气度。与陶诗不同的是，祝诗少了陶诗的平淡朴厚而多了些许豪放之气。祝允明崇敬千年之前的陶渊明，其诗歌中多次出现渊明字号。如： 荷锄欣种渊明田，坦腹还如懒孝先。登山自蜡平生屐，载酒时过远近船。（《次韵表弟蒋煜及门生翁敏见赠，喜予归田之作四首》其二）[3]139 水鉴求才事自公，徒令寂寂笑英雄。山斋一枕渊明梦，开眼犹惭七里封。（《和王太学见赠四首》其一）[3]151 达者端居东海边，重楼高榻卧风烟。想应草木扶疏下，和得渊明孟夏篇。（《口占寄陆三》）[3]188 水南雄市万尘趋，水北还容陋巷居。三尺素桐陶靖节，百篇华赋马相如。心抛世俗争为事，手录前贤未见书。欲继姓名高士传，怕君嫌我近睢盱。（《赠俞隐居》）[3]162 祝诗中多处表达对渊明生活方式的羡慕，种渊明田，做渊明梦，和渊明诗，弹渊明琴。他们相隔千年，却显得如此亲近，祝允明也可谓渊明的隔代知音。渊明爱菊，祝允明千余首诗歌中也多次描写菊花，如《菊圃》： 高情别自有风期，爱是霜余露后姿。靖节以来知者寡，天随而下舍君谁？夸奇直欲盈千品，寄兴何妨只一枝。闲处若能为续谱，也堪书尾附吾诗。[3]202 菊之高情，也是己之高情，但这份高情少为人知，渊明以来知者甚少，祝允明引渊明为知己，是在强调自己能够欣赏这份高情吧。诗人借菊自喻，表达了自己与世俗不同的高风亮节。 祝允明写与朋友的诗也常以渊明比之。这些发自肺腑的诗歌真实地表现出他与朋友的真情。其《怀知诗》是写与知心朋友的一组诗，序文称：“卧病泊然，缅怀平生，知爱遂各为一诗，少长隐显，远近存没，皆非所计，只以心腑之真。”[3]86 如作与顾荣夫的一首： 鸡山燕市每依依，此日都抛入洛衣。家近郁林公旧隐，门如彭泽令初归。空怜旧社惟君密，却笑无车访我稀。最爱沧浪池水好，几时同坐一方矶。[3]87 顾荣夫归隐，祝允明说其与陶潜初归一般。其他答赠朋友的诗也多以渊明风情形容朋友，如： 千古高风一日还，摩挲尘眼对清颜。且烦元亮为彭泽，终使羊公重岘山。渤海未容蠡瓣测，女萝犹许菟丝攀。劳君乞与山阴谱，借取仁言此谕顽。[3]192 青眼摩挲醉袂分，那堪客里别夫君。风情好似陶彭泽，官职常如郑广文。[3]193 祝允明作为明中期吴中成就较高的诗人与嘉靖六朝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从诗歌理论方面推崇陶诗，“陶信自挺，要冠其代”，认为陶渊明迥然尘表，不可谓二汉一门，给予陶诗以极高的诗史地位。 在创作实践中，祝允明也处处表现出对陶诗的喜爱，欣赏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喜欢在诗歌中运用陶诗意象、渊明字号。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祝诗与陶诗的整体风格有些差异，少了陶诗的平淡朴厚，多了些豪迈豁达之气。 四、结语 总之，明中期吴中诗人继承吴中的隐逸传统，但又流连于世俗生活，大部分人表现出对自然与世俗生活的向往。他们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又在某种层面上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之情，诗歌中多处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以之取代在仕宦生涯中无法达到的快乐，这种对边缘性生存状态的肯定，成了他们人生快乐的重要来源。 在诗学理论上，他们着重抒发自我之性灵，个性主义凸显。祝允明曾批评当时文人诡谈性理、绝意古学的行为，表达其文学解放的思想。他说：“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以为拔类；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就使自成语录，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试夺千魁，竟亦何用？呜呼！以是谓学诚所不解，吾犯众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己有所为焉。”[3]293 由此看来，祝氏讲求文学应表达真实之情性，而非高谈性理、绝意古学。在此基础上，祝允明诗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复古主义倾向，他论及五言诗时说：“五言独为汉魏为高，爰及六代，亦可择尤而从，随宜以就，唐则姑欲置之。” 对汉魏以及六代五言诗的肯定，盖是其“陶信自挺，要冠其代”评价的诗学基础。另外，吴中文人大多有才情，也讲究才情，在这种心态之下，他们表现出对陶渊明以及诗歌的无比喜爱，认为陶氏的生活方式是自适的，是与仕宦生涯隔离的。吴中派诗人在诗歌理论以及创作实践中都表现出了对陶诗的重视与推崇。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查看 [1] 都穆 . 南濠诗话：卷下 [M]// 周维德 . 全明诗话：第 1 册 . 济南：齐鲁书社，2005：5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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