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麟对火神派的认识及实践

火神派所倡导的扶阳法肇始于《内经》之“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等等所表达的阳主阴从的思想。汉代张仲景则较早地将扶阳法用之于临床，较多应用辛温辛热之品，创立了四逆汤、真武汤等方剂。此后从晋、唐数百年盛行炼丹服食之风至明清温病学派的兴盛，期间医家鲜有对扶阳法的阐述及实践，未能形成系统理论。至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创立火神派，以注重阳气，擅用附子而著称，具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丰富完善了扶阳法的思想体系，经传人卢崇汉、吴佩衡等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当代中医理论中独树一帜，颇受推崇。李学麟业医三十多年，感叹现代人生活方式损伤阳气情况颇多，但对于大剂使用姜附仍心存顾忌，临床上使用的不够大胆。在上世纪末接触到了火神派的思想，有所启发，对阳气的重要性以及扶阳法的临床应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出：“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应该是每一个中医必须达到的要求，因为中医强调的“治病必求于本”的“本”就是指阴阳。在复杂的症状中抓住阴阳二字，可以说是中医辨证的最高境界。

李学麟认为火神派的兴起除了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有其时代的必然性。第一，饮食不节。现代是一个嗜食生冷的时代，由于科技发展，冷饮流行，就连冬天下馆子也都提供冷饮；另外，近来蜀湘风味流行，世人不知过食辛辣亦能耗散阳气，尤其到了冬季，大家惯用辛温之品“暖身”，殊不知，此时与《内经》“秋冬养阴”之规则相违背。阳气就这样被损伤和耗散掉了。

第二，滥用苦寒。自温病学派兴起，寒凉药物的应用已经深人人心，“凉茶”“降火”等已成为大众生活习惯之一，尤其是近来抗生索的滥用，是造成我国人民体质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阳气是生命的根本，苦寒的东西最易伐伤阳气，陈修园曾经说过：“宁事温补，勿用寒凉。”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阳气的特性是生发，是生命的动力，老是去伐伤它，逐渐就动摇了根本。第三，生活起居失常。古时候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同步，处于相和谐的状态，尤其是晚上阳气应该内收潜藏，回归本位。而当今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工作烦劳，生活压力大，夜生活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一旦阳气不能归位，就会慢慢地耗散。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就是这样被糟蹋的，其结果正所谓“阳气者，烦劳则张”、“劳则气耗”。当下临床举目望去，阳热实证的患者甚少，即使有些“上火”，也多是阴火上乘的虚热证，或系气机失于正常的升降出入，导致阳气郁遏所致，不得不辨。

郑钦安认为“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归纳郑钦安擅用姜附子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①广用，凡一切阳虚诸症，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②重用，郑氏用附子常至100~200 g，可谓前无古人，惊世骇俗。

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及李可等辈用附子也常至100 g、200 g 甚至更多。③早用，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④专用，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认为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

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火神派善用姜附的特点为人所熟知，结合临床体会，李学麟认为单从以上几点要做到“善补阳者”还远远不够。

一、扶阳不忘宣通阳气

这是从阳气的特性出发的，《内经》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精”讲的是阳气静的一面，收藏则能养神；“柔”则是阳气动散的一面，春生夏长，方能濡养筋脉全身。“故阳蓄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强调了阳气通畅的重要性。临床上，阳气的不通与不足常会相并出现，仍当注意温阳、通阳两法的结合，共同实现扶阳的目的。“气血流通即是补”，气血流通关键还是在于气的流通。保持气的正常流通，人体的各项功能才正常发挥，各种物质的生成才充足，阳气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持阳气流通，就达到了扶阳气的目的。阳气流通有助于阳气生成，而阳气充足也有助于阳气流通，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生理上如此，病理上也如此。张仲景《伤寒论》的治疗思想中，包括“扶阳法”始终贯穿着“通阳”的思想，如在三阴病中，阳气虚衰严重，甚至上下内外格拒之时，还要借助姜、附等大剂辛热之品和葱白等温通并用，如通脉四逆汤、白通汤及白通加猪胆汤等。因此不论是阳虚还是阳郁，在治疗上以气机通畅无阻，阳气的功能才正常发挥为主要目的。

二、扶阳药物剂量的问题

火神派大剂量应用补阳药可谓惊世骇俗，强调大剂量如同大石投河，力猛效专，认为小剂量应用如同打水漂，有时候会出现“上火”的情况。在这点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有云：“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李学麟认为在阳虚不是十分严重，机体尚余几分生机的时候，可以尝试少用、缓用扶阳之品，逐步加量，微微生火，调动人体机能，如使用炮附子或黑附子等，方药中还可加人巴戟天、淫羊藿、山茱萸等温补之品。

三、扶阳中应用滋阴药的时机

郑钦安积多年经验在“服药须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原则，即“阳旺阴消，邪尽正复，方可了扶阳之品”。他说：“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予以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予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而体健身轻矣”(《医法圆通·卷三》)。在“阳旺阴消，邪尽正复”的原则下，郑钦安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同时顺势提出善后处理方法，即“予以一剂滋阴”。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滋阴之品为何要限定为一剂?多用恐有伤阳之虞，导致阴邪复生。火神派提出的“扶阳抑阴，用阳化阴”原则，李学麟认为在阴阳互根互用理论的指导下，在阴阳两虚的患者中，治疗过程出现阳气回复过程中，即可考虑适当或少量运用滋阴药，不必拘泥于一剂，以免太过辛燥，耗伤本已不足之阴液。总之，扶阳时也要考虑到用阳蓄阴，阴药的运用在于养阴助阳、蓄阳，而不是伤阳，也就是《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的“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之意，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提出的“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就是这一理论在临床运用中的具体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