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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积累数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集中爆发；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布伦特原油价格迅速跌破35美元。 在国际形势的衬托下，中国经济的稳定性迅速受到市场的关注；考虑到今年庞大的基建投资需求，一个新的选项诞生——再次开启城投海外发债的进程，让全球资金参与到中国基建中来。 2015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放开了境内企业直接发债的监管，开启了城投海外发债之路。 城投债向来有“信仰”加持，在国内市场颇受欢迎，那么为何要舍近求远、去海外发债呢？ 由于城投债的特殊性，融资平台在国内发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但城投企业只需满足基本财务要求、完成信息披露便可以发行境外城投债。 虽然近期《证券法》修订后对发债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放宽，但由于市场认可度的问题，层级较低的城投仍然很难在目前的形势下完成融资；但低层级城投债在境外的认可度仍然相对较高，有许多区县级、园区平台都在海外成功发行了美元债券。 由于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资信依然存在一定的关联，对平台们来说融到资并不困难，但越来越严的监管政策却让这些资金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金融监管机构的组织架构调整后，针对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监管趋向严格，能够灵活使用的资金显得弥足珍贵。此时海外募资的优势有所显现，虽然国有企业要出海发债依然要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备案登记，但在资金使用上并未有过多的限制，这使得海外募集资金成为了“好用的钱”，极大的促进了平台海外发债的积极性。 由于国内市场的融资环境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融资平台经常面临融资宽松与融资收紧的两极化；较大的平台需要多方位拓展融资渠道，防范融资收紧带来的流动性危机。 因此，到相对稳定的国际融资环境去募集资金，是融资平台在逆周期环境中拓展融资的重要工具，对防范整体风险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经历了几年的尝试后，“城投出海”已不再是个新鲜名词，但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2015年放开城投的海外融资后，在2016年就经历了一轮出海小高峰，其中既有融资平台资金需求的因素，还有外汇储备快速减少的原因。 2016年，我国放开了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一大批企业出海并购。但在金融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采用“内保外贷”的方式募集出海资金；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导致2016年外汇储备全年下降3198.44亿美元，下降幅度为9.6%。 此后为了平衡本国的外汇储备，国资背景企业纷纷开始在境外发行债券，但由于2016年的汇率处在高位，人民币的贬值给这些债券带来了很大的偿还压力，最终又导致海外发债政策逐渐收紧。 那么到了2020年，出海政策会再度放松吗？ 实际上，城投出海在2019年初就已开始复苏。由于2018-2019年的国内融资环境再度收紧，自2019年初，就有许多城投再度开启了海外发债的进程；仅1-5月就有19个发行人发行海外城投债22支，规模为49.74亿美元，其中有10个发行人是首次出海。但由于出海主因是国内政策、融资环境收紧，因此总体发行成本是比较高的。 到了2019年6月，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对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要求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9〕666号），对城投出海作出了新的规范，其中提出： 1.地方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承担外债偿还责任，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外债，不得为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提供担保； 2.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的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仅限用于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外债。 这似乎又再度收紧了城投出海的可能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的内涵出现了变化。 近年来，“城投转型”一直是个重要的话题，但这实际上并不是要划清政府与企业的界限，而是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改革的完善，赋予了城投新的任务和意义。 1.“摘帽”，发布公告，不再承担地方政府的融资职能； 2.建立完善的企业运作机制，以市场化模式运作； 3.置换政府隐性债务，划清政企资金界限。 在城投完成了以上几项任务后，发改666号文就对城投出海不再具有任何限制，仅需要在发债时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备案登记。平台们可以通过海外募资+基建市场化运作，将海外资金投入到地方基建项目中去。 在如今的全球金融环境中，“中国城投”对国际投资人的吸引力大幅增强；同时考虑到目前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低位，各项风险同样很低。 “城投出海”的新契机就此到来，吸引全球资金参与到中国基建中去，或许当下的最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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