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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了。——鲁迅 今日见一人评价王羲之说“古人随手写两笔，今人便去精研好几年，是不是有点过了”？听罢不禁想到了鲁迅的这句名言，大概是平庸之人为了找到一些自我安慰，总会用“随手”这类看似谁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去掩盖别人的汗水，就像总有些人把努力的成果冠以天才之名，这样自己心便安了，可以放心的告诉自己，只是天赋不够而已。 王羲之字对初学者来说或不惹人爱，但成了历代追摹的范本，自然也合情理。王羲之于魏晋盛名，魏晋于书史高耸入云，其实本质原因都一样。魏晋书风有着不拘一格的表现形式，像天女撒在是书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 为何魏晋书风近乎道？ 历朝历代的文人名士，嘴里虽吧唧着自家时代养育的果实，心中却想的都是对魏晋作品的心追手摹，这倒一点也不奇怪，多半是因为“文人”特有的属性在作祟。历史如江水，草木各顾自凋零，万物也屁股后边颠颠儿跟着更迭，多数物质都是经不起时间之水的软磨硬泡，随江东去了。 江水之中却有个团体屹立不倒，操着一个“德行”，无论文化如何演变发展，他们似乎从没变过，有着独立人格和独立价值观，洞悉客观真理，却也不放弃对精神自由的挣扎——文人。是文人缔造了书法的发展，而文人最好时代在魏晋，魏晋的文化风气影决定了这个时代所产生的艺术高度，所以后代文人对魏晋书风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文化风气的向往。 身怀“独立人格”和“独立价值观”的人，多数行径不拘一格，异于常人，这也就使得文人们喜当出头鸟，成了与世俗背道而驰的刺儿头。刺儿头们从不怕自己不够刺儿，怕只怕没有刺儿的土壤，以及见不着比自己更刺儿的人，这于刺儿头们的才华来说，是寂寞的，也是可悲的。 魏晋恰好可以成为诸位刺儿头的精神寄托，因为魏晋的文人圈是刺儿头窝。 魏晋产生了“窝”，全在当时的文化风气。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刻在血液里的追求，读好书去当官大概是一种如吃饱了饭必须要喝水似的必然选择，所以当时文化风气的转变源于曹丕时期陈群对“选官”制度的改革。 “察举制”改成“九品中正制”。“察举制”的核心在民间舆论，得舆论者得官位。这种选官制度，伊始自然会得到民间中品性声望俱佳的人才，但舆论不离权者，门阀士族很快就开始散播力量操纵舆论，能操纵舆论就能进一步培植家族势力，稳固家族根基，从而使得东汉时很多官位都是由一些“走后门”的人员填充，无才无德。最后的结果就是，肥了和尚，败了庙门。 陈群改革九品中正制，是选一大小中正，也就是一个声望品性俱佳的高官去地方选拔人才，按家事、德行、才华定级，分别赐官。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用庸人，但也一定程度上落入了一个“评委式的陷阱”。 这点就有意思了。 其实聊了这么半天，并没有聊到书法，因为好多东西是立足于书法之前的。懂得这些，自然明白书法的发展规律。 各行各业，但凡评委是人，则评定结果必然沾染一定的个人主观因素。如选秀节目，专业能力相差无几，则优胜者为评委主观角度更喜欢的一个人。又如书展与画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艺术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评委的个人喜好左右了时风的变化。当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去了解九品中正制对文人的影响。 朝中选一声望俱佳的中正做评委，声望俱佳如何来呢？自然是以当时的评定标准为主，也就是以儒家为主要思想纲领，讲修身齐家治国，讲君臣父子大一统，也就是说谁做的更规矩，德行更高尚，谁就可以下乡当评委。 评委是个难做的活儿，尤其是对一个德行声望俱佳的人。首先这种人有自己的人格追求，有更高一层的精神向往，是脱离开成名基础的，也就是“德行规矩”本身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向往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评委们一开始自然要以自身高标要求候选者，但时间久了难免会疲劳，抑或说如果偶尔见到自己所追求不得的一些精神境界，也会暗自加分。 规矩的上一层是什么呢？就是无规矩但不逾越道德品性，有生于无嘛。评委一看，这孩儿品性不错，有儒家的稳定劲儿，又有天真俊逸不拘一格的行事作风，正是老夫向往的一面儿，所以就容易定级高一些。 评委的喜好知晓了，候选人就知道如何去“打动评委”，这就使得当时想当官的年轻人开始抄近路，学习黄老之术，也就是一些道家思想，崇尚自然与自由。时间一长，学道家思想就从主动迎合变成了文化风向。 这种文化风向下孕育出了啥呢？不守规矩嘛。 王羲之坦腹东床。漂亮闺女他爹来老王家招婿，王氏子弟打扮的花枝招展，都为给未来老岳父留下一个好印象，见面一口一个世伯叫的比亲爹都亲，还不忘抖搂着自己的才华，王羲之也不理这茬，二郎腿一翘，榻上一躺，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挠挠肚皮，爱谁谁。 按常理说，来的即便不是个宰相，也是个世交的长辈，最次哪怕是个客人呢？按照儒家思想也应该端坐问好才对，王羲之可不顾那些，就自顾自挠挠肚皮，扣扣脚丫，管你谁来。 如放一般人看到王羲之这股德行，表面不批评，心中也要感叹这孩儿缺乏教养。但这丞相确实不是一般人，乃是个“德行声望俱佳”的老儒，不但不生气，反而摩拳擦掌，大笑说道：我就欣赏这种脾气的年轻人，不拘一格，好啊好啊，果然不是俗品，就是我年轻时候的翻版，我一定要当你爹，明儿就安排他跟我闺女洞房成亲。 。。。。 然后就有了王献之。 王献之的行径要比王羲之浪荡一些，不仅感情经历丰富，做事风格也比他爹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没几岁的时候看院儿门口刷了大白墙，真白，有点不顺眼，于是拿着大掃酬沾点黄土在上边写上一个丈大的榜书，写完后满意的点点头，这才是这面墙该有的颜色。 王羲之看见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跟邻居炫耀：我儿这字儿写的好啊，以后必能得我真传。 其实这种看似搞笑的行事，在魏晋时期却时比比皆是，二王父子的行为放到今天绝对算被重点整治的刺儿头。但是在魏晋时期反而成了一种思想上的突围，也是书风得以上品的根因。 孙过庭曾批评小王不孝，因儒家标准来否定小王的书法造诣，从上帝视角来看，这显然不合适，但原因没法说明，也没法替小王翻案，在魏晋时期小王的做法是合适的，在唐朝孙过庭也是合适的。 从魏晋的思想转变来看，后世的书法成长过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要以儒家规矩为基础，要以道家自然为追求，最后做到二者兼具，为平正中有险绝，险绝中有稳重。这就是魏晋人书法在极致表现的东西，也是后代文人在极致追求的东西。 “文人书法”在数百年前还没有称为一个独立的门派风格，还代表着学书者对“文人气”的追求，而文人气的来源就是魏晋书风中的一些精神追求。魏晋书法在文人眼里，是一种在规矩之上，极致个性的张扬和表现。 这种思想说简单了是魏晋的时风，说重了其实是书法境界层次的集中体现，后世文人均学今而追古，因为他们在今人得到养分后，足矣去看到书法境界的高低取舍，故而均能在一定能阶段后产生共识，归于魏晋。 书法的境界与思想境界相通，做人规矩是基础，无有束缚是追求，无束缚却不逾规矩是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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